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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关于慧皎生卒年及《高僧传》问世时间等问题

     


      ——纪念慧皎大师圆寂1460周年
     
      内容提要:1,迄今为止,学界一般根据“僧果题记”,认为慧皎生于齐明帝建武四年(497),卒于梁元帝承圣三年(554)。笔者通过新的线索,进一步印证了僧果题记的可信性。2,此前学界已将《高僧传》问世时间的下限,推定在梁中大通五年(533)。笔者通过新的线索,重新推定了《高僧传》问世的时间范围:最下可迟至梁太清元年(547),最早不会早于梁大同六年(540)。
      作者简介:杨笑天,文学博士(日本佛教大学,佛学专攻),副研究员,现任中国佛教协会综合研究室副主任、中国佛教协会理事。
      引言
      慧皎是梁代高僧,以所著《高僧传》而名垂后世,但由于历史上有关他的传记资料非常寡少,直到如今,对于他的生卒年和《高僧传》问世的时间,无论教界还是学界,依然存有一些疑问。因此,本文将对相关资料和史料进一步挖掘和探索,力求对相关问题梳理出更加合理的答案和解释。
     
      一、慧皎的传记资料
     
      有关慧皎生平的传记资料,直接的只有三件,按时间顺序依次为,(一)附于《高僧传》卷十四《序录》后的“僧果题记”,其全文如下:  
      此传是会稽嘉祥寺释慧皎法师所撰。法师学通内外,精研经律,著《涅槃疏》十卷、《梵网戒》等义疏,并为世轨。又撰此《髙僧传》十三卷。梁末承圣二年太岁癸酉避侯景难,来至湓城,少时讲说。甲戌年二月舍化,时年五十有八。江州僧正慧恭经始,葬庐山禅阁寺墓。龙光寺释僧果,同避难在山,遇见时事,聊记之云尔。
      (二)费长房《历代三宝纪》录入此书后的说明,全文如下:
      武帝世,会稽嘉祥寺沙门释慧皎撰。皎学通内外,善讲经律,著《涅槃义》十卷、《梵网戒》等疏,并盛行世,为时所轨云。 
      (三)道宣《续高僧传》卷六的《梁会稽嘉祥寺释慧皎传》,全文如下:  
      释慧皎,未详氏族,会稽上虞人。学通内外,博训经律。住嘉祥寺,春夏弘法,秋冬著述,撰《涅槃义疏》十卷及《梵网经疏》行世。又以唱公所撰《名僧》颇多浮沈,因遂开例成广,著《高僧传》一十四卷。其序略云:前之作者,“或(复)嫌以繁广,删减其事,而抗迹之奇,多所遗削。谓出家之士,处国宾王,不应励然自远,高蹈独绝。寻辞荣弃爱,本以异俗为贤。若此而不论,竟何所纪?”又云:“自前代所撰,多曰名僧。然名者,本实之宾也。若实行潜光,则高而不名;若寡德适时,则名而不高。名而不高,本非所纪;高而不名,则备今录。故省名音,代以高字。”《传》成,通国传之,实为龟镜;文义明约,即世崇重。后不知所终。江表多有裴子野《高僧传》一帙十卷,文极省约,未极通鉴,故其差少。

      二、关于慧皎的生卒
     
      迄今为止,学界一般根据僧果的题记,认为慧皎生于齐明帝建武四年(497),卒于梁元帝承圣三年(554)。但是由于僧果所记的卒年和年龄未被《历代三宝纪》和《续高僧传》等采用,因此有学者怀疑二书的作者等人当时或未见过这个题记。[1]然而,比较相关文字可以发现,《历代三宝纪》的记载显然是直接参考了“僧果题记”的,甚至可以说,基本上就是对“僧果题记”的引用,所以费长房肯定是见过“僧果题记”的。《续高僧传》的作者道宣以其搜罗之广博,自然应该也是见过这个题记的。但他们都没有采用题记所说的卒年和年龄,也没有对之作出任何交待和评论,这说明他们对此资料是有疑问和顾虑的。那么,他们怀疑什么、顾虑什么呢?
      关于“僧果题记”,目前,学界通过对其中所涉及到的两个人物“江州僧正慧恭”和“龙光寺释僧果”进行考证,基本认定是实在的历史人物。因此,尽管还存有一定的疑虑,基本上还是认可了“僧果题记”的可信性。[2]
      笔者在梳理相关史料的时候,就慧皎晚年的足迹以及为何避难庐山的原因,发现了一些线索,可以进一步佐证“僧果题记”的可信性。
      《高僧传》卷十四后附的慧皎与王曼颖的往来书信二通中,表现出了两人之间的师徒关系,而且还透露了两人曾经时常见面的信息。[3]  那么王曼颖的居住地是在什么地方呢?《梁书》卷二二的“南平元襄王伟传”中称王曼颖为“太原王曼颖”,据此可知,王曼颖是太原人。太原,就是梁代的太原郡,位置在江州(亦称湓城,今江西省九江市)东北方,紧邻江州(即今天的彭泽、东至一带)[4],当时或也属江州治内。王曼颖与江革是好朋友,江革的家就在江州[5],所以,王曼颖去世时,江革才能来得及赶去吊唁。这些信息说明,王曼颖的居住地就在太原郡,而慧皎当时也肯定是住在江州一带,离王曼颖不远。乃至在王曼颖去世之后,慧皎应当也是长期住在江州的,直到晚年[6];因而熟悉那里的情况,在那里有相应的人脉关系;所以,侯景之乱时上庐山避难,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这个线索应该可以说为“僧果题记”的可信性又提供了一个佐证。
      由于我们进一步确认了僧果题记的可信性,所以费长房和道宣等人对此疑而不用的问题就变得愈发凸显![7]他们为何如此?这是否会与《高僧传》问世时间的问题有关?
     
      三、关于《高僧传》问世的时间
     
      关于《高僧传》问世的时间,学界目前只有一些不太确定的推论,还谈不上定论。[8]笔者在研究这个问题的过程中发现了一些线索,可以进一步澄清《高僧传》问世的时间,兹报告如下。
      慧皎于《高僧传》自序中介绍本书的取材范围是“始于汉明帝永平十年,终至梁天监十八年”,而核查本书内容,也基本上可以确认这一点(只有个别例外)。《开元释教录》因此而曾误以天监十八年为成书时间,但早已被认为是错误的。[9]
      近代以来的学界,在考证《高僧传》完成的时间时,多是用王曼颖的卒年来倒推。但王曼颖的卒年如何推算,却存在很大分歧。
      此前的推算方法是根据《梁书》卷二二的“南平王萧伟传”中的这段话来推算的:
      太原王曼颖卒,家贫无以殡敛,友人江革往哭之,其妻儿对革号诉。革曰:“建安王当知,必为营理。”言未讫而伟使至,给其丧事,得周济焉。
      南平王初为建安王[10],天监十七年(518)改封南平王[11],因此有人推断王曼颖卒于天监十七年以前。然而,也有人以王曼颖曾参与过《高僧传》的润色工作为依据而否认了这个推断(因取材范围的时间下限是天监十八年),并得到了多数学者的认可。[12]因此学界最终倾向于认为王曼颖在世时间的下限大约应为南平王去世的中大通五年(533),但无法确定一个更具体的时间范围,也没有对《梁书》此处的这个“建安王”的称呼作出解释。[13]  笔者认为,如下文所详,江革是萧伟最初被封为建安王时就一直跟随他多年的幕僚,由于多年的习惯而于称呼上难以改口,是完全可能的;史家照录,也是没有问题的。因此,此处虽称“建安王”,但实际上应知是指“南平王”。笔者新近在研究中还发现,《梁书》此条记载中还有一条重要线索此前未被学者们重视,即王曼颖卒时,江革曾亲自去吊唁,这个吊唁时间的范围其实是可以有一个大致推定的,因而可以进一步缩小王曼颖去世时间的范围。
      查《梁书》卷三六“江革传”,江革(466~535)于天监元年(502)之前、建安王为雍州刺史时即已跟随建安王赴雍州而入仕梁朝了。后为豫章王长史而被俘时年六十,从豫章王传可知此年为普通六年(525)。后随行武陵王出镇江州应该是在中大通元年至四年(529~532,此据“武陵王传”推知)。最后还朝为官,因“性强直,每至朝宴,恒有褒贬,以此为权势所疾,乃谢病还家……优游闲放,以文酒自娱。大同元年二月卒。”江革为人正直,为官尽忠职守,直到于中大通五年(533)前后因受朝中权贵排挤而谢病还家之前,一直都在任为官,应当是一直处于没有闲暇的状态的,而且为官之地基本上都远离江州,所以很难想象他能有时间特意远道到太原郡去为王曼颖吊唁。所以,他有足够的闲暇可以去给王曼颖吊唁的时期,只能是在大约中大通五年谢病回到江州家中之后到他去世的大同元年(533~535)之间。由此可以推测出王曼颖应该就是在这期间去世的,而这与根据南平王去世的时间而推测出的王曼颖在世时间的下限也是大致吻合的。因此,根据这两个线索,可以大致推定,王曼颖极有可能就是在中大通五年(533)去世的。(不过,如果考虑到,王曼颖若是在江革随武陵王出镇江州时期去世,因距离不远,江革也有可能去吊唁的话,那么,王曼颖去世的时间范围则可扩大到529~533年之间。)
      如上,我们通过江革的线索进一步推定了王曼颖去世的时间应当就是在中大通五年(533),但接下来的问题是,用王曼颖的卒年来倒推《高僧传》完成的时间是否合适呢?笔者认为问题没有这么简单。
      笔者最近在研究慧皎与王曼颖的通信时,注意到了一个细节,即王曼颖在审阅完《高僧传》原稿后,健康状况突然恶化,他说自己:“不见旬日,穷情已劳,扶力此白,以伐诉尽。”也就是说他的身体已经处于非常虚弱的状态,连起床写信,都是勉强支撑。慧皎接到回信后,非常欣慰,虽然知道王曼颖的健康出了问题,但绝没有料到才“旬日不见”的王曼颖的身体会忽然衰弱到不堪的地步,所以就继续把新写就的“赞论十科”寄上,再次请王润色。然而,这次却再也接不到回信了——前封回信已是绝笔,王曼颖很可能在那之后不久就去世了。这应该就是为什么两人关于《高僧传》的往返书信只有两封的原因。而慧皎后来把这两封信都附于卷末,应该就是为了表达对这位难得的知己和参与者的纪念。
      这样,当时的情况大体就清楚了:在时间大约中大通五年(533)王曼颖去世时,慧皎大约37岁,仅仅分别完成了《高僧传》传记部分的初稿和“赞论十科”的初稿。因此,很显然,在这之后,他还必须要花费一些时日来对这些初稿作进一步的润色、修订、补充、删改等等,所以,可想而知,此书最终完成并公之于世,至少应该是在数年之后了。
      那么,具体应该在何时呢?
      关于《高僧传》问世的具体时间,笔者新近发现,有一个线索虽久为人知,却并未引起足够重视。萧绎《金楼子》卷四的“聚书篇”中曾提到,他出镇江州时期,也就是在大同六年至太清元年(540~547)这段时间里,张绾曾经送给过他一部《高僧传》。这部《高僧传》笔者认为应当就是慧皎的《高僧传》。
      当时世上还有另外二部高僧传,一部是道宣《续高僧传》“慧皎传”中所提到的裴子野的《高僧传》(“江表多有裴子野《高僧传》一帙十卷”)[14]。据《梁书》卷五《元帝本纪》:
      世祖性不好声色,颇有高名,与裴子野、刘显、萧子云、张缵及当时才秀为布衣之交,著述辞章,多行于世。
      萧绎与裴子野、张缵(张绾之兄)等人乃布衣之交,早有交好,所以裴的著述自不待张绾去送是显而易见的。另外一部是虞孝敬所著的《高僧传》。虞孝敬很早就是萧绎的部属,他的著述不待张绾去送,也是显而易见的。[15]所以,张绾所送,只能是慧皎的《高僧传》。而且,萧绎搜集图书的爱好是闻名当时的,给他送书的亲朋故旧自然不会少,所以,如果要给他送书,就应当在该书问世的第一时间及时送出,否则,晚了(被别人送了)就没有意义了。[16]所以,慧皎的《高僧传》应当就是在张绾送书之前刚刚问世的。[17]。 
      至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慧皎《高僧传》完成问世的时间,应当就是在萧绎出镇江州的时期之内!最早早不过大同六年(540),最晚也晚不过太清元年(547)。若是大同六年,慧皎43岁;若是太清元年,慧皎50岁;若折其中则约为46、7岁。笔者个人倾向于尽可能晚的时间,因为,如此炉火纯青、功力深厚、见地精深、目光深远、足可为后世法的历史性巨著只有完成于这样一个身心彻底成熟的年龄,才是合乎情理和逻辑的。
     
      四、结语
     
      上述问题澄清之后,接下来的问题便浮现出来。如果以《高僧传》问世时间的上限大同六年(540)来计算的话,那么,距其取材时间下限的天监十八年(519)则有22年;如果以下限太清元年(547)来计算的话,则有29年。而从天监十八年到慧皎去世的承圣三年(554),则有整整35年。对这样大段时间的历史记载的空白的出现,当作如何解释呢?
      众所周知,史书即便在完成问世之后,也是可以进行修订和增补的,何况尚未完成!比如,道宣(596~667)的《续高僧传》是于贞观十九年(645)完成问世的,然而,这并不妨碍此后的二十余年间,道宣不断地对它进行增补和修订,直到去世前一两年,他都还在不断地往里面增补他所新获得的资料。所以,从道宣的角度来看,他应该是无论如何都难以理解慧皎是如何人为地造成了这三十多年的历史记载的空白的。这个历史记载空白如此巨大,以至于道宣日后无论怎么努力,都无法有效填补!因为,后世不仅资料不足,无法充分了解梁朝天监十八年之后的许多具体情况,而且更无法直接了解当时的佛教史家对当时的佛教情况是如何进行纪录和评判的。于是,这便形成了一个永久的谜团。这才是最令后世的佛教史家们所费解的吧。这也应该就是费长房和道宣等对“僧果题记”中的慧皎卒年和年龄的记载疑而不用的最根本的原因所在吧?
      这样来看,不论慧皎完成《高僧传》于中大通五年还是大同六年至太清元年之间,无论完成时间的早晚,只要他在世到承圣三年(554),并把《高僧传》取材时间的下限限定在了天监十八(519)年。那么,他便难免要面对这样一个追问:这三十多年的历史记载的空白究竟是怎么回事? 
      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谜!是慧皎留给后人的谜!
      这不免要让人联想到后世史家们对梁武帝和梁代佛教的种种议论……
      莫非这三十多年的空白与此问题有关?莫非这里面真的有许多难言之隐?
      我想,这个问题,应该会帮助我们打开一扇对慧皎及其《高僧传》和梁代佛教史研究的新的大门吧?[18]。 
      (本文最初发表于2014/4/26“上虞著名乡贤、佛教史学家慧皎大师圆寂1460周年纪念会”,会后经进一步修改,发表于本刊)
     
      注释:
      [1]苏晋仁:“这段记载,不仅道宣的《续高僧传》卷六《慧皎传》中没有提到,其前的隋费长房《历代三宝纪》卷十一,和其后的唐智昇《开元释教录》卷六,五代义楚的《释氏六帖》卷十所记的慧皎事迹中也都没有言及,可见他们都没有看到这段题记;题记当为后人所附入。” (中国佛教协会所编《中国佛教》第二辑,知识出版社,1989,页85。)
      [2] 1、参见黄先炳:“《高僧传》作者慧皎考”(此乃网上搜到的文章,且不完整。根据纪赟《慧皎《高僧传》研究》的介绍,黄先炳的博士论文题为《《高僧传》研究》);2、参见纪赟:《慧皎《高僧传》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第一章第一节。
      [3]王曼颖自称“弟子”;又曰:“不见旬日……”云云。见《高僧传》卷十四“王曼颖书”。
      [4]今江西九江彭泽县、安徽池州东至县一带,即当时的太原郡所在,距离今九江市,近则3、40公里,远则7、80公里。
      [5]萧绎《金楼子》“聚书篇”云:“又于江州江革家,得元嘉前后书五帙。”
      [6]萧绎出镇江州时(大同六年至太清元年540~547),曾“就会稽宏普惠皎道人搜聚”法书(《金楼子》“聚书篇”)。之所以能如此,应当是因为慧皎当时就住在江州,近水楼台故。慧皎当时应当是不可能因藏书著名而令萧绎远赴会稽向其求书的。所以,这可以从侧面印证,慧皎自王曼颖去世后,直到晚年,应当是长期住在江州的。黄先炳“《高僧传》作者慧皎考”中讨论过相关问题,可参见之。并参见44页注③。
      [7]笔者认为,主要应该是由于费长房和道宣没有采用的缘故,因而导致了后来的人也就都照例不予采用了。所以,本文主要举费长房和道宣。  
      [8]一,苏晋仁:普通三年或四年。参见中国佛教协会编《中国佛教》第二辑《高僧传》条(知识出版社,1989)。二,纪赟:中大通五年。参见纪赟《慧皎《高僧传》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第一章第三节。
      [9]参见纪赟《慧皎《高僧传》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第一章第三节。
      [10]建安郡,今福建省建瓯市。
      [11]南平郡,在荆州(今湖北江陵)向南约十公里处。
      [12]纪赟《慧皎《高僧传》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页33~34。
      [13]同前,页34。
      [14] 《隋书》“经籍志”谓为《众僧传》。
      [15]见《隋书》“经籍志”。隋费长房《历代三宝记》卷十一云:“湘东王文学虞孝敬……” 据《梁书》“元帝本纪”,萧绎封湘东郡王为天监十三年。  
      [16]据《梁书》(如“羊侃传”、“刘璠传”等)及其它梁史资料(包括当代的各种关于梁武帝的研究著作),张绾每每附和朱异,所以,若非奸佞,至少也是一个官场上八面玲珑、见风使舵之人,肯定是深谙投人所好之道的,因此,他若送礼,必会及时。  
      [17]萧绎知道慧皎的存在,应当就是在读了慧皎的《高僧传》之后,所以,前述“就会稽宏普惠皎道人搜聚”法书之事,应当发生在其获赠《高僧传》之后。参见41页注④
      [18]顺便一提,梁天监十八年(519)四月八日,梁武帝正式舍道事佛,受菩萨戒,下《舍事李老道诏》,梁代佛教从此翻开了新的一页……参见赵以武《梁武帝及其时代》第七章(南京凤凰出版社,2006),钱汝平《萧衍研究》第五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1)
    作者:杨笑天   来源:佛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