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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谈谈僧团建设中的僧伽教育问题

     

     
      内容提要:佛、法、僧三宝是佛教的基础,其中尤以僧宝最为重要。要宏扬佛教,使佛法留驻人间离不开僧伽的作用。二千年的中国佛教,实际上是一部僧宝的历史,到了今天,僧伽仍然显得非常重要。为了未来佛教的发展,我们应当充分重视培养僧伽的力量。僧团建设是佛教传播和发展的最终载体,当前最重要的是培养僧才,提高僧团素质。佛教教育是加强僧团建设的基础,高质量的僧伽人才源于辛勤的教育和培养。做好当代僧伽教育,重要的是办好佛教院校,培养出一批既有广泛知识,又懂佛教的人才,如此方能顺应时代要求,使弘扬佛教与顺应时代潮流相统一。
      关键词:佛教 僧伽 建设 教育
      作者袁家耀,1958年生,安徽省宗教局工作人员。
     
      “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僧团”和“怎样建设僧团”是我国当代佛教事业发展中面临的两大基本问题。前者事关我国佛教事业未来的发展方向,后者直接关系僧伽队伍的成长。笔者认为,僧伽教育在僧团建设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僧团建设应以僧伽教育为关键手段,僧伽教育应以建设高质量的僧团为根本任务。下面笔者就僧团建设中的僧伽教育问题谈谈几点粗浅的看法,供各位大善知识斟酌。
     
      一
     
      为什么要讨论僧团建设问题?
      僧团建设首先是一个历史性的课题。佛教自汉代传入中国,至今已有两千年的历史,两千年来,佛教得以在中国代代传灯,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每一时代,佛教都有能使自己赖以存在于该时代的强大的僧团。佛教作为一种外来宗教,得以在中国生根、开花并结出丰硕的佛果,是因为佛教在中国选择了一条中国化的道路。佛教初传,自汉魏时期附会黄老道术,到魏晋时期的理趣玄学,经过南北朝时期的演变发展,逮至隋唐出现了中国化的佛教宗派,佛教成了中国封建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之一。反观佛教中国化的轨迹,不难看出,佛教中国化的过程就是中国佛教僧团产生和成长的过程。
      魏晋时期,中国佛教僧团以康僧会、佛图澄、慧远、僧肇、道生为代表,他们的学说奠定了佛教中国化的基础。隋唐佛教僧团当以智岂页、玄奘、善导、法藏、慧能为一代宗师,他们在前人的基础上,自成体系,开宗立义,完成了佛教的中国化。以宗喀巴、真可、宏、德清、智旭为代表的明代高僧把中国佛教进一步世俗化,成为芸芸众生生活的一部分。近代中国佛教僧团的代表人物有弘一大师、太虚大师和虚云大师。现代佛教僧团当推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和赵朴初居士为杰出代表。正是由于这些把握着佛教发展时代脉搏的一代代高僧大德,以金刚之志不懈地努力传播着佛教,才使佛教中国化的进程一步一步地向前推进。佛教僧团是中国佛教得以传播和发展的最终载体。
      佛教僧团建设还是一个现实的课题。据《中国的宗教信仰自由状况》白皮书披露,中国佛教的现状是,有佛教寺院13万余座,出家僧尼20万人,其中藏语系佛教的喇嘛、尼姑约12万人,活佛1700余人,寺院3000余座;巴利语系佛教的比丘、长老近万人,寺院1600余座。这一方面表明随着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恢复和落实,我国佛教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另一方面,也向我们提出了培养僧才,建设高素质僧团的现实要求。由于发生于1966年至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佛教遭受了灾难性破坏,佛教僧伽人才一度出现断代。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虽然在佛教方面开展了全面的拨乱反正,建设一支佛教教职人员队伍提上了议事日程,但是从一般意义上说,佛教仍然面临僧才不足的现实问题,甚至在佛教名山家庙、香火僧满足于香火道场的现状也依然存在,能够融通戒、定、慧三学,精研佛教义理的名僧不多,能够在理论上自成体系,独树一帜的佛教高僧更属凤毛麟角,这样的僧团面貌已远远不能够满足现代佛教发展的需要。因此,建设顺应时代潮流的高质量的佛教僧团已经刻不容缓。
     
      二
     
      僧伽教育在僧团建设中有着什么样的位置?
      佛教以佛、法、僧为三宝。自释迦牟尼在菩提树下悟道成佛,便具备了佛宝。释迦牟尼出家修行的根本目的在于寻求人生解脱道路,他在菩提树下所悟道理的核心内容是讲现实世界的苦难和解脱苦难的方法,主要有“四谛”、“八正道”和“十二因缘”学说。其次,又从缘起思想出发,提出了“诸行无常”、“诸法无我”和“涅槃寂静”的学说,构成了原始佛教的基本教义,便具备了法宝。释迦牟尼悟道后,便开始了向外界的说教活动。佛陀最早是在波罗奈斯城外的鹿野苑,向阿若忄乔陈如、阿说示、跋提、十力迦叶和摩诃男拘利五比丘说教四谛、十二因缘、三十七菩提分、五蕴、四禅和三明等学说,五比丘接受了他的教义并皈依了他,成为最初的佛弟子,便具备了僧宝。这次说教,佛教称为初转法轮。初转法轮的根本意义在于建立了最早的佛教僧团,使佛教具备了一种组织形式存在于世间。后来在佛陀长达45年的传教活动中,不断扩大说教范围,僧团也逐渐成长、壮大,推动了佛教的传播和发展。由此看来,僧团建设离不开僧伽教育,僧伽教育是与僧团建设相始终的。
      高质量的佛教僧团是佛教事业兴旺发达的根本保证。高质量的僧团应由高素质的僧伽人才所组成,高素质的僧伽人才来源于辛勤的教育和培养。我国有记载的最早的汉人出家僧侣是东汉灵帝时沙门严佛调。后随着译经事业的发展,佛教僧伽队伍的不断扩大,讲经说法蔚成风气。所谓讲经说法,即为僧伽教育的一种基本形式。如东晋僧人释道安曾到襄阳传法15年,每年讲《放光般若经》,后住长安五重寺传法,受学僧众数千。为了规范僧团,他还制定“僧尼轨范”,为僧团讲经说法,解说生活起居及平日宗教仪式之规定。他曾两次分散徒众,传法四方,对佛教的发展有很大影响。又如道安的弟子慧远于东晋太远六年(381)入庐山,住东林寺,影不出山,迹不入市,孜孜为道,务在弘法,主要宣扬大乘般若学,同时提倡小乘禅数之学,一时四方道俗,靡然从风。后与刘遗民等人倡建白莲社,宣教“弥陀净土法门”,对后世中国佛教影响深远。两晋以来,佛教出现了以道场为基地,聚众讲经说法,融说教与组成僧团于一体,形成独立的门风,表明了我国佛教已逐步走上自成体系和独立发展的道路。隋唐佛教之兴盛,佛教宗派林立局面之形成,应该说是我国佛教奉行僧伽教育与僧团建设并举,寓僧团建设于僧伽教育之中的宣教模式发展的必然结果。
      佛教事业的发展不仅需要一个强大的僧团,而且还需要培养出能够顺应时代潮流的领袖僧团的高僧。僧团建设不在多,更要力戒滥,而在于精,这就给僧伽教育提出了严肃僧团的重任。应当看到,当今之世,政治环境宽松,国家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各种思想意识形态并存,国家奉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这是一个能够造就佛教高僧的时代。但是,也必须看到,市场经济条件下商品经济对佛门的强大冲击,如果僧伽教育不能培养出一批能够超凡脱俗,以出世之志竞入世之业的大德高僧领袖僧团,那么佛教僧团很有可能有相当一部分僧伽会面临被商品大潮所淹没的危境,最终导致佛教走向衰落。
      佛教发展的历史也曾有过明白的昭示,若能造就领袖僧团的高僧,便能推动佛教事业的前进。弘忍大师秉承道信禅师衣钵,定居于黄梅双峰山东山寺,聚徒讲习《金刚般若经》,门人甚众,号“东山法门”,著名弟子有上座僧神秀,行者僧慧能。神秀于弘忍寂后至荆州当阳山玉泉寺弘禅,20余年门人云集。因其在北方传“渐悟”禅学,法系被称为“北宗”。慧能得到弘忍大师衣钵真传,遁迹岭南16年后,前往韶州大梵寺传教说法,弘扬“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顿悟法门,时称“南顿北渐”、“南能北秀”。慧能的得法弟子有南岳怀让、青原行思、荷泽神会、南阳慧忠、永嘉玄觉等四十余人,形成禅宗主流,慧能之后,其得法弟子入主中原,顺应时势,深入民间,大弘禅法,使慧能宗风独尊于天下。
      综上所述,建设一支以弘法利生为己任的僧团,是保证佛法得以传播的基本条件,只有在此基础上,才有可能造就出开时代之先风,领导佛教潮流的高僧。因此,僧伽教育对于僧团建设有着重要的作用,僧团建设以僧伽教育为根本手段,僧伽教育以建设强大的僧团为根本目的。
     
      三
     
      怎样做好僧伽教育这个课题:
      笔者认为,做好僧伽教育,起码要做到两点:一是要继承佛教的优秀文化遗产,发扬佛教优良传统,二是要顺应时代要求,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继承佛教优秀文化遗产,发扬佛教的优良传统,坚持佛教的基本原则,是佛教的生存之本,舍此,佛教将会失去本来面目,顺就时代要求,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则是新形势下佛教的发展之道。佛教顺应时代潮流必须以延续佛教历史文脉为根基,否则没有了佛教文脉,顺应时代潮流就会成为一句空话;弘扬佛教文化传统,必须以顺应时代潮流为动力,否则佛教囿于传统框框,就会僵化,就会失去生机和活力。当然,顺应时代潮流,主要是佛教主动地去适应社会,而不是社会去被动的适应佛教。这里有一则故事很能说明问题。我的一个同事做学生时同他的老师出差,在火车站候车时,老师去厕所方便了。不一会火车开动了,老师高喊“叫火车等等我!”火车没有等他,火车开走了,老师由此生出了许多烦恼。这则真实的故事说明了这样一个道理,如果我们不能顺应时代潮流,最终会被时代所淘汰,所谓时不我待讲的就是这个道理。这里,我们可以把僧伽教育定位在弘扬佛教文化传统与顺应时代潮流相统一的原则基础上。
      目前,我国佛教僧伽教育主要是通过佛教院校来实现的。因此,办好佛教院校对提高僧伽教育质量意义重大。
      佛教院校是培养佛教僧伽人才的场所,首要的是要坚持正确的办学方针,牢固树立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办好宗教院校的指导思想,进一步明确宗教院校的任务是:培养和造就一支热爱祖国,接受党和政府领导,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有宗教学识,立志从事宗教事业,并能联系信教群众的宗教教职人员队伍。为了实现这一办学宗旨,佛教院校应当确立培养能够顺应时代发展要求的僧伽人才的新思路,从现实环境出发,在办学思想、教师队伍、课程设置、政治思想品德教育、行政管理、招生、政审等各个环节进行通盘统筹,统一思想、统一认识、规范教学秩序。要从教务工作的实际出发,依据本院校建制标准,完善以院长、副院长和教务长为核心的院务委员会及其会议制度,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制定教学大纲,统一学制,统一教材,以期达到教学相长,学修并举之目的。要逐步完善教学和生活设施,抓紧院务管理,严肃院风院纪,保持院校清静庄严,努力营造一种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修学氛围。
      僧伽教育应着重做好下列功课:
      一、要进行宗教文化知识教育,树立良好的学风。就我国目前僧伽教育的状况来看,宗教文化课要抓两个环节,一是文化知识课要向广度扩展,一是佛教专业课应向深度进军。学习宗教文化课是使学僧对自己所信仰的宗教有清楚的了解,明白学习佛教专业课是为将来的发展打下根基。学僧只有勤奋好学,把文化知识学到手,才能真正把自己培养成为有宗教学识的僧才。
      二、要进行宗教修持教育,树立良好的道风。学僧在佛学院校必须做到学修并重,僧人在寺院也应做到修学并举。有佛教学识就是僧才,有宗教修持才有僧德。没有学识便不能成为一名好的住持,但没有僧德根本就不配做一名僧人。僧人当依教奉行,以戒为师。僧伽教育的成功之处在于把学僧引导到摆脱世俗纷扰,追求超脱自我的崇高精神境界,真正培养出一批有道风威仪,佛教信众爱戴的僧才。
      三、要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树立爱国至上的信念。爱国主义历来是动员和鼓舞中国人民团结奋斗的一面旗帜,是各族人民和各界群众共同的精神支柱。佛教界有着光荣的爱国主义传统,我们一定要继承、发扬并光大这个传统,要象弘一大师那样,以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为最高利益,要以“我不入地狱,谁来入地狱”的牺牲和大无畏精神来捍卫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坚持“庄严国土、利乐有情”的人间佛教思想。当前,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继承和发扬佛教界爱国主义的光荣传统,对于团结广大信教群众,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贡献力量,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其次,还要教育学僧学好宗教政策课和法律课,树立法制观念,关心时事政治,热爱社会,服务群生,真正把自己培养成爱国爱教的僧才。
      四、要进行体育,树立健康的观念,佛教视躯体为臭皮囊,但在今天我们要树立只有健康和好的身体才有健康的心理的新观念,坚持体育锻炼,改善生活条件。有条件的寺院更应发扬“农禅并重”的优良传统、植树种草,绿化山场,既可美化环境,又可解决自养,还起到了锻炼身心的作用,真正是利国利民利己的善事。只有重视体育,才能真正培养出身体健康的对社会有用的僧才。
      综而言之,中国佛教未来的命运和发展方向,取决于能否造就一支顺应时代发展的僧团,中国佛教能不能建立这样的僧团,关键取决于僧伽教育。因此,加强僧伽教育,有计划按步骤地培养一支僧伽人才队伍,是我国佛教事业发展的重要保证。
    作者:袁家耀   来源:佛教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