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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六朝佛教对社会发展的推进作用

     

     
      中国民族,发展到了六朝,当头遭遇了最大的难关:一方面是新旧民族的斗争,使得战争连年不息;一方面是封建地主的压迫剥削,使得人民无有喘息的机会。二者都足以阻碍和摧毁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因而也促进战争的继续而且更加紧张;促成封建政权交替的加速。又有知识份子的堕落,以致于社会没有进步的理论作为发展的领导。所以社会的前途,是一片漆黑光景。根据这些条件,佛教发达起来了。因为佛教的本身有好多特点,可以治疗社会上这些病症。例如:佛教提倡国际的观念,可以纠正狭隘的民族本位思想;佛教提倡平等的观念,可以纠正阶级间和男女间的不平等;佛教徒有好多劳动的行为,(如忍受百般苦难以求达到目的,或行脚四方甚至只身走几万里的路程以到西域。)可以增加许多人民向前干的精神。并且由游历四方,可以吸收各地的实际知识,以打破封建保守的习惯。又如:佛教徒过着纪律的生活,用着批评的精神,也可纠正当时知识份子的自由散漫现状;佛教徒用说服的方法,又可以纠正中国旧日注入式的教学作风。由以上几点看来,佛教在当时的兴盛,并不是偶然的。中国的政治上,由六朝衍至隋唐的大进步,也不能不归功于佛教的推进作用。分别叙述如下:
      一、佛教在上层社会的流传佛教虽是一个包罗万象的宗教,但流行到中国各阶级和各阶层中间,接受的程度和反映的情形,则随他们的立场和需要而有不同。情形是这样的:统制阶级是需要佛教帮助他们统制的力量的;知识份子是需要佛教供给他们玄谈的材料的;而人民大众,则是注重实事求是的。我们不从阶级立场上去看,而只从一个阶层的反映而冒昧的说道,当时的佛教如何如何,是很容易发生偏差的。我觉得佛教在上层社会的流传,至少发生了三种作用:
      (一)求知心理,上层社会,尤其是封建君主,他们生活优裕而长住在深宫之中,对于社会上的事情,多不了解,所以多喜欢神奇新鲜的玩意儿来满足自己精神上的需要;这种好奇的心理,就是求知的开端。印度的传教大师就利用这种机缘,拿印度所特有的东西来炫耀于他们的面前,以为进身传道的阶梯。我们且看康僧会和孙权交际的一幕剧。(公元二四七年)高僧传卷一康僧会传说:
      权召会诘问,“有何灵验”?会白:“如来迁迹,忽逾千载,遗骨舍利,神曜无方。昔阿育王起塔,乃八万四千。夫塔寺之兴,以表遗化也。”权以为夸诞,乃谓会曰:“若能得舍利,当为造塔;如其虚妄,国有常刑。……会乃洁齐靖室,以铜瓶加几,烧香礼请。……三七日暮,旣入五更,忽开瓶中铿然有声,会自往视,果获舍利。明旦呈权,举朝集观,五色光炎,照耀瓶上。权手自执瓶,泻于铜盘。舍利所冲,盘即破碎。权大肃然敬起,而曰:“希有之瑞也……”权命置舍利于铁砧磓上,使力者击之。于是砧槌俱陷,舍利无损。权大惊服,即为建塔。以始有佛寺,故号建初寺。因名其地为佛陀里,由是江左大法遂兴。
      在现在看起来,或者是一粒金刚石。唐朝傅奕曾经辨明类似于此的一件事情,也说金刚石,本没有什么神奇之可言。但是中国自汉朝以来,在上层社会中,即深信祥瑞之说。那些话都是虚无飃渺的,还有一部分人深信不疑。康僧会却拿出实在的东西来证明,那能不使封建的君主死心蹋地的信服?于是佛教在江左才初次立定了脚步。再看高僧传卷十载竺佛图澄和石勒交际的一幕剧(公元三一六年):
      石勒屯兵葛陂,专以杀戮为务,沙门遇害者甚众。澄悯念苍生,欲以道化勒,于是杖策到军门。勒大将郭黑略奉法,澄即投止略。略从受五戒,崇弟子之礼。略后从勒征伐,辄预克胜负。勒疑而问曰:“孤不觉卿有出众智谋,而每知行军吉凶,何也?”略曰:“将军天挺神武,幽灵所助。有一沙门,术知非常,云将军当略有区夏,己应为师。臣前后所白,皆其言也”。勒喜曰:“天赐也”,召澄。……:澄因而谏曰:“天王者,德化洽于宇内,则四灵表瑞。政弊道削,则慧孛见于上;恒象着见,休咎随行。斯乃古今之常征,天人之明诫”。勒甚悦之。凡应被诛余残,蒙其益者十有八九,于是中州胡晋,略皆奉佛。时有痼疾,世莫能治者,澄为医疗,应时瘳损。阴施默益者,不可胜记。
      由这段文字看来,知道佛图澄之所以名动一时的,实在因为三种学问:第一是军事学,第二是天文学,第三是医学。
      在封建君主眼中看来,印度僧人至少具有三种奇迹:第一是神奇变化,第二是未到先知,第三是起死回生。这三者都是专制力量所不能控制的,所以对佛教十分推重。但这三者都是有科学根据的,所以一方面佛教借此耸动封建君主听闻,得到他们的提倡而起了发展的作用;一方面这些知识也因为当时的需要,注意研究,而起了进步的作用。
      (2)节约作用 佛教本身,是反对剥削压迫的。他虽受了人民对他最低的个人生活的供给,也想要作出功德来报答。所以常说“十万一粒粟,大如须弥山,若还不了道,披毛带角还”。这种思想传入剥削阶级的耳朵里,自然增加他们一种严重的警惕。如佛图澄传说:
      石虎尚书张离张良等,家富事佛,各起大塔。澄谓曰:“事佛在于清静无欲,慈矜为心,檀越虽仪奉大法,而贪吝未已,游猎无度,积聚不穷,方受现世之罪,何福报之可希耶”?又如景德传灯录卷三载菩提达磨对梁武帝的话道:
      菩提达磨至金陵,帝问曰:“朕即位已来,造寺、写经、度僧、不可胜纪,有何功德”?师曰:“并无功德”。帝曰:“何以无功德”?师曰:“此但人天小果,有漏之因,如影随形,虽有非实”。帝曰:“如何是真功德”?答曰:“净智妙圆,体自空寂,如是功德,不以世求”。
      由以上二者看来,知道佛教是为度人民大众而兴盛佛教,并不是为佛教而兴盛佛教。这种精神传入了上层社会,发生了一种节约作用。他们旣然节约,则对人民大众的剥削必然减少,人民的生产力也就随之增加。例如梁书卷三记武帝道:
      日止一食,膳无鲜腴,惟豆羹粝食而已。庶事繁拥,日傥移中,便嗽口以过。身衣布衣,木緜皂帐,一冠三载,一被二年。常克俭于身,凡皆此类。五十外便断房室,后宫职司贵妃以下,六宫袆褕三翟之外,皆衣不曳地,傍无锦绮。不饮酒,不听音声,非宗庙祭祝,大会飨宴,及诸法事,未尝作乐。性方正,虽居小殿暗室,恒理衣冠,小坐押腰。盛夏暑月,未尝褰袒。不正容止,不与人相见。虽睹内竖小臣,亦如遇大宾也。
      这种整肃的行为,节约的作用,当然是统制阶级受了佛教影响不自觉的发生出来的。人民大众便因此减轻不少的负担。有人又觉得关于佛教的种种兴建,都是浪费钱财,虚耗人力。他们不知道若按当时的实际情形看来,整整得其反面。因为在封建社会小农经济的状况之下,减轻剥削,是可以的,若完全没有剥削除非另换一个社会阶段,不然是作不到的。这较少数量的剥削,若用在统制阶级,无限制的穷奢极欲去浪费,自然是不够;若用在佛事上,却是九牛之一毛。况且当时的寺院建筑,有好多是由民间修筑,若不是剥削力减轻,民间积有余财,则绝对没有这种力量了。
      (3)理论进步作用在六朝时期,中国固有的学术思想,很显明的有两种相反的方向:第一,是教条式的。完全守着儒家的经典,老师的家法。这种人并不要求思想的进步,对于外来的思想,是极端排斥的。第二是形而上学的。他们离开实际谈理论,好像无源之水一般,日久便要枯竭了。这二者都需要佛教的理论来为补充。关于第一者,有沈约均圣论一类的论文,大意是说中印两方的理论,根本上没有差别;不过因为时代环境不同,所以发表出来的互有详略。这样,中土所没有的,不妨取之于印度。这是受过佛教影响的人所发的言论。比较那“故步自封”“入主出奴”的一般知识分子,自然是进步多了。关于第二者;则受到佛教影响的,都反对玄谈。如陶弘景曾作反对玄谈的诗道:“夷甫任散诞,平叔坐论空,岂悟昭阳宫,遂作单于宫”。即是一个最好的例子。佛教不但反对玄谈,更注意客观法则。自佛教传入之后,中国辩论的方法,受到因明的影响,大为进步。从前的论文,大半是注意一方面,只将自己的理由说完了便算完事。此时的论文,则兼注意到对方的理论,和自己的缺点的检查。所以若作一篇辩难的文字,往往用对话的体裁。如慧琳的黑白论,顾欢的夷夏论,明僧绍的正二教论都是。方法旣然进步,新鲜的理论,自然就会生出了。(未完)
     
    作者:刘泽民   来源:现代佛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