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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六十年来的佛教教育探索与实践 (下)

     

    ——纪念中国佛学院成立六十周年


    三、“历尽艰难曾不悔”—— 中国佛学院60年的优良传统
     
      从1956年到2016年,中国佛学院书写了超过半个世纪的历史。60年的道路,是中国社会迎难而上、不懈探索的过程,是中国文化不断扬弃、重建自信的过程,是中国佛教超越自我、转型再生的过程。这种“中国化”的历史进程造就了中国佛学院的发展之路,积淀了深厚纯笃的学风、道风,形成了特殊的精神传统和学修氛围。中国佛教的三大优良传统——农禅并重、学术研究、国际交流,在中国佛学院不断开拓进取的历程中得到了全面彰显和丰富创新。在纪念中国佛学院成立60周年之际,我们也需要总结、传承与发扬中国佛学院宝贵的办学经验和优良传统。
      (一)爱国爱教、为法献身的崇高使命感
      中国佛学院的最早一批缔造者,都是从近现代中国的风云动荡中走过来的佛教界大德,他们深刻体会过国运衰乱、外侮屈辱、民生疾苦、佛教多艰,也亲身投入爱国护教、弘扬正法、振兴教育等近现代佛教事业。如喜饶嘉措大师1937年应国民政府礼聘,担任国立五大学——中央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山大学、武汉大学的西藏文化讲座讲师;建国后为西藏和平解放作出过重大贡献,被毛泽东等国家领导人赞誉为“爱国老人”。赵朴初居士在抗战时期的上海,积极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组织妇女支援前线,收容大批难民,教养流浪儿童。法尊法师和正果法师,在抗战时期的重庆主持汉藏教理院,直至解放前夕,为中国佛教培养了许多优秀人才。巨赞法师,于抗战期间创办《狮子吼》月刊,勇敢担负起抗日宣传的时代责任。明真法师,曾撰写抗日救国和佛教改革的文章,发表在《海潮音》《人海灯》《正信》等佛学杂志上,并参与南岳“佛道救难协会”的爱国救亡活动。
      对国家和佛教的无限热爱与忠诚,是佛学院的开创者们共同的精神品质。因为这份“不忍众生苦,不忍圣教衰”的伟大使命感,他们可以为国尽力、为法忘躯、为佛教教育事业奉献自己的一切。
      法尊法师早在上世纪20年代,便已立下了“为法牺牲的决心”[20],并两次入藏求法。1925年第一次入藏途中,因阅义净大师的《南海寄归内法传》,而生起牺牲一切、传承正法的大愿:“我觉得我们中国的这些佛典经论,皆是我先觉牺牲了无量生命财产和心血身汗,更受过无量的痛苦、忧急、悲哀、热泪,才换来这些代价品。换句话说:我觉得这些经书上一字一划,便是一滴血和一滴泪的混合品,那时我们先觉发大悲心、大无畏心,立大誓愿和不顾一切的牺牲,所请来的和译出来的……先觉的这种大慈大悲和大无畏精神,我羡慕极了,我也想牺牲一切地去学学先觉,我对于西藏的佛教典籍,凡是内地所没有的,我都发愿学习翻译出来补充所缺。”[21]这种为佛教不顾一切的自我牺牲精神,推动着法尊法师夜以继日地翻译汉藏经典、培育佛教后学,即使经历了“文革”的迫害,身心俱疲,依然以无我的发心承担院务工作,以顽强的毅力坚持翻译、研究和教学,直至1980年12月,在伏案工作时因心脏病突发而圆寂。
      师事法尊法师40多年、为中国佛学院付出心血逾30年的正果法师,同样是爱国爱教、为法献身的典范。解放前夕,有人劝他离开大陆,但他选择了与祖国同在、“给佛教作种子”[22];“文革”时期就有人劝他舍戒还俗,而他选择了严守净戒、拒绝还俗;临终前两天,法师主动提出出院回寺,静待往生,坚持了一个出家人的本色。法师的临终偈语:“坚持无上菩提心,专修四宏誓愿行,弘扬佛法令久住,永作菩萨度众生。”[23]正是他一生大愿大行的写照。“有我在便有佛法在”[24],这是正果法师对三宝的无限忠诚和永久承诺,也是佛学院的后来者应该勇敢担当的使命。
      赵朴初居士更是将一生都献给了新中国的佛教事业。从建国初,他便参与筹办中国佛教协会和中国佛学院,成为新中国佛教事业的重要缔造者之一。“文革”后,全国佛教一片衰败,赵朴老克服重重困难、倾注大量心血,帮助各地寺院落实宗教政策,恢复了许多重点道场,使三宝得以重光。80年代初,又为佛学院的恢复费尽心思、奔波辛劳。1980年到2000年的20年间,赵朴老为中国佛学院的建设发展、为新时期的佛教教育事业殚精竭虑、鞠躬尽瘁。他对佛学院建设忘我投入、巨细无遗,对佛学院师生关怀备至。1986年,佛学院选派五位青年比丘赴斯里兰卡留学,赵朴老不仅亲自写信给中国驻斯里兰卡大使馆的几位大使,委托其照顾,当听说五比丘经费短缺、生活困难后,还联系香港佛教界大德进行资助,每月提供给每人40美元(其中朴老自己每月出资10美元),直至学业完成。1996年为筹建佛学院新教学楼,年近九旬的朴老不顾病体,率先个人捐款10万元,又写信四处劝募,感动各界踊跃捐助。时任上海龙华寺住持的明旸法师接信后,当即将个人准备料理后事的30万元人民币全部捐献了出来[25]。正是赵朴老等前贤大德的无私奉献、为法忘躯,方造就了今天的中国佛学院,成就了一批批年轻佛子的法身慧命。
      如今的中国佛学院,正处于国家支持、社会渴求、世界呼唤的上升发展期。但是在这样的和平年代,我们更不能忘记爱国爱教、为法献身的佛学院精神传统。秉持这一精神,我们才能奉行佛教报四恩的优良传统,不辜负国家的期望、社会的支持,以更大的发心、更多的努力回报祖国和人民;树立这一精神,我们才能广发大愿、广修正行,用大愿大行来带动我们的人生、充实我们的生命、发挥我们的潜力、实现我们的价值;坚持这一精神,我们才能传承佛法、续佛慧命,在这个佛教发展的黄金年代做出不负于时代、无愧于前贤的历史贡献。
      (二)淡泊名利、求真重道的精神
      中国佛学院的60年是曲折不平又坚韧向上的60年。经历过物质的匮乏、时代的动荡、人事的更迭、世俗的侵袭,佛学院依然保持着纯正笃厚、积极进取的校风,正是凭借着一种淡泊名利、求真重道的精神。太虚大师在1921年给汉藏教理院的开学训词中提出“澹、宁、明、敏”四字院训,列于第一位的即是“澹”字:“澹,谓淡泊,即淡于欲。……若不甘淡泊,则贪欲心滋长,放僻邪侈,无所不为,于是种种瞋恨斗争因之而起。要除此种种不良恶行,即要甘淡泊,守清苦。”[26]在给闽南佛学院的训词中再次强调:“我以为至少要具备下列二个条件,才配称做现代的学僧:一、要守清苦淡泊的原有的佛教生活:出家人,尤其是修学的学僧,不要以奢华的生活为美,而且要比较一般人格外能清苦淡泊,过简单朴素的生活,以此为我们出家人的美德。二、要能勤苦劳动:受过教育而有知识的僧徒,要格外的勤苦劳动才好!”[27]
      在中国佛学院的精神传承里,即有似苦实甘的“澹”字深味。上世纪50年代初,新中国百废待兴,佛学院也不例外,物质条件极为简陋,师生生活十分清苦。吃穿条件固然俭朴,连课程讲义也都是老师们自己编写,然后用蜡纸油印而成。在学习之余,全院师生每天早斋后集体出坡打扫卫生,开垦校园荒地植树种菜,并积极参与首都各项建设事业。1958年3月,中国佛学院学生在中国佛教协会副秘书长义方法师和正果法师的带领下,到十三陵水库参加为期十天的义务劳动。佛学院师生不仅超额完成任务,而且在与体力相差悬殊的解放军进行劳动比赛时获胜,这种勇猛精进、忘我奉献的精神引起很大社会轰动,得到工地广播站和报纸的热情表扬,并被评为“先进单位”。
      上世纪80年代佛学院刚刚恢复时期,甘于淡泊的风气,仍然保持完好。这不是一两个人自发形成的,而是从院领导到法师、老师再到同学,自上而下言传身教、感染效学,逐渐积淀而成的。例如赵朴老本人的生活就非常俭朴。朴老在对外参加活动时很注重仪表,但他平时的衣服都很破旧,经常打着补丁;在披阅文件、传达指示时,用的都是废信纸边和旧信封,经常把旧信封翻拆再用;朴老大半生都居住在北京小胡同里的狭窄四合院,多年坚持不换房、不配好车。生活上布衣蔬食、尽量节俭,但为了帮助受灾群众,朴老却无比慷慨,常常倾囊相助。1991年国内发生水灾,他率先捐款10万元人民币救助灾区。据概略统计,从1986年至1998年,朴老的个人慈善捐款就达240余万元。正是赵朴老以及许多佛学院前辈们清廉高洁、舍己为人的行谊,带动和营造了中国佛学院珍贵感人的淡泊之风。
      对物欲看得“淡”,才能对佛法兴趣“浓”;不求一己之名利,才能求法、求真、求道德、求学问。自建院以来,中国佛学院的法师、老师们一直践行着艰苦淡泊的精神传统,将全部身心投入佛教教育事业,或教学,或研究,或管理,或服务,用自己的生命延续着佛学院的生命。在当今这个物质极为发达的时代,艰苦淡泊的精神并不过时,甚至更显重要。面对越来越优越的外部环境,我们需要有更清醒的头脑、更自律的精神、更坚忍的意志和更广大的发心,耐得勤苦、守得淡泊,在真心求法、勇猛利他中将自己的生命价值发挥到最大。
      (三)学修并重、解行相应的踏实风气
      在现代佛学院的发展历史中,“学”与“修”的关系一直是一个值得讨论的核心话题。其背后实际反映的是,佛教如何由传统丛林式教育向现代学院式教育转化、而又不失传统佛教精髓的问题。
      对于这个问题,中国佛学院建院初期提出“以学为主,学修并重”的原则,后来改为“学修并重”,但实际仍以学为主,而这成为“一些学僧信仰淡化、戒律松弛、毕业后离教还俗,不能在佛教事业中发挥作用的一个重要原因”[28]。为此,在1992年全国汉语系佛教教育工作座谈会上,赵朴初会长提出“学修一体化,学僧生活丛林化”的佛学院教育新原则,具体来说就是“要把学与修有机地结合统一起来,要求通过教学和管理,使学员达到佛教学识和佛教信仰、修持同步增长”[29]。从此,“学修一体化,学僧生活丛林化”便成为中国佛学院的办学方针。1992年底,中国佛学院即拟订了一个《关于中国佛学院实行院寺一体化的组织建设意见》,对学僧生活进行丛林化管理,坚持上殿、过堂、坐禅、念佛等传统宗教规制,以此严肃僧仪、僧纪。之后,中国佛学院始终坚持如法如律的宗教活动,师生严守上殿、过堂、布萨诵戒、结夏安居等丛林传统,将学修与丛林生活融为一体,培养了宗教情操,涵养了宗教气质,端正了道风、学风。
      从更宽泛的角度来看,所谓的“学修”并不仅仅是学经论、过宗教生活,对于一个心在道上的人来说,生活日用、待人接物无不是一种修行。如太虚大师说:“不要以为劳动不是学,须知这就是锻炼身心的真学……读书固然是学问的一种,但修桥筑墙,砌路跑腿,何一非切身之学?”[30]古代禅宗大德往往都是在搬柴运水的日常劳作中悟道,因此“历事练心”“对境修心”都是很好的学修方式。
      回顾中国佛学院60年的历史,其实不乏学修并重的典范。如正果法师,无论在其佛学著作中,还是在个人修持以及弘法利生上,都体现出解行相应、见行合一的风范。法师为佛学院编写的教材《佛教基本知识》,展现了教理行果合一的完整性和系统性。而他自身不仅通达教理,且重视修持止观,深达禅修、屡有悟境,并专门撰写了《禅宗大意》和《止观讲义》。在个人学修的基础上,正果法师还积极致力于培养人才、弘法利生、对外交流等广大的佛教事业,体现了广义的修行,也为中国佛学院学修并重、解行相应的踏实学风树立了榜样。
      对于我们佛学院的后学来说,学习继承这种学修并重、解行相应的踏实风气十分重要。如果不能真正践行佛法,以佛法来解决自他的“惑业苦”问题,乃至忘记自己的信仰、忽视因果和戒律,那么即使博学善辩、能够登台讲经说法,也不算是真正的佛子。只有以信仰贯穿自己的生命,以戒定慧三学托起自己的慧命,我们的人生才会有足够的深度和高度,也才能真正符顺佛教解脱成佛的宗旨。
      (四)广闻多参、交流互鉴的开阔格局
      中国佛学院不仅是培养佛教人才的摇篮,也是对外友好交往、学术文化交流的桥梁和纽带。60年来,中国佛学院积极发挥这种桥梁纽带作用,或接待各国参访,或到世界各地进行友好访问,或组织参加各种学术会议,或推动佛教文化交流,不断发扬我国佛教国际友好交往的优良传统,为促进国家安定、文化繁荣、两岸交流、亚洲稳定与世界和平作出了重要贡献;同时也拓宽了佛学院师生的心胸视野,形成了中国佛学院特有的广闻多参、交流互鉴的格局。
      中国佛学院成立伊始,便承担起对外友好往来的责任。如1956年11月,由院长喜饶嘉措大师为团长的中国佛教代表团,赴尼泊尔参加第四届世界佛教徒联谊会大会,副院长赵朴初、周叔迦居士、义方法师等陪同出访。1963年10月18日,“亚洲十一个国家和地区佛教徒会议”在中国佛学院举行。会议得到中央的高度重视,周恩来总理亲自接见了与会代表,周总理特别肯定了佛教维护和平的积极作用及这次会议的深远影响:“这次会议,有十一个国家和地区的佛教界人士参加,代表了亚洲广大佛教徒。……佛教徒总是与人为善,主张和平的,这是佛教教义上讲的。……解决问题靠的是人心,是人心所向。你们都是爱好和平的人,手无寸铁,但你们在这次会议上一致地发表了《告世界佛教徒书》。这是一股道义上的力量,是会得到人心的。”[31]
      1980年4、5月份,鉴真大师像从日本回国巡展,5月在北京法源寺展出。这次活动成为推动中日友好关系的良好契机,同时促成了法源寺修缮开放及中国佛学院的恢复。1993年,赵朴初院长率团赴日本京都参加庆祝中国佛教协会成立40周年纪念活动,韩国佛教界领导人也共襄盛会。正是在此次大会上,赵朴老提出了中韩日三国佛教“黄金纽带”的新构想,从此揭开了三国友好交流的历史新篇章。自1995年至今,中韩日佛教友好交流会议每年定期举行,至今已圆满举办了18次。
      2002年2月,中国佛学院99级20位学生护送佛指舍利至台湾供奉。2005年11月,中国佛学院组成24位成员的护法团,护送佛指舍利到韩国供奉。2016年6月,由中国佛学院等八所佛教院校组成的中国佛教教育访日考察团赴日本考察,分别访问了立正佼成会、驹泽大学、大正大学、立正大学、佛教大学、叡山学院、大谷大学、花园大学、日宗恳等,大大丰富和开拓了佛学院师生的经验视野。
      在学术交流方面,1986年开启了中日佛教学术交流会议这一友好交流模式。历时30年的中日佛教学术交流会议,至今已圆满举行15届,成为中日两国佛教界唯一坚持至今的佛学交流平台,中国佛学院学生每次都积极参与。而在平时,佛学院经常邀请高僧大德、专家学者为师生们作专场讲座,应邀学者涉及佛学、哲学、历史、文学、语言学等多种人文领域,代表了国内外学术的高端水平。这些精彩纷呈的学术讲座极大地丰富了佛学院师生的知识结构,拓展了大家的思维模式,传递了国际学术研究的前沿信息,使中国佛学院的学术研究更为多元化、现代化、国际化。
      60年来,中国佛学院还接待了来自印度、尼泊尔、斯里兰卡、柬埔寨、泰国、缅甸、印度尼西亚、越南、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朝鲜、韩国、日本、伊朗、孟加拉、美国、法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俄罗斯、意大利、挪威等国家以及我国港澳台等地区的佛教团体和友好人士的参访。诸多佛教团体、高僧大德和学者居士纷至沓来,在迎来送往之中,营造了佛学院交流互鉴、开放包容的世界格局。
      为了将佛学院教育提升到国际化的新高度,中国佛学院自上世纪80年代起即选派优秀师生赴国外留学访问。1981年,中国佛学院首批选送传印法师、中国佛教图书文物馆馆员姚长寿居士到日本京都佛教大学进修。1983年,再次派遣本科学生德宗等四人,前往日本净土宗佛教大学留学。1986年,派遣园慈等五比丘赴斯里兰卡学习。此后,前往斯里兰卡、泰国、缅甸等东南亚国家留学的学僧络绎不绝,而园慈法师等后又往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攻读博士学位。1997年,作为中韩佛教友好交流人才计划的一部分,中国佛学院94届毕业生普正、达正两位法师启程至韩国圆光大学圆佛教思想研究院留学。接受了不同国家佛教教育的法师们,为中国佛教带来更加丰富开放的国际化色彩。
      国际友好交流一直是我国佛教的优良传统,也是中国佛学院特殊的历史使命。中国佛学院在60年的发展历程中,将这一传统不断发扬光大,并与时代结合,开创出融摄学术、教育、文化等多种领域的国际交流新形式。在如今全球化的背景下,我们需要把国际交流水平推向更高、更深、更广的新境界,让广闻多参、交流互鉴的佛学院传统绽放出更加耀眼的时代光彩。
      中国佛学院积淀传承60载的宝贵精神传统,是佛学院建设者们发心与愿力的展现、智慧与热情的结晶、精进与坚忍的果实,说到底,也就是担当佛教命运的使命感和无私无我、无怨无悔的大乘利他精神。1985年教师节,赵朴老的题词《金缕曲·敬献人民教师》,道尽了这片苦心孤诣:
      不用天边觅。论英雄,教师队里,眼前便是。历尽艰难曾不悔,只是许身孺子。堪回首、十年往事!无怨无尤吞折齿,捧丹心,默向红旗祭。忠与爱,无伦比,幼苗茁壮园丁喜。几人知,平时辛苦,晚眠早起。燥湿寒温荣与悴,都在心头眼底。费尽了、千方百计!他日良材承大厦,赖今朝血汗番番滴。光和热,无穷际。
      大使命和利他心,超越了个人利益,超越了自我局限,甚至超越了佛学院的“一院”之兴。中国佛学院要真正担负起引领全国佛教教育的重任,不仅要有正确先进的教育理念、完善均衡的教学体制、良好纯正的道风学风,更要具备为整个中国佛教乃至中华文化复兴而奉献一切的大愿力。只有在“历尽艰难曾不悔”的勇敢担当、忘我奉献中,我们每个人生命的光和热,才能持续燃烧以至无穷无际。

    四、面向世界的光荣与梦想—— 未来中国佛教大学的展望
     
      过去60年的中国佛学院,是中国佛教60年的历史缩影;而未来的中国佛学院,应该成为中国佛教新历史的写真。在中国重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今天,在中国佛教历经一百多年沧桑奋争、曲折重生的今天,我们的民族凝聚起大气磅礴的复兴力,我们的佛教焕发出再创辉煌的生命力,中国佛学院也应当乘势而起,搭上满载民族梦想和佛教梦想的时代航船,驶向更加广阔的世界,驶向更加光明的未来。
      (一)植根传统的精神坚守
      未来的中国佛学院,首先要植根于佛教传统,坚定对三宝的信仰,坚守解脱成佛的宗旨,坚持戒定慧的熏修,继承丛林教育的经验,重视学戒持戒,重塑僧团伦理。只有执持这一份精神坚守,佛学院才不失佛教的本色,青年学僧才不失僧人型范。太虚大师的谆谆告诫,我们今天依然要记取:
      学佛,是以信心为本的……故为学非漫求知识,而要有佛法上信心的充实。换言之,如果信佛,就不失去学佛的资格;不信佛,就是知识丰富,也是于实际毫无裨益。[32]
      梵语僧伽,此云众,并有和合之义。故所云之众,系有团结、有组织、有纪律、有威仪、有目的之社会……要有此理事和合的精神,可谓之僧;失此,则不得谓之僧,仅可谓之杂乱的群众而已!故僧本身之构造,全在于律仪。[33]
      因此,未来的佛学院要将戒律的学习和持守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加大戒律课程的比重和学修,加强僧团伦理建设,配合现代管理制度。只有建立起严格的秩序、整肃的威仪、和合的僧团,才能将弘法利生的基础打牢。
      (二)引领时代的发展格局
      未来的中国佛学院,要开创足以引领时代的广大发展格局。我们的佛学院是中国的佛学院,是当代社会的佛学院,也是全球化时代的佛学院,因此,它不仅要立足于佛教自身,更要承载国家发展的理想,满足社会的信仰需求,为这个时代培养佛教精英人才,创造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优秀精神文化成果。
      公元五世纪,被誉为古印度佛教最高学府和学术文化中心的那烂陀寺,以其庞大的僧团规模、深厚扎实的信仰基础、浓厚的学术氛围,使佛教教育在长达七百年间大放异彩。这所世界性佛教大学不仅孕育了如龙树、无著、世亲、莲花生等一批批印度高僧,而且吸引了如玄奘大师等各国大德,推动了佛教文化在东南亚地区乃至世界范围内的发展。今天,中国佛学院的新区建设已经拉开了帷幕,我们希望能够再现那烂陀寺当年的辉煌,使未来的佛学院成为承古启今、融通中西的世界性佛教大学——一座中华大地上的“东方那烂陀”,以中国佛教“心文化”引领时代精神,开启世界文化的新方向。
      (三)兼容并包的大学气象
      未来的佛学院,应当成为涵盖汉传佛教八大宗派、兼备中国佛教三大语系、完整呈现中国佛教全貌的佛教大学,同时也应当成为容纳世界多元文化、复兴传播中华传统文化的学术文化交流中心。
      首先我们要深入汉传佛教各个宗派的教证体系。在全面校勘整理汉传佛教大藏经的过程中,对八大宗派的经典教理进行专门研究及比较研究,并且能够融会贯通,汇归为一佛乘。在此基础上,还应对宗派教义进行现代诠释,努力挖掘古老宗派思想的现代内涵及价值,对其传播弘扬。对各宗派的修证方法也应传承实践,并积极探索适应当代社会的发展之道,使现代人也能从中受益。
      其次,我们要全面呈现三大语系佛教的学修体系。不同语系佛教之间可进行经典互译、比较研究、实修方法融合互证,让三大语系佛教的宝贵财富能集中性地示现于世,也让不同语系佛教交流互鉴、自我更新。
      再次,我们应把佛学研究扩大到世界文化范围,展开佛教与其他宗教、佛教与学术领域、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比较研究。通过举行国际学术会议、组织不同语种的经典翻译、与世界各地互派留学、开展参访交流活动等多种方式,为世界多元文化及不同宗教创造开放、包容、平等、和谐的友好交流合作氛围,使未来的中国佛学院呈现出兼容并包的大学气象。
      (四)开放务实的化世姿态
      未来的佛学院不应该是一个佛教界内部的封闭系统,而要向社会人群、世界各地开放。学生除了招收专门修行的出家众,也可以接引社会信众及对佛教文化感兴趣的各界人士;不仅面向国内,也要面向海外。就像盛唐时期,各国留学僧都云集长安,不但修学佛法,还广泛学习中国的语言、文字、文化,乃至各种知识技艺,如中医、建筑、艺术、茶道等。我们的佛学院,也应建设成集信仰、教育、学术、文化、社会服务和国际交流为一体的国际佛教教育文化中心。
      具体来说,可以开设不同层次的佛学及传统文化课程或讲座,为不同根机的人群提供服务;设立网络佛学院,利用互联网等新媒体技术迅捷、广泛地传播佛教文化;建设佛教公共图书馆,将佛教的智慧分享给全世界;设立多语种翻译机构,开展翻译事业,将佛经及中华传统经典翻译、流通至海内外;建立佛教博物馆、佛教艺术展览馆,组织梵呗音乐团,将佛教的悠久历史和瑰丽艺术全方位介绍给世人,等等。
      佛学院的建设和发展,既要守住传统的根,又要开放务实,真正融入社会。只有让佛学院的大门向社会开放,向世界开放,未来佛学院的发展才能产生根本性的飞跃,前景无可限量。
     
    结 语
     
      自从1866年杨仁山居士创立金陵刻经处,开启了中国佛教的近现代复兴之路,150年来,中国佛教的现代化进程就一直没有停息。在这个过程中,佛教命运或高昂或低迷,但始终有人坚持理想、不忘初心,主动把握时代因缘,用生命的热情创造历史。每一位中国佛学院的建设者和参与者,都在与佛学院一起经历着中国佛教不平凡的现代化进程。主动把握和创造因缘的人,终将成为书写和创造历史的人;被动等待和错失因缘的人,最后就成为被历史书写和改造的人。中国佛教复兴之路正长,承载着百多年来佛教先贤的深切期望,面对芸芸众生的需要,愿我们每一个中国佛学院的有缘人,都能发挥出自己生命的无穷潜能,让中国佛教教育的未来从我们手里诞生。
      (作者为中国佛教协会会长、中国佛学院院长)
     
      【注 释】
      [20] [21]法尊法师:《著者入藏的经过》,《法尊法师佛学论文集》,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1990年版,第203页。
      [22][23]圆持:《正果法师事略》,中国佛教协会出版,2002年版,第49页。
      [24]赵朴初:《正果法师生平简述》,《佛教文化》,1997年第6期。
      [25]倪强:《赤子佛心赵朴初》,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7年,第341页。
      [26]太虚大师:《澹宁明敏》,《太虚大师全书》第十九卷,宗教文化出版社,2005年版,第244页。
      [27]太虚大师: 《现代僧教育的危亡与佛教的前途》,《太虚大师全书》第十九卷,宗教文化出版社,2005年版,第252页。
      [28][29] 赵朴初:《在全国汉语系佛教教育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法音》,1992年第3期,第5页。
      [30]太虚大师:《澹宁明敏》,《太虚大师全书》第十九卷,宗教文化出版社,2005年版,第247页。
      [31]周恩来:《同出席亚洲十一个国家和地区佛教徒会议代表的谈话》,《周恩来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351页。
      [32]太虚大师:《学僧修学纲宗》,《太虚大师全书》第十九卷,宗教文化出版社,2005年版,第239页。
      [33]太虚大师:《僧教育要建筑在僧律仪之上》,《太虚大师全书》第十九卷,宗教文化出版社,2005年版,第227页。
     
    作者:释学诚   来源:法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