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设为首页     联系我们
  • 辽朝与佛教

     

     
      一
     
      辽是从公元907至1125年之间219年活跃干东亚之国,领土大略占有现中国东北及内蒙古与外蒙古,东边沿海州濒临日本海,南据现河北、山西北部的所谓“汉地燕云十六州”的地方。
      辽的建国者是契丹族。契丹族属于北方民族,原来有萨满教即巫的信仰。例如资料上有女巫取人胆做延年之药,在建国初期的仪式中有男女巫跟随的记载。这种信仰本是契丹人精神生活的全部,在日常生活中碰到不可解释的现象时必须求得巫的暗示。
      然而契丹族征服四邻各部族,建立辽国,将多数汉人置于自己的支配之下,势必接受汉文化的洗礼,从而原有对巫的信仰逐渐淡化,佛教信仰开始浸润于社会。值得注意的是,在这种情况之下同为汉人信仰的宗教道教却被佛教的兴盛所掩蔽,在辽几乎没有踪迹显露。
      清朝的史学家赵翼在《二十二史札记》卷二十七没有“辽族多好文学”一节,举出契丹族喜好汉诗汉文,并善绘画的不少事例。一般认为契丹族在进入辽国中叶以后受到汉文化很大影响。辽朝多位皇帝不仅保护佛教,而且进而亲自崇拜,带有从政策显彰佛教的意义,这岂不是尊重汉文化带来的一个具体现象?
      历史证明,大凡宗教信仰流行,无论遭遇怎样强烈的外部压迫也是制止不了的;另一方面也不可否认,在当政者的保护之下能促使宗教或是宗教教团得到迅速发展。辽朝给予佛教很大的保护。辽道宗表现尤为突出,以至遭到为金人尊崇为“小尧舜”的金朝一代英主世宗的痛骂:
      至于佛法,尤所未信。梁武帝为同泰寺奴。辽道宗以民户赐寺僧,复加以三公之官,其惑深矣。(《金史》卷七《世宗本纪》大定八年条)
      这样崇佛的结果,在辽朝统治下的中国北部、满蒙一带,佛教得到隋唐时期未曾有过的灿烂发展,是不争的事实。
      笔者想综合佛教方面的资料和《辽史》、《契丹国志》以及散见于其他一般史籍的记载,结合与辽朝的关系对佛教在辽朝的传播和发展进行考察。
      《辽史》卷一《太祖本纪》记载:
      唐天复二年九月,城龙化州于潢河之南,始建开教寺。
      后唐天复二年是公元902年。契丹即辽的太祖耶律阿保机即帝位是在公元907年,可见在太祖即位前6年已经建有佛寺。正如胁谷揭谦氏指出的那样,这是辽朝佛教的纪元。关于建立开教寺所在地即潢河(西拉木河)南边的龙化州,《辽史》卷三十七《地理志一》记载说:
      龙化州。兴国军下节度,本汉北安平县地。契丹始祖奇首可汗居此,称龙庭。太祖于此建东搂。唐天复二年,太祖为迭烈部夷离董破代北,迁其民,建城居之。
      这是说太祖耶律阿保机在天复二年(920)攻略山西北部地域之后,移其民干契丹内地,筑龙化州安置之,开教寺即建于此时。同样据《地理志》,翌年又将数百女真俘户移居于此,此后干天佑元年(904)增建其东城。开教寺以后的情况不明,总之值得注意的是设立安置移民的龙化州与建立开教寺是连结在一起的事。
      《辽史》卷一《太祖本纪》还说:
      三年(909)夏四月乙卯,诏左仆射韩知古建龙化州大广寺,纪功德。
      韩知古,蓟州(在今河北)玉田人,是为太祖所用的有名的汉人。以上记载是说,公元909年三月攻破刘守光的太祖阿保机,命韩知古在龙化州大广寺建立战胜纪念碑。由此可见在龙化州存在前述的开教寺和这座大广寺。
      此外《辽史·太祖本纪》还记载建有天雄寺
      是岁  (六年,912)以兵讨两”,以所获僧崇文等五十人归西楼建天雄寺以居之,以示天助雄武。
      据此,阿保机将战胜所获之僧崇文等50人移至西楼即上京,建天雄寺安置之。然而关于建立天雄寺的年代,诸史料的记载并不一致。《契丹国志》卷一《太祖本纪》记载:
      天赞六年(927)七月,渤海既平,乃制契丹文字三千余言,于所居大部落置寺,名曰天雄寺(今寺内有契丹太祖遗像)。
      据此,天雄寺建于公元927年,比《辽史》记载的要晚15年。此外在《佛祖历代通载》卷二十七、《释氏稽古略》卷三,的记载虽不太明晰,然而皆与《契丹国志》一致,当各有所本吧。
      对于《辽史》的这些记载还有考察的必要。首先,所说“以兵讨两”。中的“两””是什么意思?  “两””这个词在《辽史》的其他地方未再出现。如果认为是攻灭渤海国,那么据《契丹国志》的记载应当是在公元927年。至于将讨伐所获僧崇文等50人带归西楼,西楼应是后来的辽上京临潢府。然而这是太祖晚年攻灭佛教国的渤海之后,为让当地僧众移住于作为根据地的皇都西楼,在此建寺以备移植宗教之用。因此,天雄寺建立时间应确定在攻灭渤海国之后,即在太祖的最后之年,亦即太宗即位的公元927年比较合理。
      另据《辽史》卷三十七《地理志·上京道》之条记载
      上京,太祖创业之地。(中略)天显元年(927)平渤海,……又于内城东南隅建天雄寺,奉安烈考宣简皇帝遗像。是岁太祖崩。
      据此,自然应解释为是在讨伐渤海国之年于皇都建立天雄寺的。可以推测,《辽史》编者本应将“是岁以兵讨两”……”的文句加入“天显元年”之条,然而却错插到太祖即位六年之条了。
      在《辽史·太祖本纪》中还记载
      神册三年(918)五月乙亥,诏建孔子庙、佛寺、道观。
      神册三年,是太祖让汉人康默汜按汉地风格建筑皇都上京临潢府之年,将建立作为帝都营建组成部分的孔子庙、佛寺、道观,当成国家事业来进行。在《辽史》卷三十七《地理志·上京》之条中所载的节义寺(或作义节寺)、安国寺、弘福寺等,大概就是在这个时候建成的。天赞四年(925)十一月,太祖幸安国寺供养众僧,并赦京师之囚。(《辽史》卷二《太祖本纪》)
      通过以上事实可以推知,太祖耶律阿保机作为契丹势力中的中心人物,对契丹的文化移植之事深为注意,在日以继夜对各民族的讨伐和讨伐后的宣抚收揽人心的工作中,很重视利用宗教。这样做是为了标榜自己从事的战争得到天助,统一事业具有宗教的意义,借以鼓舞土气:战胜时在佛寺建纪念碑以安定人心,并且让投降的僧众居住在寺院从事传教活动。这当然是为了安抚因战争而身心憔悴的民众的情绪。
      不应忘记,太祖好建立佛寺,实际与移民政策以及安置移民的州县设置有不可分的关系。太祖的目的是将经过战争攻略地方的人民迁徙到契丹内地。笔者为避免对如此事实列举过多,仅举二例:
      神册六年(924)十一月癸卯,下古北口。丁未,分兵略檀、顺、安远、三河、良乡、望都、潞、满城、遂城等十余城,俘其民徙内地。(《辽史》卷二)
      天赞三年(924)五月,徙蓟州民实辽州地。(同卫)
      这是将河北诸地的多数汉人集体迁徙,并设置州县治理,以促进契丹内地的开发。不仅对南方如此,对其他地方也这样。例如在讨伐渤海之时,同样将其遗民集体地迁徙契丹内地各处,并置长泰、定霸、保和诸县以治之。当然,在移民当中最多的是汉人。在契丹的内地除有“本国人”契丹人之外,尚有很多其他民族集体居住。那么,如何对这些移民进行统治呢?这成为当时契丹政府的重要课题。这些移民的大多数都不是自愿迁徙移居的,而是在强制的情况下被迁徙的。他们虽来到荒漠的契丹本土,然而仍然憧憬着适宜他们生活的中国北方。他们望乡心切。那么采取什么方法能使汉人移民在契丹本土安顿下来,乐意在此生活,便成为太祖首先考虑的问题。为使移民安居下来,采取宗教移植和设置娱乐机构是绝对必要的。对于山西、河北的佛教徒或是对佛教行事感到亲近的移民,为使他们能在契丹内地安定下来,有必要给他们以宗教的安慰。太祖频建佛寺,设置孔子庙和道观,虽然也有出自促进契丹文化发展的目的,然而最直接的意图恐怕是在这里。应当将“移民——州县设置——寺院建立”作前后连贯的事实加以理解。太祖亲幸佛寺,谒孔子庙,还让皇后、太子分诣寺观,如同对帝室宗教一样加以崇敬,自然有利于在精神上对所隶汉人的控制。
      对佛教所采取的这种态度,也为继其后的太宗所继承。《辽史》卷三《太宗本纪上》记载:
      天显十年(935)十一月丙午,幸弘福寺,为皇后饭僧,  见观音画像,乃大圣皇帝、应天皇后及人皇王所施。顾左右曰:昔与父母兄弟聚观于此,岁时未几,今我独来。悲叹不已,乃自制文题于壁,以极追感意。读者悲之。
      这是说,太宗行幸皇城内的名刹弘福寺,供养众僧,礼拜父母所施观音画像,产生了悲切的怀旧之念。在《辽史》卷四《太宗奉纪下》还记载:
      会同五年(942)六月丁丑,闻皇太后不豫,上驰入侍,汤药必尝,仍告太祖庙,幸菩萨堂,饭僧五万人。七月乃愈。
      这是为祝愿皇太后病愈,亲幸菩萨堂,饭僧多达5万人。太宗对观音的这种信仰和饭僧之举,不能不说是为祈祷现实利益。由此也可以推知,随着佛教信仰传入辽朝,观音信仰也流行起来的事实。
      太宗时代政治的重大事件之一,是在天显十二年(937)获取河北、山西北部的所谓“燕云十六州”。在后晋石敬瑭举兵叛离后唐之时,辽太宗给予了支持,使之能建立后晋,代价就是从他得到“燕云十六州”的割让。从此,辽得以直接统治汉地,汉地流行的宗教——佛教便可进出辽地。辽国佛教以此为契机得到飞跃的发展。太宗的进出中国北部,对辽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作用,引,辽的佛教也沿着这个路子不断得到发展。
      总之,辽朝初期的朝廷与佛教关系的显著特征,可以说主要表现在朝廷利用佛教——在移民政策中利用佛教的这一方面。
     
     
      辽太宗殁后,进入世宗、穆宗、景宗的时代。世宗在位仅5年,其间内乱不断,在34岁之时竞遭弑逆。因此,《辽史》及其他史料中记述最多的是这种内争,而对世宗与佛教的相关事迹几乎没有记载。然而因世宗特别仰慕中原风俗,采用汉文化,并且轻视契丹诸部,以至招致他们的反感。这就不难想象,在当时的辽国,汉人势力一定得到进一步强化,汉人带来的佛教也更加兴盛。从世宗朝到穆宗之初曾滞留辽国的宋臣胡峤,记述在辽首都上京临潢府有很多河北出身的僧尼、道土。据此可以认为,世宗沿袭国初以来保护佛教的政策当属明白的事实,而且即使到嗣后的穆宗、景宗之时也是继续这一政策的。
      穆宗在应历二年(952)十二月,因生日供养众僧,赦释系囚。
      关于景宗,《辽史·景宗本纪》记述:“八月癸卯,汉遣使言,天清节设无遮会,饭僧祝发。”另应注意者是《宋史新编》卷一九二《外国辽上》“景宗”之条的记载:
      保宁六年(975)十二月,以沙门昭敏为三京诸道僧尼都总管,加兼侍中。
      据此可以推定,在景宗之朝已设有统领全辽国佛教教团之官的“僧尼都总管”了,但对其组织详情尚不清楚;对这位受任此官的昭敏传记,不幸也不清楚。有趣的是,从“加兼侍中”的事实来看,辽朝任僧侣为高官的独特做法在景宗时已经得到认可。
     
     
      乾宁四年(982),年仅12岁的辽朝第六代皇帝圣宗即位,在位长达50年。其前半期尽管是贤明的母后摄政的时代,然而他已成为在内治、外交方面皆取得重大成绩的贤君;在他治世后半期,辽已进入最盛时代,使人联想汉文化移植和由此带来辽国文化的全面发展,成为这个时代最显著的风貌。
      据《契丹国志》卷七,圣宗英明,尤其通达道、释二教,崇敬之念颇笃,例如在宋真宗景德四年(辽圣宗统和二十五年,1007)使辽的宋搏归朝奏报北方情况,说契丹“国主(圣宗)奉佛”,就是证明。圣宗小字“文殊奴”,来自于佛教,意味很深。以下,摘引圣宗崇佛的事迹。
      首先,圣宗在统和二年(984)九月亡父的忌日,诏诸道行香饭僧。所谓饭僧,不用说是对僧供斋,然而又不止是如此,尚须施行种种的财施。总之,圣宗命国内各地举办过三次忌日法会。其次,统和四年(986)七月,为给在战争中杀死很多敌军祈冥福,在上京开龙寺连续一个月举行盛大佛事法会,供养僧达万余人。13,所谓“战争”,是指与南方宋之间的战争。辽将耶律休哥与宋将曹彬在岐沟关(在今河北固安)会战,辽军大胜。可以想象,为战殁的敌军将兵祈祷冥福,未必仅出自年幼圣宗个人的企图,实际是为了显示辽国皇帝的伟容,以收揽人心,鼓舞土气,并向敌国示好,进而有利于外交。
      此后,圣宗多次举行饭僧活动。例如,统和七年(989)四月,游幸南京(今北京)名刹延寿寺,供养众僧;统和十年(992)九月,远幸五台山(指山西蔚县小五台)金河寺,饭僧。在统和十二年(994)四月,因在延寿寺建成父景宗的石像,再幸此寺,供养众僧。
      以上主要列举《辽史·圣宗奉纪》记载的事实,下面再将《游幸表》(《辽史》卷六八)中所述圣宗游幸佛寺的事实列出,即:统和元年(983)三月圣宗幸甘露寺,同年五月幸兴王寺,统和六年(988)四月幸南京名刹延寿、延洪二寺,统和八年(990)三月幸盘山(在今河北蓟县)诸寺,统和十五年(997)四月再幸延寿寺,嗣后开泰元年(1012)正月幸兴王寺,开泰八年(1019)十二月游幸在南京建成的开泰寺。可以想象,圣宗举办佛事供养、游幸佛寺的活动是何等频繁。
      《宋史新编》卷一百九十二《外十国·辽上》圣宗之条载:
      太平二年(1022)二月,契丹主(圣宗)闻真宗讣,不待使至,先集蕃汉大王举哀。后妃以下皆为沾涕。命悯忠寺设真宗御灵,建资福道场,百日而罢。仍命国中避真宗讳。
      圣宗得知宗真宗之讣音,立即祭祀其灵,并命南京名刹悯忠寺建置资福道场。关于建置的年次,有不同说法。《契丹国志》卷七载:
      太平十年,诏燕京悯忠寺特置真宗御灵,建资福道场,  百日而罢。
      与前书所记有8年之差。因宋真宗是在乾兴元年(1022)即辽的太平二年二月去世的,看来《宋史新编》的记述是真实的。《辽史》虽没有这样明确的记载,然而在太平二年三月之条载:“戊子,为宋主饭三京僧”。真宗的讣音在当月即二月至辽,辽急速建置道场为祈冥福,接着三月在三京即上京、东京、南京供养众僧。在这里虽可以看到辽、宋之间友好关系之一端,然而辽、宋之间绝不属于友好的关系。辽、宋境界全面相接,以至形成南北对立的形势,彼此干戈相交,一直延续到圣宗时代。统和二十二年(宋真宗景德元年,1004),辽、宋皇帝分别率领辽、宋之军在澶州(今河北濮阳)准备大战之际,竟急速地达成了“澶渊之盟”。此后两国之间急剧转为和平关系,使节逐年往来不断。此时值真宗之殁,圣宗为他举行佛事并非不可思议,由此可见佛教行事已经用于外交之上。
      以上对圣宗崇佛的事迹作了引述。圣宗虽可称为崇佛家,然而此时并非没有对佛教教团的统制。我们可以从辽禁止私度僧的事实得到了解。据《辽史》,在统和九年(991)、十五年(997)曾两度下达禁止私度僧之令。虽理由不明,一般来说禁止私度僧的原因之一是伪僧太多。伪僧多就意味着教团人数的膨胀和堕落现象的增多。辽朝佛教在圣宗时代取得迅速发展。由于佛教信仰过于热烈,以至出现燃指供养的现象,为此辽朝在开泰九年(1020)十二月下令禁止。
      总之,活跃于统和、开泰、太平年间约50年盛世的圣宗,对佛教深为尊崇并加以保护,同时又对佛教采取统制政策,从而此时佛教无论在量和质的方面皆取得飞跃发展。如果说辽作为国家取得全面飞跃是在圣宗时代不错的话,那么辽的佛教也是沿着国家发展的路线发展起来的。辽作为国家取得全面跃进的事实,意味着拥有浓厚的汉族色彩,不应忘记佛教是与汉文化平行进出辽国而兴盛起来的。
      从圣宗时代以后,辽的高僧辈出,撰写名著《龙龛手鉴》的行均是其中的代表人物。这些高僧无一例外全是汉人,而非契丹人。这一事实证明辽的佛教是汉人的佛教,由此也可推察圣宗的崇佛政策对统治汉人是取得很大的无形效果的。发起续刻房山云居寺石经者,也是圣宗。
     
     
      嗣位英主圣宗的是其子兴宗。兴宗在位25年,生活在比较和平的时代,继承前代崇佛的政策,更加致力干佛教的兴隆。
      据《辽史》卷六十八《游幸表》,兴宗在重熙七年(1038)十二月幸佛寺,自受具足戒,并在翌年十一月召僧入宫中讲论佛法,听闻《报恩经》,深有感悟。可见兴宗不仅作为执政者实行辽朝传统的崇佛政策,而且还作为个人虔诚地皈依佛教。据前引的《游幸表》,此后兴宗多次行幸佛寺。即:重熙十二年(1044)八月、十六年(1048)七月两次幸庆州(在今内蒙古林西)诸寺,十六年十一月又幸兴王寺,重熙二十一年(1044)七月、二十三年(1055)游幸圣济寺。不仅游幸佛寺,还频繁举行盛大的饭僧活动。即在重熙十一年十二月宣献皇后(景宗的皇后蓝氏)的忌日,兴宗与皇太后皆着素服在南京的延寿、悯忠、三学三名刹供养众僧。此外,在重熙二十三年十月为纪念开泰寺银佛像铸造完成,赦免京师之囚犯。辽朝因佛事法会而赦免囚犯,从实施慈悲的意义上经常进行。
      然而兴宗在对佛教态度上最引人注意的地方,是给予僧侣担任高位高官的优遇,例如《辽史》卷二十记载:任僧惠鉴为检校太尉。类似这种信息请看以下记事:
      (兴宗)尤重浮图法,僧有正拜三公三师兼政事令者,凡二十人。贵戚望而化之,  多舍男女为僧尼。(《契丹国志》卷八重熙十年之条)
      由此可清楚地了解,兴宗在尊崇佛教的过程中,给予僧尼以可任高位高官的优遇,致使影响当时的社会风潮,不问贵贱,皆以当僧尼为志。可以推察当时佛教占有何等的地位。既然给予僧尼可任高位的优遇,致使一般人土争当僧侣就是理所当然的了。对于在辽代的被统治阶级汉人来说,当僧侣是取得荣华腾达的一个适当方法。不应忘记,兴宗以后名僧辈出是与此有关的。在这其中有不少是只图世俗荣华腾达的名利僧,从而构成导致教团堕落原因之一。
      辽代最大的文化事业是雕印大藏经。据推测,这一事业是在兴宗时开始准备,而到道宗初期完成。
     
     
      辽朝诸帝当中可称为第一文化人的道宗,在位长达47年之久,致力吸收汉人文化,使辽代文化进入最兴盛的时代。道宗以白金数百两制做佛像,在其背刻上“愿后世生中国”,表明他是如何憧憬中国,陶醉于中国的文化。道宗对佛教的尊崇和保护,可以看作是对中国文化憧憬的一种表现。总之,在辽朝诸帝中对佛教有最深入理解的是道宗,对佛教施加最大力度保护的也是道宗,在他的治世有关佛教的事迹最多。道宗的佛教教学造诣是很深的。例如,辽代屈指可数的学僧觉苑撰写《大日经义释演钞》载有赵孝严的序文,说:
      伏惟天佑皇帝,睿智如神……阅儒籍则畅礼乐诗书之旨,研释典则该性相权实之宗。至教之三十二乘,早赜妙义;杂华之一百千颂,亲制雄词。修观行以精融,入顿乘而邃悟。肇居储邸,  已学梵文。有若生知,殊非性习。通声学之根柢。欲使玄风,兼扶盛世。
      这里所称的“天佑皇帝”就是道宗。赵孝严在序文中称颂道宗睿智如神,明儒教,通佛教,特别对华严教学有深的造诣,而且从佛教人悟,又通晓梵文,以佛教作施政的方针。虽属溢美之词,但从中仍可窥知道宗对佛教有很深的理解。
      《大日经义释演钞》的著者觉苑对道宗称赞说
      博综儒教,有诗赋碑记之制;尤精释典,有赞序疏章之作。
      法悟的《释摩诃衍论赞玄疏·自序》说:
      我天佑皇帝,传刹利之华宗,嗣轮王之宝系,每余庶政,止味玄风,升御座以谈征,光流异瑞;  穷圆宗而制赞,神告休征。然备完群经,而尤精于此伦。
      耶律孝杰为此书写的序说
      我天佑皇帝,位联八叶,德冠百主,春智日新,鸿慈天赋,儒书备览,优通治要之精;释典咸穷,雅尚性宗之妙。
      据以上引文,可以看到道宗所具“佛教人”的面目。而且法悟《释摩诃衍论赞玄疏》,就是奉道宗之命撰写的,书名也是道宗赐与的。
      道宗关于佛教的事迹颇多。饭僧不仅频繁,而且规模也大。例如,咸雍八年(1072)正月,经耶律巢的奏请,因战争杀人很多,在南京、中京的佛寺举行饭僧活动;同年三月,允准泰、宁、江三州之民3000余人为僧受具足戒。(《辽史》卷二十二)大安九年(1093)四月,因兴中府(辽宁朝阳)有天降甘露的瑞祥,派僧祠佛,供养众僧。(《辽史》卷二十五)
      如此事实,不胜枚举。《辽史·道宗奉纪》之赞,指责道宗热烈崇佛,谓:“一岁而饭僧三十六万,一日而祝发三千。”一日祝发三千,是指前引咸雍八年度僧之事;饭僧三十六万,是指太康四年(1078)发生的事。川由此可以窥知当时佛教行事是如何的盛大。
      道宗好建堂塔伽蓝。为避免烦琐引证,仅举下述事例:清宁二年(1059)在应州(今山西应县)建佛宫寺,太康十年(1084)在南京建奉福寺。奉福寺的大殿,当时可称国内第一。(详见《辽代燕京的佛教》)清宁年间建立的锦州大广济寺的白塔,高13层,颇为雄伟,虽经风雨遭到破损,现在仍存,令人想象它往时的壮丽。现在东北华北各地残存的很多佛塔,是属干辽、金时代的建筑或属于这一系统的产物。众所周知,在佛塔建筑史上,辽、金佛塔是别具特色的。
      在佛教中授戒是很重要的事。道宗也致力戒坛的设置。据《辽史》记载,太康五年(1079)十一月,召沙门守道干内殿设戒坛;寿昌二年(1075)十一月,亲自幸沙门恒策的戒坛,问佛法;同六年(1100)十一月,召僧志达干内殿开坛。从这些记载,可见当时授戒之盛。
      道宗与兴宗一样,也给高僧授以高位高官的优遇。据《辽史》记载,任司徒的有守志、志福二僧;任司空的有圆释、法钧二僧。另据金石文,可以举出更多事例,例如守臻、智清曾分别受任司徒、司空。从出家僧侣多任世俗的高官,可以推察当时政治与宗教的混同情况。
      然而道宗的崇佛政策还不止以上所述。对佛典研究很有兴趣的道宗,以国家之力搜集佛书,并且鼓励很多学僧注释佛典,然后雕印颁行。首先,清宁八年(1062)将唐代宗密主张会通华严、禅的著作《禅源诸诠集都序》,摹刻,其序记述了此事;另据《辽史·道宗本纪》的记载,在咸雍四年(1068)二月,颁行了道宗自作的《华严经赞0。道宗的《华严经赞》的全名为《大方广佛华严经随品赞》,是在唐译八十卷《华严经》各品附加上赞,收在《圆宗文类》卷二十二,至今可以看到。据《新编诸宗教藏总录》,道宗还著有《发菩提心戒本》二卷,现已不存。其次,太康元年(1074)命皇太子写佛书(《辽史》卷二十三),九年命僧善知校对高丽所献佛典以颁行之。(《辽史》卷二十四)高丽所献是什么佛典虽一时不好确定,然而据《大觉国师文集》卷八的《上辽国皇帝晓公章疏表》,可以推测其中有新罗名僧元晓的疏著。此外,当然还有前面提到的觉苑《大日经义释演钞》、法悟《释摩诃衍论赞玄疏》的雕印。另有西夏的佛典入贡。据《辽史》卷二十二记载,咸雍三年(1068)十一月,西夏国派使进献回鹘僧的《金佛梵觉经》,后在寿昌元年(1092)十一月,进献贝叶经。总之,佛典的搜集、注释书的制作以及刊行,皆由皇帝下令,用国家的财力来进行。这一系列的事实,都与作为辽国两大文化事业的契丹大藏经的雕印和房山云居寺石经的续刻,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最早雕印的大藏经,是从宋朝开宝四年(971)遵照太祖之敕开始,于太宗太平兴国八年(983)完成的所谓蜀版大藏经。与宋朝对立的辽朝受到宋版藏经的刺激,在时间上稍晚,也着手雕印大藏经,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它有与宋版藏经不同的企图并且在大藏经组织和内容上拥有自己的特色。
      关于辽朝大藏经即契丹藏的雕印,妻木直良在论文《论契丹大藏经雕印的事实》中已经作了精致的研究,现无须画蛇添足再作论证。这里仅述其概要,并就汉人僧侣在其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和这一事业所蕴含的政治意义加以说明。
      辽大藏经的雕印,当初是奉崇佛之王兴宗之命开始的。在他在位(103l—1055)的25年期间,雕印大藏经是作为国家事业进行,至迟在道宗初期的清宁五年(1059)大体完成。直接参与此事的是在辽的汉人学僧,例如其中著名的有觉苑、非浊、法均等高僧。契丹藏的卷帙有579帙,比《开元释教录》所见的藏经(译按:指“入藏录”)帙数多99帙,比《高丽藏》少70帙。从内容上看,在《契丹藏》中自然包含《开元释教录》所载入藏480帙1076部5048卷的经典,这是不成问题的。然而它所增加的99帙是哪些经典呢?这不能不是佛教典籍史上有兴味的问题。恐怕将《续开元释教录》所见藏经的25帙及辽所搜集的佛典及辽僧编撰的诸书也编入在内。总之,考察清楚迄今连一叶也未传世的《契丹藏》所收经典的全貌,是寄与佛典研究的极有兴味的事。另外,据妻木直良介绍,《契丹藏》的帙号与《开元释教录》也不相符,而与五代晋朝可洪所撰《新集藏经音义随函录》是一致的。
      据《丹本大藏经庆赞疏》(《东文选》卷一一二)的记述,《契丹藏》用纸较薄,文字小且密,纸幅也小,册数较少。然而其价值很大。这可从高丽第二次雕印藏经时用《契丹藏》为重要底本得到证明。前面提到,高丽曾向辽朝进献佛书,高丽与辽之间存在密切的佛教关系。道宗时代以后曾数次向高丽赐与大藏经。《辽史》卷二十三《道宗本纪》记载:“咸雍八年十二月庚寅,赐高丽佛经一藏。”咸雍八年是公元1072年,相当高丽文宗二十六年。然而据《高丽史》的“世家”,《契丹藏》送至高丽是文宗十七年三月,与前引《辽史》本纪的记载有九年之差。据《增补东国文献备考》卷二百四十二《艺文考一》记载:“文宗十七年契丹送大藏经”;同书卷一百七十二《交聘考二·历代朝聘二》记载:“文宗十七年(嘉佑八年)契丹遣使送大藏经,王郊迎”,所据皆是《高丽史》十七年之说。关于此事,《辽史》卷一百十五《高丽传》载:“清宁八年,来贡。十二月,以佛经一藏赐徽(文宗之讳)。”辽道宗清宁八年(1062)相当高丽文宗十六年。可以认为,在十六年之末辽赐与高丽的大藏经,在翌十七年春三月到达高丽,从而前引《辽史》本纪咸雍八年十二月之条所载“赐高丽佛经一藏”之文字,应移与清宁八年十二月之条。对此,池内宏博土在《高丽朝的大藏经》(载《东洋学报》十三卷三号)中有精细的考证。
      应当承认,《契丹藏》传人高丽并非一次,在道宗寿昌五年(1099)、天祚帝乾统七年(1107)、保大二年(1122)也有传人,而且不仅有《契丹藏》,随着辽僧的著作刊印,也有很多传人高丽。这可从高丽义天所编《新编诸宗教藏总录》收录很多《契丹藏》本章疏这一事实,得到了解。这些事实,可以证明佛教在辽与高丽之间的国交上是发挥了作用的,彼此关系通过佛教而得到加强。特别是《契丹藏》传人高丽,辽的文化品位得到高丽的承认,增强了对高丽的影响。
      雕印《契丹藏》的场所可以推定是当时佛教的渊丛、走在辽朝文化前端的汉人都市南京析津府(现北京),只是对此尚无确证。在圣宗时代,像希麟《续一切经音义》、行均《龙龛手鉴》那样关于佛教文字音韵书的相继撰述,成为不久出世的《契丹藏》的先驱。此外,即使到道宗清宁年间《契丹藏》大体完成之后,对佛教经典的搜集和刊行仍由国家负责进行,并且陆续被编入藏经之中,使《契丹藏》的内容逐年得到丰富。
      在雕印大藏经的巨大事业中,直接参与者不用说是汉人僧侣。得到国家深切保护和尊崇的学僧,拥戴上面崇佛的皇帝,将这一佛教事业完成了。汉族知识分子对文化事业所怀有的巨大的兴趣和尊敬,无论在什么时代都是不变的。当然,从辽的佛教文化事业受到恩惠的主要是汉人,对此欢迎的也是辽国内的汉人。这样,辽的佛教文化事业对收揽所隶汉人主心无疑是发挥了积极作用的。
      现在北京南的房山云居寺的石经刻造事业,是远在隋朝的护法僧静琬怀着对末法的忧虑就开始的圣业,是将经文一字一句地精心地刻在石上,想刻成石的大藏经。这是需要莫大的净财、人力和悠久的年月的事业。在这一事业尚未完成的情况下,进入了辽代。关于辽代续刻石经的事业,在冢本善隆名著《石经山云居寺与石刻藏经》中有精细的介绍,这里勿庸画蛇添足再作论证,只为了叙述方便,以下按此文的路数作概要叙述。
      房山所在地是涿州,是辽占领的地区,为会同五年(938)太宗得到的所谓“燕云十六州”之一。当时云居寺因遭风雨兵火已经极其荒废,必须加以重修。寺主谦风与受他指导的千人邑会的会员协力,全心投入复兴工程,历经15年的岁月,终于在穆宗应历十五年(965)完成。然而接着又因遭遇战乱而荒废,由有缘之土王教出资,在统和二十二年(1005)进行第二次重修。在恢复旧姿的云居寺继续石经刻造事业,是在辽朝崇佛诸帝强有力外护的支持下进行的。
      涿州牧韩绍芳在太平七年(1027)对云居寺石经进行调查,查清有《正法念经》、《涅盘经》、《华严经》、《般若经》等经石1560块,向圣宗奏请继续刻造石经。崇佛的圣宗大喜,急速命僧可玄复兴刻经事业。于是,由圣宗出资,刻经事业极为庄重地开始了,然而3年之后圣宗崩。因此可想而知,在圣宗时代刻造的石经只是极少一部分。嗣后兴宗在重熙七年(1038)赐与很大数额的内帑,命地方的郡牧担任监督,大规模地继续刻经的事业。这样,从圣宗太平七年(1027)经兴宗时代,至道宗初期的清宁三年(1057)的约30年的时间里,刻造《般若经》残部80卷的经石(译按:原作碑)240块,《大宝积经》一百二十卷的经石360块。与以往石经合在一起,《涅盘经》、《华严经》、《般若经》、《宝积经》所谓“四大部经。的刻造已经完成了。圣宗、兴宗、道宗的热烈崇佛的风貌不是在房山石经事业上得到充分体现了吗?
      “四大部经。完成之后,由崇佛皇帝道宗出资又续刻其他经典。经涿州出身的宰相杨遵勖及梁颖的奏请,又下赐金钱使刻经事业继续进行。此时刻的石经有47帙,与以往合并,共达187帙。到道宗的后半期,独力将这一困难事业再兴的有志汉人是僧侣通利大师。通利大师在大安九年(1093)从正月开始的三个月期间干云居寺发起劝修授戒大法会,运用从中得到的净财再次兴起刻经事业,直到第二年大安十年资金用完为止,刻成的经石有4800块,经44帙。
      总之,辽代的石经刻造事业或是在皇帝的强大外护的支持下进行,或是靠民间有志者的努力而进行,从中可以看到辽朝对佛教的尊崇和保护的政策,以及官民在佛教事业上协力合作的情景。换言之,辽代房山云居寺所刻造的石经,是契丹人皇帝与汉人僧侣、汉人佛教徒合作的结果。再换句话说,从这里可以看到契丹、汉人以佛教为纽带在精神上的融合。应当认为,辽朝的文化政策在对汉人统治方面是取得了显著效果的。
     
     
      综上所述,辽朝将崇佛政策作为一代的国是实行了200多年。特别是中期以后的圣宗、兴宗、道宗3位皇帝的崇佛,表现出在中国诸王朝中罕见的强烈程度。佛教文化事业通过这些崇佛皇帝得以连续实行,甚至说辽代的精神文化只限于佛教也不过分。辽代佛教兴隆,大半是由于契丹朝廷贵族的保护政策和尊崇实现的。在这种政策和态度的影响下,众多学僧辈出,佛教风靡于当时的精神界,佛教强烈地映射到社会的各方面,宛然形成一个佛教王国。还应看到,这种事实毕竟是由构成辽国两大要素的契丹入和汉人彼此合作的结果。换句话说,辽代契丹人和汉人通过佛教这条纽带而连接在一起。应当说,辽朝的崇佛政策在对汉人统治方面是取得了意外成果的。事实上,在辽朝的200多年间,所隶汉人没有发起过造反那样的事。
      那么,辽朝何故特别选中了佛教呢?从对汉人统治的角度,如果仅以割离出来的宗教思想作为政策的话,选取佛教以外本来在中国发生发展的儒教、道教,毕竟是当然的,并且也会有效果的。然而辽朝没有这样做,而特别选取了佛教,是具有特别意义的。
      原来对辽朝来说最重大的课题是如何加强国内诸民族的融合。特别是作为国家中心的契丹人和掌握文化才能的汉人之间,如何达成结合的问题。在这种场合,如果采用作为中国本来宗教思想的儒教、道教的话,就会出现意想不到的结果。这是因为儒教、道教拥有必须分辨中夏和夷狄之间优劣差别的思想。六朝以来儒教、道教方面对佛教责难的有力根据之一,就是说佛教是夷狄之教,是低劣的。认为佛教、道教是汉族的宗教思想。因此,作为夷狄国家的辽,如果采用儒、道二教作为指导理念的话,以契丹人为国家中心的局面必然遭到批判。这将导致辽朝最大的自我矛盾。
      总之,作为世界宗教的佛教,在这一方面是极其适合辽的需要的。佛教没有民族的阶级的差别观。不仅如此,佛教还有顺应各民族国家的性格。对容易发生民族对立意识的辽这种复合国家,具备最适宜传播性格的宗教只有佛教。辽太祖说“佛非中国教”,证明在佛教本非中国之教的意义上是最容易接受的。
      (据日本平乐寺书店1953年出版《辽金佛教》所载翻译  此文原发表干1932年10月《大谷学报》第十三卷四号,作者于1947年5月修订)
    作者:〔日本〕野上俊静著 杨曾文译   来源:佛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