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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佛教教育杂谈

     

     
      内容提要:佛教教育有二种模式。一是师徒相授的口口相传教育方式;二是学校课堂知识讲解的教育方式。近现代中国佛教教育模式,以佛学院课堂授课为主,成果累累,培养了许多有用的僧才。能够适合时代,与时代同步的僧才却唯数甚少。对此,作者分析了现代中国佛教教育培养出来的六种人才的情况,指出唯有“不为财色名利的僧人才拟合标准,只是在普度众生方面略有不足”。但是以离开教界行居士护法方向的人才,弘法最得力。所以,现代中国佛教教育,应把居士教育纳入其内,内外并弘,正法久住,实现人间净土。
      作者:项一峰,1965年生,甘肃麦积山石窟艺术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教育无论对自然,对社会,对人类,都是一种有益的方式。今日只要你有机会路过校门,不难从校门两旁的墙壁上看到“国家富强,教育为纲”、“国家兴盛,教育为本”。“社会发展靠科技,科技靠人才,人才靠教育”等视教育为建国安邦、社会进步、民族强盛关键的标语。在这一点上,美国、日本、韩国等东西方先进发达国家,在言行上比较一致,有的国家甚至不惜血本投入去实施教育计划。而我国在这方面现在还显得力不从心。我国的教育,自然也包括佛教教育。
      佛教教育何时开始?可言自释迦牟尼菩提树下苦修六年成道,五比丘初转法轮即已开始。我国的佛教教育活动,当然要从西域高僧大德入汉弘扬佛法的第一天算起。后来历代高僧大德开办译场,讲经说法,乃至本世纪初欧阳竟无先生、太虚法师等人创办的各类佛学院,都属于佛教教育。故佛教教育,自产生以来大体可归纳为二大类。
     
      一、师徒教育:(1)僧人与僧人之间的教育。(2)僧人与居士、善男信女之间的教育。
      二、学校教育: (1)僧人、居士 (亦有非信仰者)与僧人之间的教育。 (2)非信仰者与非信仰者之间的教育,如社会大学中开办的宗教学科。
     
      按现代述语来说,前者为比较高级形态的教育,后者为高级形态的教育。佛教在历史的长河中生存发展至今天,此二类教育模式是不可缺少的。至于二大类中包含的小类教育形式,至今还存在不足。
      师徒教育,是原始佛教教育的基本方式,在佛教教育史中一直延续至今。在今后的佛教教育中还将会继续延续下去。这种古老而原始的教育方式,为佛教的弘传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因为师徒教育方式,是心传、宗续、实践参悟的基本保障。
      佛祖说法,随缘而变,随机而立,化济群生。自印度佛教产生上座部、大众部之别,佛教已萌生不和协,或说带有对立性的教育因素。传至我国,产生了禅、净、密、贤、法相、三论、天台、唯识八大宗系。虽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之盛况,但又不免各自为阵,存在互为不利的影响因素。在封建半封建的中国历史朝代中,由于当时封建统治者不注重普及教育,认为受教育者是少数上中层人的事。故而师徒教育在社会教育占了重要地位。佛教教育中的师徒教育虽然有教无类,但与旧的教育方式一致。
      社会进步发展即将跨入21世纪的大门,教育已被视为富国强民之本,深得社会普遍重视。当今受教育者不是少数人的事,而是每个人的事,师徒教育的众多缺陷性,如知识单一化,被授教育人数过少等,已不能适合当今和未来人们求知的要求,难与时代同步。所以学校教育方式的优势,强劲地显示出来。佛教界的高僧大德也非常注意和重视这一点。当初太虚法师、欧阳竟无先生等人创办的各类学校就是行动的实施。他们为现代和未来的佛教教育开了个好头,指出了佛教教育的正确方向。佛教教育要与社会教育同步,就要适合时代发展的新潮流。 
      佛教教育,在僧伽教育方面,太虚法师的佛教三种革命说,很具时代感。第一是教育革命,针对带有封建宗法烙印的制度和传统制度,主张创办佛教大学,从僧伽中选拔品学兼优者主持各地寺院,以消除帮派林立、等级森严的流弊。第二是教产革命,主张寺院财产公有,兴办教育和社会慈善事业。第三是教理革命,针对中国佛教偏重死后活动,和尚以赴经忏、超度荐亡为职业的流弊,主张人生佛教,注重现生问题,研究宇宙人生的真相。
      太虚法师的三大革命说,应该是当今我国佛教僧伽教育的理论基础。不过太虚法师主要针对的是僧伽教育。佛教徒有四众: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太虚法师重僧伽教育而忽略居士(学者)教育。同时代的欧阳竟无先生却二者兼得,创办的支那内学院,既培养僧才,又培养居士(学者)。如著名的佛教学者熊十力、汤用彤、梁启超等人都是及门弟子。 
      在佛教传弘的整个历史中,僧人占主导地位、作用之大自不必说,僧才的教育培养定当为首,而自释迦在世就有维摩诘大居士护法。《维摩诘经》所言正说明居士护法弘教的重要性。同时也暗示了培养在家教徒的不可忽视。这种僧俗弟子同轨传弘佛法,在中国古代佛教史中却难能读到,是中国佛教教育中的一大遗憾。时至近代杨仁山居士创办金陵刻经处,佛教界方有重视居士弘法的重要性。三中全会以后的开放改革,佛教再度恢复。复苏后的佛教面临的首要问题是佛教人才的培养。十几年来,各地佛学院、培训班、名山大寺培养出一批又一批的佛教僧才,但能适合时代、与时代同步的佛教僧才却为数甚少。对佛教居士(学者)的人才培养实际没有提上日程。佛教四众弟子,佛学水准普遍跟不上。这对现今和未来中国佛教的兴盛,为中国佛教能与整个时代同步,而服务于社会,实现人间佛教,难以胜任。
      近几年笔者有缘参加了些国内、国际性,有关佛教文化的学术研讨会,深感佛教人才之缺乏。有的非佛教界组织召开的会议,不是无教徒参加,就是参加人数占与会代表人数的百分之几。在这仅有的百分之几中,还是非大陆的教徒为主,佛教界(或联合)组织召开的会议,以佛教徒身份参会人数也难以占主导地位。以专业论文水准来看,大陆佛教徒与非大陆佛教徒,及佛教文化研究的专家学者相比,大多水准相距很远。大陆教徒参会者,几乎皆为长者,这不能不使与会者们感到佛教界后继人才紧缺。
      只要稍加调查了解,近十几年来佛教界培养出的僧伽人才并不少。仅就北京中国佛学院及南京栖霞山佛学院、苏州灵隐山佛学院三所国家级高等佛学院来说,培养出佛教僧伽人才近千人。再加上省市级和名山大寺自办的各类佛学院校,今日学就赴工作岗位的人数不少于几千。除极少数从佛教界进入社会单位从事科研和改行工作外,全部在佛教界工作。这些在佛教界工作的僧才,他们究竟在干什么?是否在替佛行道,以身弘法?
      他们在佛教界工作的情况,大概可为以下几种:一、不失僧人身份,经商,赴经忏法会挣钱。二、搞些教务工作,钱虽说不少挣,但是僧俗身份互变不明,落个自由。三、虽不为财色,但为名,僧人身份不变,倒也安份。四、不为财色名利的僧人,如麟角凤毛。他们求悟证而苦行,追真理而奋进。但是他们很少愿意去参加一些社会性的公开活动。芸芸众生,各为所得,各为所求。
      佛学院校培养出的人才要求,是脱俗出世,德才兼备,献身弘法,普度众生的僧才,以上说佛学院校培养出几类人才来讲。唯有教内第四种僧才似合标准,只是在普度众生方面略有点不足。余五类都是佛教教育的“失败”。在五类失败者当中,当首推离开教界行居士护法方向的人才,弘法最得力,他们守居士戒,即遵守佛教戒律,无犯戒之不良现象而间接影响佛教的声誉。他们致力弘扬佛教文化。佛教理论是佛教的精髓。佛教今日在我国及世界众多国家久兴不衰,就是因为佛教理论的博大精深。佛教文化与民族文化相融,已至不可分割。在二种相融的文化中,任何民族在重视自身民族文化的同时,不得不重视佛教文化。不然某些民族文化就会大加逊色,或出现文化断裂。居士们的学识不但为佛教界承认,更为社会所承认。同时证明佛学院培养出的人才与社会其它大学培养出的人才,互为抗争,毫不逊色。如此也是教外弟子弘扬佛法的一种新方式。
      其次当推教内工作的第三类僧人,不为财色,略为名,但言行一致,理论与实践并行并弘。
      一、二两种教内人才,他们为财色,在弘法过程中,起了“像法”作用。有时不免受到人们的讥讽。
      至于改行者,是佛教教育的彻底失败。不过仍不失慈行普度,为社会培养出具有高知识的社会人才,对佛教无大益,但也无害。
      综上所说佛学院校培养的人才,他们今日的所作所行,能充当和担任现在、未来佛教弘法大业。佛教事业前景如何?今天佛教界及从事佛教文化工作的众多有识之士,对佛教进入21世纪后的人才大加忧虑。首要问题是佛教当今如何发展?佛教教育如何培养出适合社会发展的弘法人才?就此笔者将提出几点不成熟的看法:
      一、佛教教育办佛学院校,不能坚守自闭,只培养僧才,应僧俗两类人才兼备。这种办学方式,韩、美、日本等国家已有先例。在我国支那内学院也是尝试。
      二、开办居士佛学院校,培养教内教研人员,并为社会科学研究相关连的学科代培人才。
      三、佛学院校培养出的僧才,根据才能和社会因缘,提供适当的条件,让他们尽能尽智为弘扬佛教大业而尽力。如近十几年来培养出的僧才中,不少有学识,有培养前途的人,因僧缘不足,俗缘不佳,及一些人为的障碍,造成他们弘法力不从心,这是佛教人才的一大浪费。
      四、为现具较高才能的年青僧人,多提供些条件,让他们更进一步进修专业知识,及有关的文化知识。如当今港、台、日等一些僧人,一人拥有几种学业学科的文凭学位。这种培养僧才的教育方法是我们应该学习的。现在的北京大学就有外国僧人在校进修非佛学专业。
      五、佛教界多成立一些研究机构,汇集教内外有志的专家学者,从事佛教系列文化研究,经常举办一些国内国际性的学术研讨会、交流会,促进佛教文化社会化的普及教育,高层次的发展。
      六、佛教的社会化,是当今佛教僧人再不是过着行乞化缘,光靠护法供养生活。他们自食其力。现在提倡“农禅并重”,应该还要提出“商禅并行”。关于“商禅并行”或许招来一些人反对。俗话说“无商不奸”,这个“奸”字会吓倒一大批人,这是犯戒。其实为商不奸的大有人在,而我们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合法合理经商(不是进寺拜佛买门票,自断佛门之香火),这正是对社会“奸商”的一种打击,是促进社会经济繁荣、净化社会的有益之举。
      七、佛教界开办初级文化教育学校,为因各种原因而造成的失学儿童提供就学机会。这是社会公益,亦可为培养未来佛教人才打下基础。如西方的基督教、天主教就办有此类公益学校。
      八、对当今中国佛教如何发展?不少人提出应学习日本的佛教,也有人坚持应学习东南亚一些国家的佛教。日本佛教今日的现状对佛教的传弘虽有众多益处,也有不少弊端。我们不一定非要完全向他们学习。我们应该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找出一个适合于中国佛教发展的路子。如同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搞中国社会主义特色的市场经济一样。按照我国现有的国情发展佛教事业,这就要不失印度、中国佛教的传统,僧人严守戒律,作出表率。另要加强居士(学者)佛教。中国佛教历来以僧人佛教为主,居士佛教只是附属。用现代人流行的话说属“编外”,我们应该将居士佛教纳入“编内”,实行僧人佛教、居士佛教并重,这样不正是扬日本佛教之长,避日本佛教之短,亦不失印度、中国佛教的传统。四众教徒各守己戒,弘扬佛法,实现“人间净土”。
      谋求中国佛教未来的发展,续佛慧命,不是某个别人或某些人力所能为的事,应该是每位佛门弟子首要关心的大事。作为一名佛门弟子,报四恩,诚心提出上述建议,但望能得到更多关心佛教发展有识之士的共鸣。
    作者:项一峰   来源:佛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