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设为首页     联系我们
  • 本嵩与《法界观门通玄记》

     

     
      ——日本立正大学藏《通玄记》及其周边的考察
     
      内容摘要:本嵩《通玄记》是宋代有关《法界观门》的重要注疏,其影响曾波及宋、金、西夏和日韩,是华严思想史上的重要作品。该书未收入各种大藏经,自近代以来被视为佚书。日本立正大学发现并公布的明代刻本为研究该书提供了契机,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在全面开展有关该书的思想内容研究之前,本文进行了一些基础性研究,介绍了《通玄记》的版本和发现经过;重点考察了唐宋两代《法界观门》疏注家的行历和作品,以便分析《通玄记》的历史地位;通过序、跋和同时代人的相关记述,考察了著者本嵩的生平事迹。
      关键词:本嵩、通玄记、法界观门、华严、日藏佛教典籍
      作者简介:王颂,北京大学哲学宗教学系副教授。
      宋本嵩撰《法界观门通玄记》是传唐代杜顺作《法界观门》的疏钞。该书长期散逸,直到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才在日本古刹被发现,但并未予以公开,因此为学术界所罕闻,未及开展正式的研究。上世纪末,日本立正大学经调查发现了该校收藏的明代刻本,并予以公开介绍[1]。该书不仅仅是海内孤本秘藏[2],在版本学上具有极其珍贵的价值;而且由于《通玄记》在东亚佛教圈曾广泛流传,交涉华严与禅,风靡有宋,远及金、西夏、朝鲜半岛和日本,在华严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因此该书的公开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一、《通玄记》的发现经过和版本特征
     
      本嵩《通玄记》仅见于日本古目录该书见于[3],未收入历代大藏经。实际上,直到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日本学者清理京都高山寺的古刹秘藏为止,该书一直被认为已经散佚。日本大正、昭和时代,搜罗日藏佛教典籍信息较全的小野玄妙撰《佛书解说大辞典》也将其列入未存逸书[4]。
      其后不久,昭和九年到十年(1935),常盘大定在京都栂尾山高山寺调查时发现了宋版《通玄记》刊本,他在报告中记述到[5]:
      华严法界观通玄记,两贴。宋广智大师本嵩集,宋版折本,六行,行二十一字。善本。有卷中、下两卷。
      据此可知,其时该寺尚保存有《通玄记》卷中和卷下两卷善本。但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由“高山寺典籍文书综合调查团”进行的调查结果却显示,该书仅存的两卷中,卷中尾欠,卷下严重残缺[6]:
      华严法界观通玄记卷中、下(宋版)  二贴。
      卷中:南宋时代刊,折本装,尾欠,“高山寺”朱印,天地横界,一页六行,一行二十一字,继目有版心记,无点。
      卷下:体裁等与卷中同。只存首二纸、中二纸,折目有版心记,无点。
      高山寺典籍特别是宋版书属于该寺秘藏珍宝,既未出版也不面向公众借阅,一般研究者难睹真容,更无从谈及研究。所幸的是,上世纪末,立正大学图书馆经过调查发现,该馆收藏有明版《通玄记》,并于一九九九年三月出版的《明版佛典解题目录》中首次公开了这一消息。据该校研究人员野泽佳美撰写的“解说”称:该书见存卷上和卷中完本,卷下仅余表纸,卷首还附有宋代著名高僧灵芝元照(1048-1116)撰写的序。由于卷下不存,目前尚无法确定本书的具体刊行时间,但是从装订、纸质等可以判定本书是于明代在北京附近刊刻的藏经以外的单行本。另外,本书的版心字数等与上述高山寺宋版完全一致,应该是宋版的复刻本。在高山寺宋版残缺不全的情况下,本书卷上、中保存完整,还保存有未见收录于《芝园集》的元照序,其版本价值尤为珍贵。
      《明版佛典解题目录》一书后虽附有《通玄记》的缩微照片,但是字体过小,不易辨认,更难以用于研究。学术界对于这一重要的新出材料也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迄今为止只有日本学者吉田刚的一篇介绍论文[7]。笔者承立正大学图书馆惠供缩拍胶卷的影印件,筹措将公布该资料全文,并加以标点、注释,以飨海内外学人。
      与《通玄记》相关,宋绍元《法界观门智灯疏》(一卷)是另一种见存于日本的《法界观门》珍稀注疏。该书作者绍元自称“皇宋绍兴府光相寺沙门”,但是目前没有发现任何有关他的传记资料。另外,该书同样只见于日本的两种古目录,未收于各种藏经,看来在中国散逸已久。昭和九年(1934)三月,日本龙谷大学的研究小组对镰仓称名寺暨金泽文库进行调查,发现了数种稀见华严逸书。鹰野香象在调查报告中介绍了新发现的《智灯疏》的情况。据称,该写本原件纵23厘米,横14厘米,全长70页。另外,该写本的识语有:“历应二年十二月三日于武州六浦庄金泽称名寺,有人令书写之并令校合了。湛睿”的字样。说明这是日本华严宗高僧湛睿(1271-1346)六十九岁时在称名寺令人抄写、校对的。据常盘大定的研究[8],根据该写本的另一则识语:“建武五年十五日于高山寺妙峯山以大唐印本书写之,同廿五日同唐本一校了”,金泽文库写本显然是建武五年(1338)根据高山寺原本抄写的。不过,常盘大定表示,该书未见于高山寺旧目录,他本人在高山寺调查时也没有见到本书,大概当时已经失传。我们根据识语中“大唐印本”的字句[9],可以推测本书高山寺藏原本与《通玄记》一样,都是由日本华严宗行辨、景雅等人自日宋商人购买,收藏于高山寺的宋刊本。十四世纪,久米留寺和称名寺系统的华严僧人在高山寺抄写了大批宋刊华严经典,其中很多都是海内孤本。之后,由于各种原因,高山寺原本或散逸或残缺不全,而藏于金泽文库和真福寺等地的抄写本却保存至今。例如另一宋代华严宗的重要著作,观复著《会解记》在高山寺仅存有四卷残本,而金泽文库抄本却是十卷善本。
      目前,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藏有三好鹿雄抄写的金泽文库本《智灯疏》,承东京大学蓑轮显量教授和图书馆人员的热心协助,笔者得以获得这一宝贵资料的复制品。经确认,此本由三好鹿雄于昭和十一年三月廿四日抄写,其内容与鹰野香象等人的调查报告完全吻合。该书与《通玄记》一样,可以用来弥补国内《法界观门》宋代注疏资料的不足。
      目前,上述两种华严珍本的整理、解读工作尚在进行中,在此,先将周边事项略作梳理,以供研究者参考。
     
    二、《法界观门》及其疏钞
     
      《法界观门》是一本在中国佛教史上影响深远的著作,也是一本颇具神秘色彩的著作。他的作者到底是杜顺还是法藏或其他人,该书到底成立于何时至今仍是学术界争论的问题[10]。今天我们所看到的《法界观门》一书,并非作为单行本存在,而是保留在法藏《发菩提心章》,澄观、宗密等人有关《法界观门》的注释书中,以及延寿《宗镜录》(卷八、卷十二、卷十三)等对该书的引用中。一部分研究者由此认为《法界观门》是后人从法藏《发菩提心章》中摘抄出来的,而持反论的人则认为《发菩提心章》全面引用了《法界观门》。
      根据木村清孝的考证[11],目前能够看到的有关《法界观门》单独成书的最早记载,是裴休为澄观所作的《妙觉塔记》,其中提到澄观得度后曾研习“终南法界观”[12],如果该记述属实,则可知澄观的青年时代,即在八世纪中叶(约750-760年)前后,《法界观门》已经单独成书。另据宗密致澄观的书信,宗密此前曾从遂州大云寺圆和尚学习“终南大师华严法界观门”[13]。宗密与澄观结识的时间是九世纪初(811年前后),由此也印证了《法界观门》此前已经单独流通的事实。另据日本方面的文献,最早明确提出杜顺是《法界观门》作者的是空海《秘藏宝钥》(约成书于830年)[14],此外,圆仁《入唐新求圣教目录》(《圆仁录》)(成书于847年)中也确认了杜顺的著作权[15]。而较早于此的最澄《传教大师将来越州录》(成书于805年)记录了《法界观门》传入日本的最早时点,但没有明确提及该书的作者。
      从上面这些考察我们可以看到,《法界观门》作为单行本流通,大体在八世纪中下叶,与澄观和宗密活跃的时代重合,而后二者恰好是该书的最早注释者,很可能也是最早确认杜顺著作权的人,这一点值得仔细玩味。
      现存《法界观门》的最早注疏是成立于元和二年(807)的澄观著《法界玄镜》[16],其后,唐宋两代有关该书的注疏不下几十种,而其中大部分现今已不存。因此,我们不妨以高丽义天(1055-1101)编写的《新编诸宗教藏总录》(《义天录》)(成书于1086年前后)为基准[17],统计一下唐宋两代《法界观门》注疏的数量和种类。《义天录》所收疏、钞、科合计达如下十四种:
      法界观一卷(旋澓颂附)法顺(俗姓杜氏世称杜顺)述
      法界玄镜一卷澄观述
      玄镜义记二卷科一卷德素述
      注法界观门一卷宗密注
      钞四卷科一卷守真述
      集要钞三卷从朗述
      集解五卷有朋述
      钞四卷科一卷洪鉴述
      助修记二卷科一卷净源述
      符真钞四卷元智述
      摭要钞四卷遵式述
      释旋澓颂一卷椎劲述[18]
      略法界观手记一卷
      三观宗记一卷已上有诚述
      新注法界观一卷吕氏注
      此外,据日本凝然(1240-1321)撰《华严宗经论章疏目录》、谦顺(1740-1812)集《诸宗章疏录第二》[19]等目录及学者们的考订[20],《义天录》中未收录或成书于义天之后的重要疏注尚有本嵩《通玄记》、绍元《智灯疏》、宗豫《务本记》等数种。笔者在前人成果基础上,考订已知唐宋两代《法界观门》注疏有如下数十种。作为结论,兹列著者及存佚状况如下,详尽说明见本文以下两部分:
      唐澄观(约737-838)《法界玄镜》一卷,《大正藏》第四十五卷。
      唐德素[21](生卒年不详)注澄观疏所作《玄镜义记》二卷,佚。同《科》一卷,佚。
      唐智藏(741-819)《漩澓偈略注》,《俄藏黑水城文献》(TK242)。
      唐宗密(780-841)《注法界观门》一卷,《大正藏》第四十五卷。同《注华严法界观科文》一卷,《卍续藏》第一百零三册。
      唐裴休序宗密疏所作《注华严法界观门序》,《大正藏》第四十五卷。
      晚唐惟劲(生卒年不详,活跃于十世纪初)《释华严漩澓偈》一卷,《房山石经》第二十八册。
      五代宋初仁周[22](生卒年不详)注宗密疏《钞》,佚。
      五代从朗(生卒年不详)注宗密疏所作《集要钞》三卷,佚。
      佚名序从朗钞所作《法界观门钞序》,《圆宗文类》卷二十二(收于《卍续藏》第一百零三册,及《韩国佛教全书》卷四,下同)。
      北宋守真(894-971)注宗密疏所作《钞》四卷,佚。同《科》一卷,佚。
      北宋有朋(生卒年不详)注宗密疏所作《集解》五卷,佚。
      北宋昙雅序有朋疏《法界观门钞序》,《圆宗文类》卷二十二。
      北宋洪鉴(生卒年不详)《钞》四卷,佚。
      同《科》一卷,佚。
      北宋净源(1011-1088)《助修记》二卷,佚。
      同《科》一卷,佚。
      净源序己疏《法界观助修记序》,《圆宗文类》卷二十二。
      北宋有诚(生卒年不详)《略法界观手记》一卷,佚。
      同《三观宗记》一卷,佚。
      同《真空绝相观颂》三首,《圆宗文类》卷二十二。
      北宋吕惠卿(1032-1111)《新注法界观》一卷,佚。
      吕惠卿序己疏《新注法界观序》,《圆宗文类》卷二十二。
      北宋元智(生卒年不详)《符真钞》四卷,佚。
      北宋遵式(1042-1103)《摭要钞》四卷,佚。同科文,《南藏》。
      北宋本嵩(-1083-1088-)《法界观通玄记》三卷,高山寺宋版卷中、卷下残本,立正大学明版卷上、卷中完本。
      同《华严七字经题法界观三十门颂》,《大正藏》第四十五卷,《圆宗文类》卷二十二。
      南宋宗豫(生卒年不详)《注华严法界观务本记》一卷,佚。
      同《注华严法界观科》一卷(后欠),《续藏》第一百零三册。
      南宋道通(-1122-1149-)《法界观披云集》,《续藏》第一百零三册。
      南宋慧定(1114-1181)《法界观图》,佚。
      金琮湛(生卒年不详)《注华严经题法界观门颂引》,《大正藏》第四十五卷、《圆宗文类》卷二十二。
      南宋绍元(生卒年不详)《华严法界观门智灯疏》一卷,日本金泽文库、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
      以上,唐代有四种疏注,其余皆为宋人作品。另日本尚有多种注疏存世,如湛睿(1271-1346)撰《注法界观释文集》,限于本文讨论范围,予以从略。
     
    三、唐代诸疏家行迹考
     
      唐代注疏者中,德素其人其书不详。《义天录》记录其撰有澄观《玄镜》的注解,即《观门》的重疏,且置于宗密之前,姑且推测他是唐代人。另德素还有《大不思议论》一百卷行世,义天称“前分四十卷流通,余未见”,可见该书在宋初已经保存不全。
      关于智藏,据吉田刚论文介绍,日本东大寺图书馆所藏自宋版翻刻的《注法界观门》卷尾附有“好乌山沙门智藏注”《略注法界观门》,另立正大学图书馆藏《注法界观门》版也与此相同[23]。笔者未见此版本原件,详情不得而知。但《俄藏黑水城文献》所收《注华严法界观门卷下》(TK242号)卷尾标明,“初所注之题”乃“注略法界观门”,“后能注之人”乃“杭乌山沙门智藏注”[24]。
      考此黑水城本《注华严法界观门》上、下两卷(TK241、TK242)与现行《大正藏》本裴休序、宗密疏《注法界观门》完全相同,唯卷尾自“注略法界观门”以下文字为《大正藏》本所无。其内容是智藏所注《漩澓偈》的释颂,《漩澓偈》每一句(共三偈十二句)分别配以四句七言颂文。从上述“注略法界观门”的题签来看,此文与吉田刚所言智藏《略注法界观门》有关,或许即为该书《漩澓偈》对应的部分也未可知,有待据日藏相关资料核实。
      又《宋高僧传》有“唐越州暨阳杭乌山智藏传”[25],可推知“好乌山”应为“杭乌山”之误。据此本传,智藏(741-819)俗姓皮氏,西印度种族。自其祖父代入华,世代为官,侨居庐陵。年少出家,于律藏最为精敏。“每登法座,提唱毗尼,堂盈席满,听受无厌”。据说他在贞元(785-805)中还遇到马祖禅师(688-763或709-788),于禅法也“笃明心要”,但从时间上来看,这一记述不一定可靠。后智藏游会稽,于越州暨阳杭乌山顶筑小室安禅,著《华严经妙义》,“宣吐娓娓,学者归焉”。元和十四年(819)二月,无疾而终,世寿七十九。
      此《华严经妙义》与《注略法界观门》是否有关尚不得而知,但智藏作为一个精通禅、律的僧人,留意于华严,注解《法界观门》,值得注意。因智藏生活年代与澄观、宗密相同,其所著略疏或许即为澄观、裴休所言前人疏也未可知。但一般而言,疏注成书都是先略后广,删繁就简,如澄观、宗密疏的关系,因此假设智藏疏在澄观疏之前似不太合理。
      至于澄观和宗密,其对后世影响巨大,宗密疏是澄观广疏的节略版,而其后宋代诸疏注大多是宗密疏的复注即钞。因澄观、宗密二人及其疏钞较为人所熟知,限于篇幅,于此不再赘述。
      唐末五代另一疏家是惟劲。惟劲于《宋高僧传》《景德传灯录》《补续高僧传》皆有传。他是福州人,因素持苦行,被时人称为头陀。他曾先后参雪峰义存和玄沙师备,深入渊奥,符会心印。唐光化(898-901)中[26],入南岳,住三生藏。藏中有镜灯一座,乃华严第三祖贤首大师所制。“师(惟劲)睹之,顿喻(《补续高僧传》作“悟”)广大法界重重帝网之门、佛佛罗光之像。因美之曰:‘此先哲之奇功,苟非具不思议善权之智,何以创焉’?乃著《五字颂》五章,览之者悟理事相融”[27]。
      惟劲著述颇丰,有《续宝林传》《南岳高僧传》《七言觉地颂》等。《七言觉地颂》见存于《景德传灯录》等书,其思想内容与华严义学多有关联,而此文中所及《五字颂》内容不详。又《义天录》以及《宋史·艺文志》所载佛教书目中记录惟劲曾作《释华严漩澓偈》一卷,未知此偈与《五字颂》关系如何。查今《房山石经》“石经塔下第2551号”存《释花严漩澓偈》,题为“南岳般舟道场比丘惟劲释”,应为《义天录》所载之文。该文由略序、传杜顺作《漩澓偈》原文、惟劲所作分段颂文、结颂组成。该略序称:“其偈总有一十四句,详其义意,通一十段释之,并随段结颂,显其总意也”[28]。这是指《漩澓偈》的原文共有十四句[29],而惟劲分十一段予以逐句阐释,每段分颂,最后有结颂,这与上述石经版的形式一致。而其中的颂文有数行七言,但大部分为五言,虽不能肯定即为《五字颂》,但内容相关殆无疑议。

    四、宋代诸疏家行迹考
     
      义天曾经师从的宋代华严宗高僧净源(1011-1088)在《法界观助修记序》中提到他之前的四家钞本,其文曰:
      然兹观门,作为钞解,殆盈四家。西蜀仁周法师、开宝守真大师、淅水从朗法师、景德有明[30]大师。虽皆连疏累偈,托文为证,而于所解之义,有多互违者,盖帝心(指杜顺)集观,文高旨远;定慧(指宗密)为注,言约义微;丞相(指裴休)述序,本末交映。以故,申明其辞实难其才耳。抑又行之大者,莫先乎熏止习观。诸钞发义,虽列多门,而圆修造诣,竖无穷归。(净)源躭味波翫,有年数矣,不揆荒鄙,輙事操觚,删众说之繁文,补诸祖之要义,勒成两卷,将传叔世,助观心而终焉。噫!吾祖既没,微言在兹,与我同志,无隐乎尔[31]。
      “四家”即“西蜀仁周法师,开宝守真大师,淅水从朗法师,景德有朋大师”。净源批评这四种钞(都是对宗密《疏》的复注)词句繁琐,“于所解之义,有多互违”,并分析其原因一方面在于这些著述者的才识有限,难以领会杜顺、宗密、裴休的意趣;另一方面在于《法界观门》并非单纯的理论著作,而是“熏止习观”的实践指南,诸家于此未得要领。
      净源所列四家钞,为其著《助修记》时所参考。其中仁周的著作未见于《义天录》和其它资料,其人事迹不详。考虑到净源所列余下三家皆与其所处时代不远,姑且猜测仁周为五代或宋初人。
      从朗大约是五代宋初人。据《义天录》,从朗有《法界观门》的《钞》即《集要钞》三卷,宗密《行愿品别行疏》的《钞》六卷,《华严经净行品别行疏》、《钞》、《科》各一卷。其中《集要钞》即净源所言“钞解”,今不存。
      从朗的传记资料不存,身份和年代难以确定,《宝通贤首传灯录》中有一则记述与之有关[32]:
      [贤首]第四世妙圆奥法师[圭峰密法嗣]、[贤首]第五世开明朗法师[妙圆奥法嗣]、[贤首]第六世圆显现法师[开明朗法嗣]。以上三师,事迹未详,而三师之名,见于明初宋文宪公濂之文集。《集》之言曰:“圭峰传奥,奥之后,又复废逸。朗、现父子相继,而作补葺粗完”云云。是说也,文公必有所据。
      《宝通录》为清代人所作,其所依据的原始材料是明初宋濂的说法,所出都较晚,且依据为何,宋濂也没有说明。若据该文,“开明朗法师”系“妙圆奥法师”即石壁传奥的后世传人,分别为五世和四世。不过宋濂说:“奥之后,又复废逸”,可见朗不是传奥的亲炙弟子,他们之间应有时间上的差隔。朗又传现(圆显法现),“朗、现父子相继”(即有直接师承),现之后是第七代灵光洪敏法师。洪敏于太平兴国年间(976-984)住秀水(嘉兴)灵光寺,故称“灵光洪敏”。“开明朗法师”传承上既早于洪敏,时代也应略早,当为五代宋初人。
      又下文将要述及的北宋守真(894-971)法师也是《法界观门》的疏家,他的传记称其早年曾追随一位从朗法师学习《起信论》,从时间上来看,这位从朗法师很可能就是“开明朗法师”。又《宝通录》下文说:“朗法师之时,有昭信法灯大师传贤首教,明白可信”[33] 。守真曾锡号“昭信”,“昭信法灯大士”[34] 概指守真无疑。由此,可见此从朗确是守真同时代人。
      又据佚[35]《法界观门钞序》,净源上文所提及的“淅水从朗”曾“专业华严,逾二纪矣,传其法于四方者,不可胜数”,他除了专业华严,还以“余力通《圆觉》、《起信》,及诸部大乘经论”。可见这位从朗专攻华严,旁及《圆觉经》、《起信论》。从序书者的口吻来看,这位从朗是序者同时代人,而《序》作于《钞》成书后不久,即北宋至道元年(995)。这个年代与上述开明从朗的活动年代略有差距,现在无法判明是资料记述有误,抑或序者乃应从朗弟子之邀为将要开版的《钞》作序,还是几乎同一个时代存在着两位与华严有关的从朗。从《序》作者的口吻来看,《序》成立的年代不应有误,较仅凭传闻的《宝通录》更为可靠;序者应从朗弟子邀请的可能性不可谓无,但从上下文来看又不太合理;净源称为《法界观门》作《钞》的人为“淅水从朗”,且对其多有贬抑,如若《宝通录》的记述属实,作为法孙的净源似不该如此不敬,由此,则开明法朗与淅水法朗实属二人[36]。又或《宝通录》为后人眼界,净源时尚未视从朗为华严宗师,开明从朗与淅水从朗为同一人,年代稍后。因资料较少,目前尚难以定论。
      守真(894-971)《宋高僧传》卷二十五有本传行世。根据该传,守真是永兴万年人,俗姓纪,驻锡于东京开宝寺。弱冠之时偶游圣寿寺,“见修进律师,行出物表,语越常度,乃解带卸冠,北面而事之”[37]。其后,“先谒从朗师,学《起信论》;次依性光师,传《法界观》;后礼演秘阇梨,授瑜伽教”。可见他转诣多师,曾习律、华严、密教,“并得心要,咸尽指归”。自此“宣畅妙典,四十年间,略无怠矣”,曾“讲《起信》及《法界观》共七十余遍”,“皆以灯传灯,用器投器,嗣乎法者二十许人”。又“开灌顶道场五遍,约度僧尼士庶三千余人”。又“开水陆道场二十遍,常五更轮结文殊五髻教法,至夜二更轮西方无量寿教法,称阿弥陀尊号,修念佛三昧”。可见他弘扬的法门有多种,在当时颇具影响力,在教典上尤精于《起信论》和《法界观门》。守真所著《法界观门钞》四卷、《科》一卷今均不存。
      至于有朋,现存也仅有零星资料。保存在《圆宗文类》中的昙雅为有朋所作《法界观门钞》之《序》(1062)称:“乃有皇都大沙门锡号净觉、名有朋者,尝慨众释繁略未驯,遂自操觚,搜抉精义,酌其折中,成一家言。号为《集解》,离为五卷,以辅翼《观门》,用资讲习”[38] 。这些记述与《义天录》和净源的说法可以呼应,有朋所作《集解》五卷今不存。又昙雅《序》中言及作序的因缘是有朋的门人欲将钞文镂版流通,还提到“端明尚书李公”[39] 曾为有朋作塔铭,详述其行状,可知有朋在昙雅作序时已经圆寂,时代早于净源和昙雅,应为宋初人。然李公塔铭未见,详情不得而知。
      以上为净源序中所述四人,净源本人则是唐以后华严宗历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关于净源的传记资料非常丰富,《释门正统》《佛祖统纪》《武林西湖高僧事略》等书均有记载,而其中最为详实的是其在家弟子曾旻所撰《晋水法师碑》[40]。根据这些资料,可知净源的主要贡献是开创了以杭州慧因寺为中心的华严宗教团。而在此之前,华严宗风久已不振,因而净源被后人誉为华严宗“中兴之祖”。这项事业得以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是高丽王子僧统义天入华向净源求法,震动朝野。义天在入华之前即与净源有书信往来,执弟子礼甚恭。回国以后,对乃师思念不断。净源圆寂之后,义天通过各种手段表达对乃师的追思,慧因寺得以大振,又被称为高丽寺。其下一派,是南宋华严宗最重要的教团。
      净源对于华严典籍的整理、疏注、开版流通是他振兴华严宗事业的重要一环,他对法藏、澄观等人的多种著作都有疏注,其有关《法界观门》的著作《助修记》二卷虽已亡佚,但相关资料,如《自序》都有保留,是帮助我们了解宋代《法界观门》疏注情况的重要线索。
      与净源同时代的还有有诚。有诚是北宋时的名僧,住东京觉严寺,曾应朝臣奏请入两街说法,专讲《华严经》。宋张方平《乐全集》称:“诚上人闻修有本,行入胜流。善才遍参,渐进虚明之地;普贤大愿,会归悲志之门”。宋慧洪《林间录》称:“东京觉严寺有诚法师,讲《华严经》历席最久,……,近世讲人莫有居其右者”[41]。义天来华承续法脉,朝廷原本安排他从有诚学习,可见在朝廷的心目中,有诚高于净源。但因义天来华前已经仰慕净源,上书称自己因得“两浙净源讲主开贤首祖教文字,披而有感,阅以忘疲。乃坚慕义之心,遥叙为资之礼”,坚持要赴杭州从净源受法。有诚也上表请辞,其文称:“臣虽刻意讲学,识趣浅陋。特以年运已往,妄为学者所推。今异国名僧,航海问道,宜得高识博闻者为之师。窃见杭州慧因院僧净源,精练教乘,旁通外学,举以自代,实允公议”[42]。义天辞别有诚去寻净源,临行前曾将《贤首碑文》(唐阎朝隐《大唐大荐福寺故大德康藏法师之碑》)、《妙理圆成观》(《法界圆融观》)、《康藏传》、《华严旨归》、《华严传》(《华严经传记》)等书借阅给有诚,对于这些华严宗的基本文献,有诚的反应竟然是“得所未闻”。由此可见,有诚虽然擅讲《华严经》,但对于法藏系统的华严义学并不一定很熟悉。
      《义天录》记有诚有关《法界观门》的著作有《略法界观手记》一卷和《三观宗记》一卷两种,均未见。但由《三观宗记》题目,望文生义,或许与《圆宗文类》卷二十二所收三首偈颂有关(另收有一首有诚赠义天回国的诗《送花严法师传教东归》)[43]。从颂文内容来看,显然是对法界三观的吟咏。进一步而言,也有可能是对《漩澓偈》的释颂。查西夏一行《华严经海印道场忏仪》中将《漩澓偈》称为《三观偈》[44],这种可能性确实存在。
      与净源、有诚同时期的另一位《法界观门》疏注者是吕惠卿(1032-1111),他是唯一的一位居士作者。吕惠卿《宋史》有传,被辟为奸臣。盖因其协助王安石变法,陷入朋党之祸,甚至有人将变法失败原因归咎于王安石重用吕惠卿这样的小人。吕惠卿于佛法多有留意,其为《法界观门》注疏一事,《义天录》、《隆兴佛教编年通论》都有记载。原书不存,但由其自序可略窥一二。
      慧卿闻道十有余年矣,损之又损之,以求正念,而未之契也。及得是观,如其说而修之,乃真知天下之物无非心者,而吾心相不可得也。故横心之所念,而无能念可念;横口之所言,而无能言可言,则吾安往而不知哉?呜呼!昔人有以杜顺为文殊师利菩萨者,真不虗也。若人者是真世间之眼也。吾不敢以其说独善,輙以所证为之解释。有诚吾言而修之者,华藏之游吾愿与之同之。温陵吕惠卿序[45]。
      遵式(1042-1103)乃圆义遵式,有《注肇论疏》六卷行世,以往学者往往将其与天台宗高僧,另一位更加出名的慈云遵式(964-1032)混同,日本学者吉田刚考辨甚详[46],于此不再赘述。据《圆义禅师塔铭》(《湖州府志》卷四十八)载,遵式字师道,俗姓顾氏,长洲人。熙宁(1068-1077)初,元智法师讲《华严经》、澄观《疏》《钞》于苏州雍熙寺,遵式从其禀受方袍,被推为上首。后又从圆照宗本(1020-1099)禅师习禅,深蒙印可,为圆照法嗣。此后住尧峰山寿圣禅院、瑞光寺、湖州乌墩鎭寿圣禅院等处。又《建中靖国续灯录》卷十六称其尝住定慧院,因此称之为“姑苏定慧院圆义禅师”,简称“定慧式”,传见于多种灯录。又《塔铭》记其示寂于崇宁二年(1103),世寿六十二,可推知其生卒年。
      据《义天录》,遵式有《法界观门摭要钞》四卷,今不存。但明《南藏》所收宗密《注法界观门》卷首记有“姑苏尧峰主持传法赐紫遵式治科”,可知该科文为此圆义遵式所治[47]。
      与遵式相关的是元智。《圆义禅师塔铭》说:“熙宁初,有元智法师讲《华严经》、清凉(澄观)《疏》、《钞》于苏州雍熙寺。师(遵式)从具禀受方袍,数百推为上首”。可见元智曾于熙宁初年(1068)活跃于苏州,遵式曾是他的上首弟子。据《义天录》,元智有《法界观门符真钞》四卷,今不存。另高丽义天入华曾问学于元智的弟子善聪,善聪在给义天的书信中曾经提及元智,其中说:“善聪八岁出家,十九试经落发,才受具品,便择师从学,几二十年。末后传大经,观道于姑苏法王门下,讳元智也,始觉有归也”[48]。另善聪在信中还坦承净源生前与自己多有不和,可知元智、善聪一系与净源为首的慧因寺一派分庭抗礼。
      南宋以后,《法界观门》尚有数种疏钞行世。
      小野玄妙据前述《谦顺录》《凝然录》,考订宗豫著有《法界观门务本记》一卷,今不存,但其所著《科》见存。宗豫,《大正藏》题为唐人,有误,观其所著《注华严法界观科》,题为“平江府普慈寺释宗豫述”[49] 。平江府于北宋政和三年(1113)成立,宗豫活跃的年代自然晚于此。又净源的再传弟子师会(1102-1166)曾与宗豫的弟子观复论战,批评宗豫所作《易简记》。由此可知,宗豫是南宋初年人。宗豫所作《法界观》科文,其内容与黑水城本(TK241、TK242)有所不同。
      道通号明悟大师,河朔平原(今山东平原)人。其所著《披云集》乃《法界观门》注疏,今存。除此之外,其尚有《华严经吞海集》三卷、《华严法相盘节》一卷存世。由《吞海集》序文可略知道通事迹,其文曰:“道通,夙附真乘,穷居讲肆,论听宣益,经传妙空。退惭先哲,无裨后学。请问十年,开演三徧。屡经患难,倍觉衰迟。筑室庐山,苟延岁月。而二三学者犹不我弃,日以是经相叩,华严为事。因阅旧箧,得所编法义,名曰《吞海》,用贻晚儁”[50] 。《盘节》序文与此类似:“(道通)夙附真乘,穷居讲肆,论听宣益,经传妙空。退惭先哲,无裨后学。屡经患难,倍觉衰迟。筑室城南,苟延岁月。而二三学者由不我弃,日以讲席为事,因阅旧箧,得所论法义,谓曰《盘节》”[51] 。可见道通驻锡庐山罗汉院,讲华严经论。又《法相盘节序》撰于宣和四年(1122),卷末有绍兴十九年(1149)施板流通的板记,可知道通活跃于此间。板记云:“绍兴十九年己巳岁正月望日,干缘小师僧文质,前住庐山罗汉院、传贤首祖教、明悟大师道通,回施此板入临安府南山慧因教院,常住流通”。从“传贤首祖教”、“回施”等词句来看,道通当与净源开创的杭州慧因寺华严宗系统有关。
      慧定(惠定1114-1181),《补续高僧传》有传,字宁道,绍兴山阴人,俗姓王。从道隆、师会、景崇三师习《华严》,“尽得其说,至超然自得,出入古今。不妄随,不苟异,三师盖莫能屈也”[52]。可见,慧定系宋代华严宗慧因寺一派传人。后大慧宗杲说法于阿育王山,慧定“慨然往造其居,所闻益广”。淳熙八年(1181)示寂,世寿六十八。据该传,慧定著有与《法界观门》有关的《法界观图》。今存于清续法编《贤首五教仪》卷首的《法界观境普融无尽图》与法界观内容相一致[53],不知是否即为慧定此图。
      前述绍元《法界观门智灯疏》是日本现存的另一种《法界观门》注疏珍本,作者自述为“皇宋绍兴府光相寺沙门”。绍兴府成立于建炎五年(1131),由此可知绍元为南宋时代人。光相寺见于《嘉泰会稽志》《绍兴府志》,惜无有与绍元相关的资料。
      总体而言,可以以净源的时代为分界线,在此之前,《法界观门》的疏注者在地理上分布较广泛,南北兼有;而在此之后,集中于苏浙一代。这一现象与北宋末年华严传播南移,以慧因寺为中心建立的华严教团兴盛于苏浙的历史大势基本一致。
     
    五、本嵩和《通玄记》
     
      《通玄记》著者本嵩是北宋(-1083-1088-)时著名高僧,其影响广及宋、金和西夏。《华严七字经题法界观三十门颂》的开头部分收录有他的简略传记:
      师本京人也。始听华严大经,深通玄奥;终历诸祖禅林,洞明宗旨。于神宗元丰六年甲子,罢参隐嵩。少间无尽居士响师德,于元佑戊辰岁,谨率群贤邀师入京,请讲此观。被禅教二种学徒,造《通玄记》三卷,剖文析义,映古夺今。述《七字经题》并《三十观门颂》,纪纲经观节要,显出禅门眼目。天觉群贤皆展卷而时时听之,大异其辩耳。乃辄出疏帖,强请出世住开封夷门大剎,又奏特赐广智大师佳号。后住报本禅寺而终焉[54]。
      由此可见,本嵩是汴京人。出入于华严和禅,皆能通达。元丰六年(1083)他归隐于嵩山,大概此时已久负盛名。元佑戊辰(1088),无尽居士(张商英)风闻他的德行,率众人迎请入京讲《法界观门》,禅讲二种学徒皆来听讲,为此本嵩造《通玄记》三卷,后又述《七字经题》并《三十观门颂》,既得《华严经》和《法界观门》的要点,又显出禅门眼目。天觉(张商英)等群贤赞叹称奇不已,强烈要求本嵩住持开封大寺,并奏请朝廷赐予他“广智大师”的师号。其后,本嵩于报本禅寺示寂。
      本段提到的张商英(1043-1122)是宋代著名的护法士大夫,号“无尽居士”、“天觉”,有著作《护法论》行世[55]。元人吴澄(1249-1381)曾说:“宋东都之季,南渡之初,儒而最通佛法者有二张焉,丞相商英,侍郎九成也”[56] 。张商英在护法居士中声望极高,一是因为他身居高位;二是正如吴澄所言,他的佛法造诣颇深。他与临济宗高僧兜率从悦(1044-1091)、慧洪(1070-1128)、圆悟克勤(1063-1135)、大慧宗杲(1089-1163)等人都有密切往来。他不但乐于与僧人参禅问道,还奖掖荐举僧才,大慧宗杲就是因他的赏识而声名鹊起的。
      据张商英自撰《昭化寺李长者龛记》(《金石续编》卷十七):“予元佑戊辰奉使河东,行太原县,谒方山,瞻李长者像,至则荒茅蔽岭,数十里前后无人烟,有古破殿屋三间,长者堂三间,村僧一名,丐食于县,未尝在山。予于破竹经架中得长者《修行决疑论》四卷、《十元六相论》一卷、《十二缘生论》一卷,梵夹如新。从此遂顿悟华严宗旨”。由此可见,张商英途径太原方山,拜谒李通玄故居,得其著作,感叹屋宇破败,梵夹如新,“遂顿悟华严宗旨”。而这与他迎请本嵩恰好在同一年。大概他于此时起倾心于华严,推崇本嵩并非偶然。其后(1100),他因故被贬往随州,在随州期间曾与报恩禅师谈论禅讲之要,提及华严,他说:“华严注释,古人各有所长,如题目七字,大清凉得之妙矣。始成正觉,李长者所具,剿绝佛智,既无尽无量,信乎名句文字所不能诠”(《云卧纪谈》)。由此可见,在这一两年间,张商英于华严多有留意,这与本嵩多少有些干系。
      另元照(1048-1116)为《通玄记》所撰《序》中也予以了“剖文析义,映古夺今”的评价,他还一并记述了本嵩弟子东京觉上人刊行本书的有关史实,即:
      东京觉上人,素业华严,存心妙观,尝从报本广智和尚面受斯文,深加考核。爱其剖文析义,映古夺今,诸家繁衍之文,例皆刊正。自昔未明之义,曲为申通,足以启迪来蒙,发明观智。然恐布流中外,传写差讹。于是竭力募縁,命工刻板[57]。
      元照(1048-1116)字湛然,自号安忍子,俗姓唐,余杭人。兼学律和天台,以律为本,是宋代南山律宗的代表人物。元丰中,他住持杭州昭庆寺,后住灵芝崇福寺,历三十余年,人称“灵芝尊者”,卒后谥大智律师。有《芝园集》等著作行世。查《芝园集》,因元照善属文墨,曾为多人著作作序。从以上引文来看,元照为《通玄记》作序盖应觉上人之请,不一定与本嵩本人相识。不过元照对本嵩的赞许也并非敷衍之辞,本嵩在宋朝僧界确实享有声誉。
      此外,《华严七字经题法界观三十门颂》由本嵩的本颂和琮湛的集解组成,琮湛在“颂引”中记述道:
      粤有夷门广智大师,具无碍辩,得总持门,宗说兼通,词翰俱美。造《通玄记》,堤备摘叶寻枝;述妙伽陀,特示良驹鞭影。言中纲要,撮尽性海之波澜;句内幽玄,闪出禅门之眼目[58]。
      此文末标记的年记是“正大元年岁次甲申仲冬望日”。正大是金朝年号,表明琮湛是金朝僧人。说明本嵩即使在辞世百年(1224)之后,在占领了北宋故地的金仍具有相当的影响力。
      此外,现存资料表明,本嵩及其《通玄记》在西夏拥有很崇高的地位。西夏一行慧觉法师《华严经海印道场忏仪》卷四十二甚至把他列入“东土正传华严祖师”[59]。该部分列入的法师共有六位,其中杜顺、智俨、法藏、澄观、宗密等唐代诸师与宋朝“五祖说”一致,而本嵩排在宗密之后,俨然是“六祖”的地位。这大概因为西夏重视《法界观门》,并把它作为了衡量标准之一。所以《华严经海印道场忏仪》把杜顺称做“造法界观帝心法顺法师”,把本嵩称做“造观注记者广智大师”,对著述甚丰,重点阐发《圆觉经》的宗密,也称做“造华严纶贯注观文圭峯宗密禅师”。值得注意的是,宋代注释《法界观门》的名僧很多,没有注释《法界观门》但以弘扬华严而知名的高僧也很多,本嵩却是唯一入选华严祖师的宋代僧侣,其中原因尚未清楚。
      更加值得关注的是,据史金波《西夏佛教史略》一书称[60],俄罗斯还保存有西夏文的《通玄记》,可见西夏对本嵩和《通玄记》一书的重视。不过史金波只提及了《通玄记》的书名,并未提供进一步的学术信息。聂鸿音《华严三偈考》一文较为详细地介绍了俄藏西夏文《通玄记》即黑水城本的版本和收藏信息,并且汉译了下卷有关《漩澓偈》的部分[61]。俄罗斯学者索罗宁(Kirill Solonin)近年发表了有关西夏、辽代佛教的众多研究成果,他目前正在从事黑水城本的汉译和解读工作。据介绍,西夏文《通玄记》的残卷保留的恰好是该书中、下卷部分,该文献解读后,恰好可以与汉文合璧,向世人展现这一重要文献的全貌。
      以上限于篇幅,仅对相关文献和人物进行了一番基础性的考察工作,至于《通玄记》及唐宋各种疏钞的内容与思想,容另行考察。
     
      注释:
      [1]本文初稿已完成数载,缺然未肯示人。2013年11月笔者应邀参加浙江龙泉“华严国际学术研讨会”,口头报告了本文梗概,然其后会议论文未结集出版。本次承圣凯法师和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美意,予以发表,特此致谢。
      [日]野泽佳美编《立正大学图书馆所藏明版佛典解题目录》,立正大学图书馆,1999年版。
      [2]据最新网络信息,中国大陆德宝拍卖行曾经于2009年拍卖过一套三卷本明刊《通玄记》,但因笔者未见该书实物以及相关介绍,目前尚无法确认该书的内容以及与立正大学版的关系。参见网页:http://wwwdbpmcn/auction/sdetailasp?id=29097&cid=96
      [3] [日]谦顺《诸宗章疏录第二》、[日]凝然《华严宗经论章疏目录》等目录,元普瑞《会玄记》等著作,然不见于同时代高丽义天编《新编诸宗教藏总录》(《义天录》),疑义天不知有该书,故《义天录》未见存目,详见下文。
      [4] [日]小野玄妙《佛说解说大辞典》,大东出版社,昭和八年版,第10卷第7页第3段,“法界观通玄记”条。
      [5] [日]常盤大定《支那佛教の研究》第三,春秋社,1940年版,第345页。
      [6] [日]高山寺典籍文书综合调查团编《高山寺经藏典籍文书目录第二》,东京大学出版会,1975年,第291-292页。
      [7] [日]吉田刚:《本崇法界观门通玄记について》(收于《禅学研究》第80号,2001年12月)。该文通篇將“本嵩”作“本崇”,有误。
      [8]常盘大定前引书,第382页。
      [9]案:“大唐印本”泛指中国刊本,此处为宋刊本。
      [10]上个世纪初,日本学者境野黄洋《支那佛教史讲话》率先对杜顺华严宗初祖的地位提出了质疑,提出了智正初祖说。铃木宗忠《原始华严哲学の研究》和石井教道《华严教学成立史》也相继否定了杜顺初祖说,並对《法界观门》的著作权予以质疑。而常盤大定《支那华严宗传灯论》《续华严宗传灯论》则支持传统观点,双方展开了论战。战后六、七十年代,木村清孝与结城令闻就此继续展开争论。结城捍卫传统说,而木村则认为从宗教史的角度出发,即依照华严宗徒对杜顺的信仰与崇拜而言,可以肯定杜顺作为华严宗初祖的地位,但是从思想史的角度出发,《法界观门》当属较为成熟的晚期作品,不可能形成于杜顺时代。参见木村清孝《法界观门撰者考》(《宗教研究》第195号)、同《初期中国华严思想の研究》第一章(春秋社,1977年版);结城令闻《隋唐の中国的新佛教组织の一例としての华严法界观门について》(《印度学佛教学研究》六-2)、同《华严の初祖杜顺と法界观门の著者との问题》(《印度学佛教学研究》十八-1)。
      [11]木村清孝前引书,第346-348页。
      [12]此据结城令闻所藏唐裴休《妙觉塔记》拓本(收录于镰田茂雄《中国华严思想史の研究》,东京大学出版社,1964年版,第157-158页)。但宋净源《肇论集解令模钞》(图版见镰田书)、元普瑞《会玄记》对《妙觉塔记》的引文中并无此文(《卍续藏》第8册,第93页上)。
      [13] 《圭峯定慧禅师遥禀清凉国师书》(收于唐宗密《圆觉经略疏》卷下),《大正藏》第39册,第576页下。
      [14] [日]空海《秘藏宝钥》:“杜顺和尚,依此法门,造《五教》、《花严三昧》、《法界观》等,弟子智俨相续。智俨弟子法藏法师又广五教,作旨归纲目及疏。”(《弘法大师全集》,吉川弘文馆,明治四十二年版,第三卷第46页)。
      [15] [日]圆仁《圆仁录》:“京南山沙门杜顺撰”,《大正藏》第55册,第1084页中。
      [16]据木村清孝研究,澄观《法界玄镜》第三“周边含容观”之第八门“交涉无碍门”中有“有本云后二句入在头”,第九门“相在无碍门”中有“亦有云”等字样,且澄观对此有解释,从而推测澄观注疏之前应已有其它注疏行世。又裴休序宗密《注》曰:“观文有数家之疏”,本嵩《通玄记》对此解释说:“‘观文有数家’等者,意云:古来广疏,人尚不了;今之略注,曷能开晓?‘广疏’即清凉《玄镜》是也,此外别无解释。圭峰但略《玄镜》以为《注》也。今云‘数家’者,未之闻也。或云‘数家’者,即至相《十玄》(指《一乘十玄门》)、贤首《百门义海》、《还源观》等。”吉田刚指出,这说明本嵩时所谓“数家注疏”已不传。笔者认为,此问题尚难以定论。一是仅凭《玄镜》中的寥寥数语,解读难免生歧义;二是本嵩奉澄观、宗密为圭臬,对“广、略”、“数家”的解释有些牵强,当时是否存在其它注疏,据此难以断定。参见木村清孝前引书(第347页),吉田刚前引论文。
      [17] 《义天录》是高丽义天为编纂《高丽藏》续藏而准备的目录,所收书目皆来自于义天入宋前后的亲自搜罗,该书对研究唐宋两代佛教典籍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18]案:《大正藏》本作“椎”,当为“惟”之误。
      [19]同收于《大日本佛教全书》卷一。
      [20]参见小野玄妙前引书、木村清孝前引书(第329-330页)、吉田刚前引论文,其中木村于小野基础上补充了绍元、道通、本嵩、宗予(豫)、昙雅的七种著作,吉田另补充了智藏的一种著作。
      [21]时代不详,疑为唐,详见下文。
      [22]时代不详,疑为五代宋初,详见下文。
      [23]吉田刚前引论文,“注释7”,第138页。
      [24] 《俄藏黑水城文献》,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4册,第293页。
      [25]宋赞宁:《宋高僧传》,《大正藏》第50册,第740页下。本段以下引文同。
      [26]案:《宋高僧传》原作后梁乾化(911-913)中,然惟劲锡“宝闻大师”号在后梁开平(907-911)中,故判为有误。参见范祥雍点校《宋高僧传》,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440-441页。
      [27]宋道原《景德传灯录》,《大正藏》第51册,第360页中。
      [28] 《房山石经》,华夏出版社,2001年版,第28册,第627页下。
      [29]晚唐五代惟劲所注《漩澓偈》本为十四句,而前述中唐智藏(741-819)所注为十二句,且个别文字有出入。又据聂鸿音还原西夏文《通玄记》译本,可知本嵩与智藏所用底本相同。但略晚于惟劲、早于本嵩的永明延寿(904-975)《宗镜录》卷四,略晚于本嵩(其书中提到本嵩)的西夏一行慧觉《大方广佛华严经海印道场十重行愿常遍礼忏仪》卷一中所引《漩澓偈》本皆与惟劲本同。可见自唐至宋,《漩澓偈》有两种版本流传。参见聂鸿音《华严三偈考》(杜建录主编《西夏学》第8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1-8页)。
      [30]据《义天录》和《昙雅序》,可知“明”乃“朋”之误。
      [31] [高丽]义天《圆宗文类》,《卍续藏经》第58册,第562页上。
      [32] 《宝通贤首传灯录》,华严学研究所编《华严学研究》第二号,1988年,第307页。按:原文句读笔者有所修订。
      [33]引文同上。
      [34]案:净源《金狮子章云间类解》中说“昭信法灯大士”曾注解《金狮子章》,也应指早于自己的守真。但目前的资料中未见守真有此注解的记载。
      [35]名观序文有云:“予逢掖之士,与朗师迹异。前年不第东归,且有天伦之戚,深惑福善祸淫之语,因取佛书孝之。适会朗师《钞》就,恳嘱为序,故斯云云”。可知作者为儒生。引自[高丽]义天《圆宗文类》,《卍续藏经》第58册,第560页下。本段以下引文同。
      [36]案:“开明”者或为开明寺之谓,开明寺有多处,此处或指陕西洋县开明寺。据《陕西通志》,寺“在县治南一里,古法轮院,唐开元中建,宋庆元元年重修”,塔今存。而淅水系河南南阳。
      [37]宋赞宁《高僧传》,《大正藏》第50册,第871页中。本段以下引文同。
      [38] [高丽]义天《圆宗文类》,《卍续藏经》第58册,第561页中。
      [39] “李公”疑为李淑(1002-1059),曾加端明殿学士,死后追赠尚书右丞。
      [40]见《慧因寺志》,收于《中国佛教寺志》第20册,台湾明文书局,1980年版。
      [41]宋慧洪《林间录》,《卐续藏经》第87册,第251页中。
      [42]引文同上。
      [43] [高丽]义天《圆宗文类》,《卍续藏经》第58册,第558页中。
      [44] [西夏]一行《大方广佛华严经海印道场十重行愿常遍礼忏仪》,《卍续藏》第74册,第146页中。
      [45]宋吕惠卿《新注法界观序》,《卐续藏经》第58册,第561页上。
      [46]吉田刚《另一位遵式》,《戒幢佛学》第2卷,2002年12月,第476-481页。
      [47]吉田刚上述论文最早指出了这一点。
      [48] [高丽]义天《大觉国师外集》,黄纯艳点校《高丽大觉国师文集》,甘肃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30页。
      [49] 《卍续藏经》第58册。
      [50]宋道通《吞海集》,《卐续藏经》第8册,第470页中。
      [51]宋道通《华严法相盘节》,《卐续藏经》第58册,第514页中。
      [52]明明河《补续高僧传》,《卍续藏经》第77册,第386页上。本段引文以下同。
      [53]清续法《贤首五教仪》,《卍续藏经》第58册,第629页上。
      [54]宋本嵩述、金琮湛注《法界观三十门颂》,《大正藏》第45册,第692页下。
      [55]关于张商英与佛教的研究,参考安藤智信《宋の张商英について:佛教关系の事迹を中心として》(《东方学》卷二十二,1961年)、同《张商英の护法论とその背景》(《大谷学报》四十二卷三期,1963年)、黄启江《张商英护法的历史意义》,收于《北宋佛教史论稿》(台湾商务印书馆,1997年)。
      [56]吴澄《跋张丞相护佛论》,收于《吴文正公集》(《四库全书》本)卷三十一。
      [57]引自日本立正大学藏明刻板《通玄记》。
      [58]金琮湛《注法界观门颂引》,《大正藏》第45册,第692页中。
      [59]一行慧觉《海印道场忏仪》,《卍续藏经》第74册,第355页下。
      [60]史金波《西夏佛教史略》,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57页。
      [61]参见前引聂鸿音论文。

     

    作者:王颂   来源:佛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