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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唐五代帝王诞节三教论衡考述

     

    ——以白居易《三教论衡》为核心
     
      摘要:三教论衡是唐五代帝王诞节庆生贺寿活动之一,更是节俗史、宗教史、戏剧史研究的重要课题。白居易《三教论衡》是现存记录此一诞节活动的较为完整的唯一文献。以白居易文为核心,与相关资料相印证,可以勾勒唐五代诞节论衡的一般状况:论衡者的宗教身份、角色常被极度关注,而具体名姓大多被忽视;论衡内容,常按照祝贺圣寿、娱乐帝王的目标,围绕三教经典展开;论衡方式,一般由三教分座次轮流主持,按照一对一或一对多展开;论衡过程中每座设有论主,论主不但要参与辩论,更要承担开场、过场、退场等环节过渡任务;为了在激烈的辩论中达到会同三教、祝贺圣寿的目的,诞节论衡很可能在庆贺开始前就进行论辩设计。
      关键词:唐五代帝王诞节三教论衡
      作者简介:刘林魁,文学博士,宝鸡文理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关陇宗教文化研究所研究员。
      儒释道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三大组成部分。三教之间的论衡、融合促进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但是,三教论衡对传统文化的影响,不限于思想意识和宗教信仰层面。如,从唐玄宗朝至五代,三教论衡一直是帝王诞节中庆生贺寿的一种主要方式据[1]。诞节三教论衡与诸多庆生活动相融合,催生了三教论衡参军戏,并成为宋金杂剧的重要内容之一。因此,唐五代诞节论衡对节日民俗史、前戏剧史、宗教关系史等研究,意义甚大。但是,现存有关诞节论衡的记述,多类似于标题新闻,简略异常,只有白居易《三教论衡》一文较为完备。本文不避拙陋,以白居易文为核心,参照相关文献,勾勒唐五代帝王诞节三教论衡之概貌。
     
    一、论衡者身份
     
      《三教论衡》一文,完整记述了太和元年(829)文宗诞节庆成节三教论衡者的身份。文前序言称,论衡者有秘书监赐紫金鱼袋白居易、安国寺赐紫引驾沙门义休、太清宫赐紫道士杨宏元等3人。安国寺,即位于西京长乐坊的大安国寺,本为唐中宗旧宅,中宗即位后于景云元年(707)九月十一日敕舍宅为寺,它是唐代帝王举行佛教法事的重要道场。太清宫,源自祭祀老子的玄元庙,是唐皇室用以尊祖崇道的重要道观,更是唐代道教的最高学府。秘书监,为秘书省最高行政长官,掌管国家图书、典籍,是唐代主管文化事务的最高官员。由此可见,诞节论衡者在当时都有较高的威望和丰富的学识,是上层社会三教人士之代表。从设计者的初衷来看,他们的论衡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三教文化交锋的最高水平。
      不过,从《三教论衡》一文来看,在诞节论衡正式论辩过程中,论衡者的真实姓名全部消失,代之以“儒”、“僧”、“道”这样的称谓。这种标示,不单单是为了节省笔墨,更为了突出论衡者的宗教身份。文献见载的30次诞节论衡,直接提到论衡者姓名的只占极少一部分。相对而言,对论衡者的记载更多只标注身份,像“僧徒、道士”,“僧、道”,“佛、道”,“儒、道、释”,“释、道”,“沙门、道士”,“浮图、道士”等等记载者,就有15次,占到了50%。这一数据说明,诞节论衡更注重论衡者的宗教身份。因此,高宗显庆、龙朔年间宫廷论衡过程中突破自身宗教身份、协助他方辩论的举措,诞节论衡中已经销声匿迹了。
      唐五代诞节论衡中,对于论衡者的称谓,除了经常性标注宗教身份外,有时还有专有身份称谓。如,“三教首座”、“三教谈论”就是如此。此种身份,虽然白居易《三教论衡》一文未曾提及,但《大宋僧史略》有明确记载:
      首座之名,即上座也。居席之端,处僧之上,故曰也。寻唐世敕辩章检校修寺,宣宗赏其功,署三教首座。元和中端甫止称三教谈论。盖以帝王诞节,偶属征呼,登内殿而赞扬,对异宗而商搉,故标三教之字,未必该通六籍,博综二篇。通本教之诸科,控群贤而杰出,而脱或遍善他宗,原精我教,对王臣而无畏,挫执滞而有功,膺于此名,则无愧色矣。次后经论之学,或置首座。三教首座,则辩章为始也。朱梁洎周,或除或立,悉谓随时。[2] 
      三教首座为僧官,从昭宗朝开始更名副僧录,并一直延续到五代。释辩章最早充任三教首座。据《宋高僧传·慧灵传》,辩章任三教首座至晚应在宣宗大中七年(853)。除辩章外,文献记载的三教首座还有正言、知玄等僧人。三教谈论作为赐号,似乎仅仅在中晚唐使用,释端甫为最早膺获此号之高僧。端甫历经德宗、顺宗、宪宗、穆宗、敬宗、文宗等六朝,其赐号三教谈论,亦当在此一时期。藏内文献记载的获赐“三教谈论”之高僧,还有谈延、义林、知玄、齐高、元照等数人。按照赞宁的说法,“三教首座”、“三教谈论”,并没有精通儒释道三教的要求,能够在帝王诞节上无畏于王臣、畅辩佛法、回应儒道之质难,就可以无愧此殊荣。当然,“三教谈论”赐号并不仅仅针对僧人,道士也有。如《唐音癸签》卷29在记载道士杜光庭的诸多身份中,就有“三教谈论”[3]。此外,还有下文将提及的宣宗朝道士曹用之。
     
    二、论衡内容
     
      白居易《三教论衡》记载的太和元年庆成节论衡,围绕儒家《孝经》、佛教《维摩诘经》、道教《黄庭经》展开,往返8番。8番论辩按宗教角色分为两类:儒佛论衡和儒道论衡。儒佛论衡中,佛教质难者有二题:何为“六义”“四科”,“何故曾参独不列于四科者”;儒家质难者亦有二题:“岂可芥子之内入得须弥山”,“诸佛菩萨以何因缘,证此解脱?修何智力,得此神通”。儒道论衡中,儒家质难二题:“养气存神、长生久视之道,其义如何,请陈大略”,《黄庭经》“黄者何义,庭者何物,气养何气,神存何神,谁为此经,谁得此道”;道教质难者亦二题:“敬一人则千万人悦,其义如何”,“何故敬一人而千万人悦?所悦者何义,所敬者何人”。这些论题大多与诞节庆生有着密切关联。
      曾参不入儒门四科等问题,为唐代儒学密切关注。孔门弟子按“四科”标准,选出10位优秀者,即十哲,包括“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4] 。十哲之中没有曾参,但开元八年(720)玄宗以曾参大孝,为塑坐像,位列十哲之次,从祀孔子。《孝经》是唐代释奠讲经仪式中经常讲论的儒家经典,玄宗也曾两次亲自注解《孝经》。天宝三年(744)十二月,玄宗“令天下,家藏《孝经》一本,精勤教习;学校之中,倍增传授,郡县官长明申劝课焉”[5] 。《孝经·广要道章》有“敬其父,则子悦;敬其兄,则弟悦;敬其君,则臣悦;敬一人,而千万人悦”一句,宣讲“孝道”的重要功用,其基本思路为“移孝作忠”。太和元年诞节论衡,对“四科”、“十哲”以及曾参至孝却何故“独不列于四科者”、“敬一人,而千万人悦”的辩论,可能有三层颂扬之意:唐王朝推崇儒学,国家以四科选人,人才济济,此一也;臣民孝道天成,移孝作忠,国泰民安,此二也;唐文宗威临四海,万民归心,天下大治,此三也。
      《维摩诘经》是大乘佛教早期的经典之一。该经通过毗耶离城居士维摩诘与文殊师利等人的讨论佛法,阐扬了大乘佛教般若性空的思想,宣扬了处世俗生活而修炼成佛的成佛之道,是中土文人士大夫和居士群体推崇的重要经典之一。《维摩诘经·不思议品》云:
      维摩诘言:“唯,舍利弗!诸佛菩萨,有解脱,名不可思议。若菩萨住是解脱者,以须弥之高广内芥子中无所增减,须弥山王本相如故,而四天王、忉利诸天不觉不知己之所入,唯应度者乃见须弥入芥子中,是名住不思议解脱法门……”[6] 
      须弥纳芥子与借座灯王、请饭香土、手接大千、室包乾像,都是《维摩诘经》所描述的“不思议之迹”,是诸佛菩萨解脱神通之力所致。太和元年诞节论衡中,有关《维摩诘经》中“须弥纳芥子”的争论,可能有这样的用意:祝愿文宗如维摩诘一样,身处俗境,却能修行成无边法力,获“不思议”神通!
      《黄庭经》是《太上黄庭外景玉经》及《太上黄庭内景玉经》的合称。二经成书有早晚,但思想并无二致。该经在唐代非常兴盛,士人临摹王右军《黄庭经》法帖以及读诵、注释、删修《黄庭经》者不在少数。《黄庭经》继承了人身脏腑均有主神之道经传统,结合古医经脏腑理论,以七言韵文形式,阐述道教修炼的医理根据及长生久视之要诀。唐玄宗朝隐士白履忠注释《黄庭内景经》说:“《黄庭内景经》者……诚学仙之要妙,羽化之根本”。《黄庭经》多次提及长生久视之道。如《内景经》“心神章第八”云:“六腑五藏神体精,皆在心内运天经,昼夜存之自长生。”“肾部章第二十”云:“百病千灾急当存,两部水王对生门,使人长生升九天。”《外景经》也说:“长生久视乃飞去,五行参差同根蒂……此非枝叶实是根,昼夜思之可长存。仙人道士非异有,积精所致和专仁”[7]。太和元年庆成节三教论衡中,有关《黄庭经》的争论,可能存在这样的用意:祝愿文宗修养心性,成就长生久视之道,身体康泰,永生不老!
      诞节论衡的内容与贺寿、庆生的需求密切相关,据上可知。但这种贺寿意图怎样表达,是在某个环节中直接加以言表,还是因贺寿背景的存在论衡者与听众心知肚明而不需要道出?文献缺载,无从得知。
      诞节论衡也有明显选题不当者,如:
      陈磻叟者……弱冠度为道士,隶名于昊天观。咸通中(860-874),降圣之辰,二教论议,而黄衣屡奔,上小不怿。宣下,令后辈新入内道场,有能折冲浮图者,论以自荐。磻叟摄衣奉诏,时释门为主论,自误引《涅槃经疏》,磻叟应声叱之曰:“皇帝山呼大庆,阿师口称献寿,而经引《涅槃》,犯大不敬。”以其僧谓磻叟不通佛书,既而错愕,殆至颠坠,自是连挫数辈。圣颜大悦,左右呼万岁。其日帘前赐紫衣一袭。[8]
      《涅槃经疏》为章安法师灌顶撰写、天台沙门湛然再治。该经为《大乘涅槃经》注疏。涅槃是指超越生死、灭却烦恼达到佛教之终极境界或状态。然在佛教传播过程中,也产生了另一种理解,即涅槃就是肉体之死,就是入灭,如“释称涅槃,道言仙化。释云无生,道称不死”[9],“老君垂训,开不生不灭之长生。释迦设教,示不灭不生之永灭” [10]。正是因为有这种理解,懿宗延庆节三教论衡时,道士陈番叟抨击佛徒引经不当,不符合庆生、贺寿的需要,佛教连连受挫。
      由此看来,诞节三教论衡的内容,重要的不在于思想是否深刻、高妙,也不在于论辩逻辑是否严谨,而在于通过三教经典的征引、三教义理的质难来表达对皇帝永生不死、圣寿无疆、天下太平、皇基永固的祝福。
     
    三、论衡方式
     
      太和元年诞节论衡中,儒臣白居易、沙门义休、道士杨宏元三人之间的辩论,《三教论衡》标注为“第一座”。这一座的核心是儒家一方,有儒佛论衡和儒道论衡两场。儒佛论衡有僧问儒对、僧难儒答、儒问僧对、儒难僧答等四番辩论,儒道论衡也包括儒问道对、儒难道答、道问儒对、道难儒答等四番辩论。此为一对多、分场次论衡的模式。既然第一座以儒为论主,那么第二座、第三座似乎应该各以佛、道为论主,每座也应各有两场论衡,每场似乎也应是四番辩论。
      这一推测,在相关记载中得到了印证。《册府元龟》记载:“太和元年十月降诞日,召秘书监白居易等与僧惟应、道士赵常盈于麟徳殿讲论,赐锦彩有差。”[11]《大宋僧史略》“诞辰谈论”条也说:“文宗九月诞日,召白居易与僧惟澄、道士赵常盈,于麟德殿谈论。”[12]白居易《三教论衡》所记述者正发生在太和元年,《册府元龟》、《大宋僧史略》所载与此当为同一事件。因而,太和元年诞节论衡除白居易、义休、杨宏元三人外,还有沙门惟澄、惟应和道士赵常盈等。他们可能参加了第二座、第三座的论衡。
      贞元年间德宗诞日,三教论衡频频举行。《旧唐书》记载:“贞元十二年(796)四月,徳宗诞日,御麟徳殿,召给事中徐岱、兵部郎中赵需、礼部郎中许孟容与(韦)渠牟及道士万参成、沙门谭延等十二人讲论儒道释三敎。”[13] 《册府元龟》记载:“(贞元)十二年四月庚辰帝降诞之日,近岁常以其日会沙门、道士于麟徳殿讲论……是日兼召儒官给事中徐岱、兵部郎中赵需、礼部郎中许孟容、四门博士韦渠牟与沙门谈延、道士万参成等数十人,迭升讲,坐论三教。”[14]《大宋僧史略》云:“贞元十二年四月诞日,御麟德殿,诏给事中徐岱、兵部郎中赵需及许孟容、韦渠牟,与道士葛(‘葛’当为‘万’之形讹)参成、沙门谈筵等二十人,讲论三教。”[15] 《旧唐书》说“十二人”,《册府元龟》说“数十人”,《大宋僧史略》则说“二十人”。三者比较,“十二人”之说更早,也更可取。按照三教参与人数均等的原则,12人中儒、释、道各为4人。如果按照3人一座的安排,贞元十二年诞节论衡应该有4座。《刘宾客嘉话录》云:“徳宗诞日三教讲论,儒者第一赵需,第二许孟容,第三韦渠牟,与僧覃延嘲谑,因此承恩也。”这里记载的是儒者三座次第,属于一对多形式。太和元年、贞元十二年诞节论衡,前三座与此相同。贞元十二年第四座情况,文献阙载,无从得知。
      诞节三教论衡的模式除了一对多,还有一对一。《刘宾客嘉话录》又云:“德宗降诞日,内殿三教讲论,以僧监虚对韦渠牟,以许孟容对赵需,以僧覃延对道士郗惟素。”[16]这里所记,应为一对一的论衡形式。“僧监虚对韦渠牟”是儒佛论衡,“僧覃延对道士郗惟素”是佛道论衡。诞节三教论衡分成三组,代表三教,一般只有三教之间才可展开论衡,没有三教各自内部的论衡。故而“许孟容对赵需”有可能是儒道论衡,两人中应该有一人充当道士身份。《刘宾客嘉话录》的两则文献说明,德宗朝诞节论衡一对多和一对一两种模式同时并存。
      《入唐求法巡礼记》云:“(开成六年)六月十一日,今上降诞日,于内里设斋,两街供养大德及道士集谈经,四对论议。”[17]唐武宗朝的这次诞节论衡,只有佛道二教参加,“四对论议”者,应是佛道二教一对一展开。
      不管是一对多还是一对一模式,论衡者都应升座之后“坐论三教”。而升座之仪式,《长兴四年中兴殿应圣节讲经文》记载为:“一声丝竹,迎尧舜君暂出深宫;数队幡花,引僧道众高昇宝殿。君臣会合,内外欢呼。明君面礼于三身,满殿亲瞻于八彩。牛香苒惹,鱼梵虚徐。得过万乘之道场,亦是一时之法界。”[18]此一升座仪式,包含对论衡者的无限尊敬。
     
    四、论主角色
     
      诞节论衡中每一座都有主导者,此与佛教讲经之法主、论主相当。论主除了回应他方的质难、申述己方的观点外,还主导论衡的展开与角色转换。如太和元年白居易参加的诞节论衡,第一座以儒家为论主,论衡开始,儒者入场辞为:
      谈论之先,多陈三教,赞扬演说,以启谈端。伏料圣心,饱知此义,伏计圣听,饫闻此谈,臣敢略而不言,唯序庆诞、赞休明而已。圣唐御区宇二百年,皇帝承祖宗十四叶。太和初岁,良月上旬,天人合应之期,元圣庆诞之日。虽古者有祥虹流月,瑞电绕枢,彼皆琐微,不足引喻。伏惟皇帝陛下臣妾四夷,父母万姓,恭勤以修己,慈俭以养人。戎夏乂安,朝野无事。特降明诏,式会嘉辰,开达四聪,阐扬三教。儒臣居易,学浅才微。谬则禁筵,猥登讲座。天颜咫尺,陨越于前。窃以释门义休法师,明大小乘,通内外学。灵山岭岫,苦海津梁。于大众中,能狮子吼,所谓彼上人者,难为酬对。然臣稽先王典籍,假陛下威灵。发问既来,敢不响答。
      此为诞节论衡第一座开始前论主的陈述,包括三层意思:第一,陈述三教、“赞扬演说”,此当绍介三教之功用,叙述诞节三教谈论之传统;第二,“序庆诞、赞休明”,此为赞扬皇帝圣明、天下大治,祝贺皇帝高寿齐天;第三,介绍第一座论衡者身份、学识。
      就辩论开场词而言,诞节论衡与高宗朝宫廷论衡之不同,明显在于:高宗朝宫廷论衡是三教参与者在论述之初,各自述身份、“赞休明”;诞节论衡变成了集中由论主来完成。此一环节的功能与变文之押座文相似。《三教论衡》一文的“序庆诞、赞休明”以皇帝为核心,但参照敦煌文献《长兴四年中兴殿应圣节讲经文》来看,诞节论衡的开场押坐,实不限于皇帝本人,还可以称颂皇后、太子以及诸王子等。
      第一场儒佛辩论结束后,论主过场词为:
      儒典佛经,讨论既毕。请回馀论,移问道门。臣居易言:我大和皇帝祖玄元之教,挹清净之风。儒素缁黄,鼎足列座。若不讲论玄义,将何启迪皇情?道门杨弘元法师,道心精微,真学奥秘。为仙列上首,与儒争衡。居易窃览道经,粗知元理。欲有所问,冀垂发蒙。
      过场词一则说明儒佛论衡结束、儒道论衡将开始,二则介绍了道教的重要性和道士杨宏元的身份。此下,随即转入儒道辩论。
      第一座的两场辩论结束时,论主退场词为:
      臣伏惟三教谈论,承前旧例,朝臣因对扬之次,多自叙才能及平生志业。臣素无志业,又乏才能。恐烦圣聪,不敢自叙。谨退。[19]
      按照白居易的介绍,诞节论衡退场环节论主要“多自叙才能及平生志业”。据此而言,诞节论衡与高宗朝宫廷论衡的结束环节不同,高宗朝的宫廷论衡结束时要由主持人对论衡者的得失、输赢表态评论。
      由此可见,诞节论衡每一座的论主,集组织者与辩论者于一身。作为辩论者,他既要回应对手的问难,又要难问对手。作为组织者,他要负责一座之中辩论的展开、角色的转换、辩论的收尾。由此更进一步推测,论主可能还有一些隐性的要求,如负责辩论气氛的调动、辩论者与听众之间的互动、辩论方向的把握,等等。
     
    五、论衡设计
     
      白居易参与的太和元年诞节论衡,有部分环节缺失。从文献记载来看,诞节论衡一般有三教会同的旨趣追求。《新唐书》云:“帝(德宗)以诞日岁岁诏佛、老者大论麟德殿,并召(徐)岱及赵需、许孟容、韦渠牟讲说。始三家若矛楯然,卒而同归于善。帝大悦,赉予有差。”[20] 《册府元龟》云:“(贞元)十二年四月庚辰帝降诞之日……初如矛戟,森然相向;后类江河,同归于海”[21] 。《刘宾客嘉话录》更记载了德宗朝某次三教论衡的结果:
      德宗降诞日,内殿三教讲论……诸人皆谈毕,监虚曰:“诸奏事云:玄元皇帝,天下之圣人;文宣王,古今之圣人;释迦如来,西方之圣人;今皇帝陛下,是南赡部州之圣人。臣请讲御制《赐新罗铭》。”讲罢,德宗有喜色。[22] 
      “南赡部州”,佛教地理名词,又译作云南阎浮提、云南赡部洲,在须弥山南方之咸海中,此处指代中国。《赐新罗铭》,原文已佚。这次诞节论衡中,僧人监虚在三教会同这一环节中表现出色。他将道教之老子、儒家之孔子、佛教之释迦牟尼以及唐德宗李适,都视作圣人。并沿用此一逻辑,讲解德宗之《赐新罗铭》,以表明大唐德化广布、遍及四方,由此而深结德宗之欢心。
      诞节论衡三教归同的结局,应该与论衡主办方的指导思想密切相关。张九龄《贺论三教状》云:
      伏奉今日墨制,召诸学士及道僧讲论三教同异。臣闻好尚之论,事踬于偏方;至极之宗,理归于一贯。非夫上圣,孰探要旨?[23] 
      权德舆《中书门下贺降诞日麟德殿三教论议状》云:
      三教源流,久无错综。或使后学,泥于通途。陛下遂万物之宜,御六气之辨,徵缁黄之侣,振元古之风。精义入神,微言尽性,然后稽合同异,讨论指归。以元元之慈俭,宏于在宥;以释氏之定惠,纳诸诚明。用济斯人,共陶鸿化。足以光策书于东观,资圣寿于南山。[24]
      德宗常常说:
      三教与儒教所归不殊,但内外迹用有异尔。[25] 
      张九龄说三教“至极之宗,理归于一贯”,诞节论衡就是要探讨三教之“至极”、“一贯”。权德舆说诞节论衡要“稽合同异,讨论指归”,“指归”即张九龄所言之“一贯”。德宗也肯定三教“所归”不异。而这种三教之归同,权德舆将之归结为教化之理:老子之慈柔节俭,帝王可以之弘扬仁政、推行德化;佛教的智慧禅定,可以之熏陶民众、完美德性。三教归同,最终归结到为帝王和俗世政权服务上来。
      诞节谈论之结果要三教归同,但过程仍然需要激烈、热闹一些。所谓“初如矛戟,森然相向”、“始三家若矛楯然”即为这一层意思。从文献记载来看,诞节论衡常常强调以下几点。第一,是高妙的辩论才能。贞元十二年诞节论衡中,韦渠牟“枝词游说,捷口水注,上谓其讲耨有素,听之意动”[26] 。“枝词”,指语词纷繁浮华。“捷口”,即利口,就是能言善辩。“耨”,本意为一种锄草的农具,引伸为除秽去邪,这里为辩驳质疑。“讲耨”就包括了陈述自己的观点和反驳对方的观点两个方面。韦渠牟在诞节论衡中,口齿伶俐、言辞丰富、巧舌如簧,既善于反驳,又长于立论,不管立论还是反驳都能进退自如,表现出极高的论辩素养。《旧唐书》记载太和元年诞日论衡中白居易的表现,也是“论难锋起,辞辨泉注,上疑宿构,深嗟挹之”[27] 。白居易的辩才,似乎没有在其《三教论衡》一文中凸现出来。这大概因为,白居易只是“略录大端,不可具载”的原因吧。
      第二,三教相互嘲谑以祝兴。《大宋僧史略》云:
      庄宗代有僧录慧江与道门程紫霄谈论,互相切磋,谑浪嘲戏,以悦帝焉。庄宗自好吟唱,虽行营军中,亦携法师谈赞,或时嘲挫……石晋之时。僧录云辩多于诞日谈赞。[28] 
      三教论衡之谑浪嘲戏,在魏晋南北朝已有。风气渐盛是在高宗朝。高宗显庆年间的宫廷佛道论衡中,嘲谑之词比比皆是,且已有娱乐观众的倾向。诞节论衡的嘲谑之词,存世极少。但道士程紫霄与僧录慧江嘲谑者,见载《全唐诗》,其中有“僧录琵琶腿,先生觱栗头”[29] ,前句为道士嘲笑僧人肥胖,后句为僧人嘲笑道士装束古怪。由此可见,诞节论衡之嘲谑,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高宗朝的宫廷论衡,可以嘲笑对方的身份、长相甚至论衡表现。相互嘲谑中产生的阵阵笑声,将诞节论衡推向高潮,将娱乐君臣发挥到极致。
      论衡过程要激烈、热闹,每一位辩论者都要非常卖力,或论证己方观点,或辩驳对方说法,甚至还要嘲谑对方,“谈赞”自己或皇帝。但论衡的结果却要千篇一律地实现三教归同。这样的安排,难度太大。尤其是,论主没有为对手确立论题的权利,辩驳时对手的质难是任意发问的。这些难度的化解,大概需要事前的设计,需要论衡之双方或多方通力合作。
      诞节论衡的事前设计,已为当代学者关注。陈寅恪说:
      《白氏长庆集》伍玖有《三教论衡》一篇。其文乃预设问难对答之言,颇如戏词曲本之比。又其所解释之语,大抵敷衍“格义”之陈说,篇末自谓“三教谈论,承前旧例。”然则此文不过当时一种应制之公式文字耳。[30]
      任半塘将陈寅恪的“预设”、“颇如词曲本”、“应制之公式”诸说法,推进为“戏剧化”和“脚本”说:
      三家预有谋酌,预有脚本,旨在取帝大悦而已,其事自非伎艺化不可……后来愈演愈具体,甚且戏剧化。据《白居易集》所载,在麟德殿之内道场,设三高座,乃其场面也。升座者儒官原服,赐金鱼袋,释为赐紫引驾沙门,道亦赐紫道士,乃其服装也。僧问儒对,僧难儒对,儒问僧答,儒难僧答,儒问道答,儒难道答,道问儒对,道难儒对,然后退,乃其情节与科白也。[31]
      作为君主诞节祝寿节目的三教论衡,三教辩论者要相互协调,通过观点矛盾、辩论激烈甚至相互嘲谑的场面,达到取悦帝王的目的。在此一预先设计、按计划表演的背景下,三教论衡就是一种场面宏大的广场艺术表演活动。
      诞节三教论衡预设辩论内容,造成了后代文献记载中的“双赢”。如道士牛弘真《唐故太清宫内供奉三教讲论大德左街道门威仪葆光大师赐紫谥玄济先生曹公用之玄堂铭并序》说:
      宣宗皇帝亲临御之元年,次紫服象简,以旌其道。仍奉诏与谏议大夫李贻孙及右街僧辩章,为三教讲论。每入内殿,升御筵,穷圣教之指归,对天颜而启沃,俾缁徒望风而奔北,洪儒服义于指南。至十二年,命为左街道门威仪……[32] 
      《宋高僧传》卷六云:“大中三年(849)诞节,诏谏议李贻孙、给事杨汉公缁黄鼎列论义,(释知玄)大悦帝情。”[33] 两则文献所记载者都在宣宗即位初期,都有谏议大夫李贻孙,故极有可能为同一次诞节论衡。但道教对辩论结果的记载时“缁徒望风而奔北,洪儒服义于指南”,佛教则记载为释知玄“大悦帝情”。他们的记载,都基于各自宗教立场。这场辩论的成功,实应为儒释道三教合作的结果,而不是某一类宗教徒的突出表现,所奖励者也应该是论衡团队。
     
    结语
     
      从以上分析来看,唐五代帝王诞节三教论衡与唐高宗显庆、龙朔年间宫廷三教论衡有着密切联系。诞节论衡的诸多环节,如:三教论衡以服务皇帝诸王为目的,论衡开始时常常颂圣以押座,论衡过程中三教之间相互嘲谑,论衡结束时有类似于谢场的言辞,论衡常采用一对一或者一对多的方式,等等,都与宫廷论衡基本相同。诞节论衡最大的改变,是三教之间的辩论已经完全仪式化了。诞节论衡的所有环节,都是为了实现贺寿庆生,都必须于喜庆祥和的诞节气氛一致。为了实现这一最终目标,论衡者宗教身份与角色得到凸显。普天同庆、万方朝贺的帝王诞节,不需要三教之间的思想争鸣,却需要作为宗教信仰界三种代表力量的儒释道,来表达三教归同、服从帝王统治的态度。这种服从于俗世政权、与俗世政权合作的政治表态,令唐五代以后帝王诞节三教论衡逐渐消退,仅剩下了佛道或者儒释道的诞节贺寿。而曾经兴盛了200多年的诞节三教论衡,投射到宋金杂剧中,就有了“打三教”一类杂剧题材。
     
      注释:
      [1]刘林魁《〈广弘明集〉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第431-441页)统计,唐五代时期的诞节论衡见于文献记载者有30次之多。
      [2]释赞宁《大宋僧史略》卷二,《大正藏》第54册,第244页中。
      [3]胡震亨《唐音癸签》卷二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302页。
      [4]杨伯峻《论语译注》“先进篇第十一”,北京:中华书局年1980年,第110页。
      [5]王溥《唐会要》卷三五,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753页。
      [6]鸠摩罗什译《维摩诘所说经》卷二,《大正藏》第14册,第546页中。
      [7]张君房编、李永晟点校 《云笈七签》卷一一,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第189、214、221、296-303页。
      [8]李昉等《太平广记》卷二六五,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2078页。
      [9]道宣《广弘明集》卷八,《大正藏》第52册,第139页上。
      [10]道宣《广弘明集》卷一三,《大正藏》第52册,第176页上。
      [11]王钦若等编纂、周勋初等校订《册府元龟》卷二,南京:凤凰出版社2006年,第21页。
      [12]赞宁《大宋僧史略》卷三,《大正藏》第54册,第248页中。
      [13]刘昫等《旧唐书》卷一三五《韦渠牟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3728页。
      [14]王钦若等编纂、周勋初等校订《册府元龟》卷二,第20页。
      [15]赞宁《大宋僧史略》卷三,《大正藏》第54册,第248页中。
      [16]王谠撰、周勋初校证《唐语林校证》卷六,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519页。
      [17] [日]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记》卷三,桂林:广西师范大学2007年,第123页。
      [18]项楚《敦煌变文选注》(增订本),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1137页。
      [19]白居易著、朱金诚笺校《白居易集笺校》卷六八,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3674、3679、3682页。
      [20]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一六一《徐岱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4984页。
      [21]王钦若等编纂、周勋初等校订《册府元龟》卷二,第20页。
      [22]王谠撰、周勋初校证《唐语林校证》卷六,第519页。
      [23]李昉《文苑英华》卷六三五,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3277页。
      [24]董诰等《全唐文》卷四八四,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4950页上。
      [25]王钦若等编纂、周勋初等校订《册府元龟》卷二,第20页。
      [26]刘昫《旧唐书》卷一三五《韦渠牟传》,第3728页。
      [27]刘昫等撰《旧唐书》卷一六六《白居易传》,第4353页。
      [28]赞宁《大宋僧史略》卷三,《大正藏》第54册,第248中。
      [29]彭定求《全唐诗》卷八七一,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9881页。
      [30]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见《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外二种),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630页。
      [31]任半塘《唐戏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第742页。
      [32]吴刚主编《全唐文补遗(第八辑)》,西安:三秦出版社2005年,第218-219页。
      [33]赞宁撰、范祥雍点校《宋高僧传》卷六《释知玄传》,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131页。
    作者:刘林魁   来源:佛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