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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再谈宝顶山摩岩造像是密宗道场及研究断想

     

     
     
      内容提要:近年来对大足宝顶山石刻造像形成了一些不同的看法,主要原因有五。其一,对宝顶山石刻及其关系密切的石窟缺乏全面了解,有的连宝顶山石刻都未能了解全面。其二,现代人一谈到“密宗”,就总是自觉不自觉地以自己对藏传佛教的理解作为尺度加以衡量。其三,对佛教义理、沿革、宗派、仪轨等等的概念、理解,界定不一。其四,重视文献,轻视现存实物。其五,缺乏事实依据的“标新立异”。本文首先分析对立论点产生的原因,进而以《大日经》、《金刚顶经》等密宗主要经典教义“精髓”和常见密宗寺院的造像题材与宝顶山造像逐一进行对比,并以宝顶山“纵横五里”造像的总体布局对照经义分析论证,进一步肯定了宝顶山造像是密宗道场,解决宝顶山问题,对中国密宗的传承、分支、发展与变异等有多方面的学术价值。
      作者郭相颖,1938年生,四川重庆大足石刻艺术博物馆馆长、副研究员。
     
      一
     
      在我读到的有关大足石刻的文章中,对宝顶山石刻是否是密宗道场?大足石刻造像中是否密宗造像数量比例大?争论较多。
      李哲良先生撰写的《我观大足石刻》(《重庆社会科学》94.5。以下简称《我观》)一文开头写道:“在人们的印象中,大足石刻多以密宗造像为主,尤其是宝顶山石刻,正如郭相颖先生说的,更是‘完备而有特色的密宗道场’。然而,既是作为‘凡释典秘(原文为“所”字)载无不备列’的造像本身就说明了它不可能是‘完备’的密宗道场,势必还包容了佛门各家宗派的内容。即使是密宗也是经过引显入密,大胆改造后的三教混同,禅密融合的产物了。”文章结尾又写道“但大足石刻,绝不是纯粹的、单一的密宗道场,而是以禅为特质的多元化的、传统文化的历史画卷。”
      这里首先应界定一下“宝顶山石刻”与“大足石刻”这两个概念的关系与内涵。“宝顶山石刻”只是“大足石刻”的组成部分。“大足石刻”是现在大足县近1400平方公里县境内所有“石刻”的总称,就其造像数量达5万余躯,铭文逾10万字;就其题材除佛、道、儒造像外还有历史人物如韦君靖、冯戢等造像,还有民间信仰的山王、土地、财神等造像,如果都认定为密宗道场岂不荒唐,在我接触到的文章和言论中似乎从未有人说过“大足石刻”是纯粹的、单一的密宗道场。近十余年间人们讨论的“密宗道场”也仅限于南宋时赵智凤主持建造的以宝顶山大佛湾、小佛湾为主体加上其周围的广大山、佛祖岩、珠始山、龙头山等十余处构成有机整体的这一部分石刻群,绝非泛指“大足石刻”。所以《我观》称“如果不囿于密宗的局限而将大足石刻视为禅密融合,三教同源,都具有禅的特质的话,那么就可以从总体内容上把握其精神实质,不会出现曲解和误导的情况”。这一假设,在研究实践中并不存在。至于“宝顶山石刻”是否是密宗道场在后面再论述。在“大足石刻”中除去宝顶山石刻,其他数十处造像,如去掉道、儒造像和历史人物造像等非佛教造像外,其间的佛教造像再按显密分宗论派认定其题材,属密宗的造像仍然是占的比例最大。阎文儒先生在认真考察“大足石刻”后进行了逐龛逐窟的分析统计,写成了《大足宝顶石窟》、《大足龙岗山石窟》(龙岗山现称北山)两篇具有说服力的文章。文称“龙岗山与宝顶山石窟,就是全国石窟群中,密宗造像最多的两处”;温玉成先生在《中国石窟与文化艺术》一书381页中写道,北山佛湾“确实多属密部供养尊像”。据统计北山五代、两宋时的造像密宗题材占三分之二。除北山、宝顶山之外,现已发现属有明显依据的“柳氏教派”造像还有陈家岩、铁马岗等五处,散见于大足其它石窟中属密宗题材的造像亦不少,限于篇幅兹不逐一列举。《我观》在全文结束段里简评了密宗的“乐空双运”和柳本尊的“十炼”后称“这样既有违密宗的仪轨,也失去了禅宗自我发现与自我实现的精神风采。因此,不仅是禅宗密宗难以接受,也为观者所反感。”关于密宗是否讲求“自我发现”“自我实现”后面再谈。这里仅就“难以接受”和“反感”谈点看法。我们今日是在研究几百年前业已造就的“大足石刻”,而不是现今在改造“大足石刻”或新创“大足石刻”,岂能按今人之好恶去曲解或改变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说实话,我对密教中部分教派提倡“以欲制欲”,自欺欺人,甚至导致自身衰落的行为和断臂、剜眼等传道方法不赞同。但治学之道以实事求是为尚,解决“大足石刻”中的佛教造像是否密宗题材的造像多、比重大这个问题,最好的办法就是对“大足石刻”进行全面实地调查研究。我相信有了这个实践后,得出的结论分歧将会大为缩小或接近统一。
     
      二
     
      宝顶山摩岩造像(简称“宝顶石刻”)是否是密宗道场?此问题涉及的内容较广,争论为时也较长,持肯定与否定观点的学者均有。仅以近代为例,1945年5月以杨家骆先生为首的大足石刻考察团,考察后团员成文较多,兹举一、二:“宝顶山之造像艺术,较北山为逊,但此处造像是有整个计划、有系统的开凿,极富有宗教性的密宗道场。”(朱锦江文)“密宗在五代以后……已少设坛传法了……已流为巷井间的俚俗宗教了。惟独赵智凤却能以发达的寺院经济,建立不朽的寺院文化,给四川留下了伟大石刻密宗道场,可说是宗教史上的珍闻。”(吴显齐文)1962年2月北大考古系教授阎文儒和全国政协释通一等一行六人考察大足石刻后撰《大足宝顶石窟》一文(因“文革”1986年才正式发表)。文称:“上述这些石刻文字,都证明了宝顶山是承袭唐代金刚智传下金刚顶瑜伽部的密教。宝顶的石刻造像,大部是属于密宗所供养的像。赵智凤就是唐代以后在此传密教的主要人物”。“宝顶石刻大部分以密宗像为主”。认为非密宗道场的学者所持论点主要有:(1)既“将一代大教搜罗毕尽”何谓密宗道场。(2)宝顶大佛湾为唐、宋两代所造,其东段为唐时所造非密宗道场,西段为宋时赵智凤主持所造,为密宗造像。(3)柳本尊、赵智凤传承世系不清,无文献可考,故不能称密宗道场。(4)“卷发人”是“释迦、达摩、印度的人等,不是柳、赵。(5)宝顶造像缺乏密宗特有的曼荼罗特征。(6)或称禅密结合、或称显密圆融、或称三教混同。总之有的明确否定,有的表示怀疑。我认为考察团和阎先生等人的文章尽管有局部遗误和存疑,但他们从宏观把握而作出的总体定性是符合宝顶石刻事实的。
      我根据对宝顶山石刻的了解和近年大家讨论的情况,于1985年撰写了《略谈宝顶山摩岩造像是完备而有特色的密宗道场》,(下简称《道场》),该文从佛教宗派之形成;密宗是“杂家”有囊括佛教各宗义理和形象的特点;曼荼罗的内涵与形式;柳、赵属密宗人物等方面论证了宝顶山石刻不失为密宗道场。同时在具体分析了它的选材与布局之后又谈了它的“完备”和“特色”。所谓“完备”主要是指它显密题材兼收,容纳了佛教各宗共同遵循的主要教义,一是道出了宝顶石刻选材的真实情况,二是进一步证明“几乎将一代大教搜罗毕尽”正是肯定其为密宗道场的依据。所谓“特色”,系指在密教曼荼罗中常见陈列的各种题材和形象,此有彼无者如“柳氏教派”和“孝道”题材等;此无彼有者,如常见于“藏密”的“乐空双运”男女交媾像等,并简要地说明了原因。1992年我又撰写了《刻在石壁上的哲学伦理巨著——略谈宝顶山摩岩造像的哲学伦理思想》一文,(见《大足石刻研究文选》)对“特色”进一步作了阐述。本文拟再从造像所体现的抽象教义“精髓”和具体造像题材的选用两个方面说明宝顶山摩岩造像不失为密宗道场。
     
      三
     
      “密宗”在佛教中属瑜伽部。印度早在《奥义书》时代和《吠陀》文化时代就出现了瑜伽行派和瑜伽咒语(真言)。但形成具有影响的宗派则是印度佛教最后一个时期的产物(印度佛教大体可分为:原始、部派、大乘、密教四个时期。)在中国开宗传道则是唐开元年间,“开元三大士”(金刚智、善无畏、不空)分传金、胎两界密法,惠果又承两界而下传。在印、中整个传承中又出现了杂部密教、正纯密教、左道密教等不同形态的流派。在“东土”又出现了汉密、藏密、东密等地域性的分支。人所共知,“藏密”(藏传佛教)还要分宁玛派(红教)、噶当派、萨迦派(花教)、噶举派(白教)、格鲁派(黄教)等。台密、东密还有若干分支,所谓“野、泽十二派三十六支派”。(新近据日本寿德寺主持,二松学舍大学教授新井慧誉介绍,日本真言宗还有高野山、东寺、醍醐、御室、大觉寺、中山寺、善通寺、仁和寺、澧山、智山、山偕、室生寺、新义真言宗等十派)汉密在“会昌灭佛”后还出现了许多缺乏师承的地方教派。所以我们不可能在密宗林立的教派内定出哪个是“标准的密宗”,然后以其为“样板”去衡量其他是否是密宗,只能根据其总体的主要属性和特征去确定其宗派归属。
      密宗是佛教中有影响的大宗派之一,当然有其特奉的经典和内部各派共有的主要特征。现从教义“精髓”方面与宝顶石刻作些对照。
      “瑜伽”义理和修持方法,是密宗各派共有的。“瑜伽一字早已数见于《黎俱吠陀》。其意义之一,为枷或驾(如服牛驾马之意),故有联系、合一诸义。而中华旧籍因释为相应。……盖自黎俱吠陀以来,宗教苦行或净行为人所重。情欲奋发,不可克制,有如劣骑,驾服劣骑,必有技巧,因此瑜伽字原用之于牛马者,乃用之为制服情欲方法之名称。……瑜伽一字如指修行方法,原有二义:一为苦行法,塔波斯是也;一为持心法,禅定是也。”(汤用彤《印度哲学史略》92—93页)宝顶大佛湾六道轮回图,铭文曰“三界轮中万种身,自从贪爱业沉沦”,而且还有相应的图像。贪爱者,情欲也。从而表述了情欲为众苦之源。铭文又云“汝当求出离,于佛教勤修;……;能竭烦恼海,当尽苦边际;于此法律中,常为不放逸”。从而又指出了要得到解脱,必须制服情欲。缚心猿锁《六耗图》,以大量的文字和相应的图像,反复地强调必须制服情欲,六根清净,明心见性。兹引一二为证:“独坐思惟瞻部州,几人作业几人休,不因贪爱因名利,不为新冤为旧仇,意逐妄猿如野马,心随境转似猿猴,多缘执此迷真性,致使轮回不肯休。”《锁六耗诗》云:“眼耳鼻舌身共意、暗使心神不自由。若能锁得六耗住,便是神仙大觉修。”造像者深感世俗人欲横流,很难明心见性,故于此大书“相识满天下,知心能几人”十字,足见其对制服情欲之重视。(详见拙著《“相识满天下,知心能几人”新解》载1993年《大足石刻研究文集》)。牧牛证觉道场,长达20余米,造十牛十牧和“无牛”、“了心”共十二修行次地。以牛喻心,所谓“心王如牛”。心王者,情欲也。全图中心思想是调伏心意,制服情欲,以达“无牛人自镇安闲,无住无依性自宽”和“人牛不见渺无踪,明月光寒万象空”的梵我圆融境界。再加上体现在“观经变”、“地狱变”、“柳本尊行化道场”等造像中戒杀生、酒肉、邪淫、妄语、贪婪和倡导实践“苦行”、“喜舍”、“离欲”等净行思想更不胜枚举。《瑜伽经》称行法有八支:一、夜摩、义为制欲。〔此总有五,(1)不杀;(2)实语;(3)不盗;(4)净行;(5)不贪。〕二、尼夜摩,义为遵行。〔此总有五:(1)清净;(2)轻安;(3)苦行;(4)诵读;(5)敬自在天。〕三、坐法,修心必先修身,为瑜伽之必要条件。四、调息,原指呼吸。《瑜伽经》一之三三谓“慈悲喜舍”可以安心。五、制感,瑜伽之目的,在停止心流。制感之效,在使有情对于世间诱惑失其贪爱。六,执持,《瑜伽经》三之一云“执持者使心注一处”,如此则心不外驰而得坚定。七、静虑,心既注于一处,进而则有静虑(禅那)。八、等持,梵音三昧地,汉译为“定”。以上分析对照,说明瑜伽制服情欲义理和行法在宝顶石刻中体现十分明确充分,故称柳本尊为“唐瑜伽部主总持王”并非无据之虚妄旗号。
      密宗奉持经典以《大日经》和《金刚顶经》、《苏悉地经》为主要三大经典。
      《大日经》的主要思想是“即事而真”(事事无碍)和“即身成佛”。全经以一、二品为纲,其余品多为据之而发挥。本文重点以一、二品与宝顶石刻作对照。卷一《入真言门住心品第一》云:“佛言:菩提心为因,悲为根本,方便为究竟。”
      (1)“菩提心为因”。经云:“佛言:秘密主,自心寻求菩提及一切智。何以故?本性清净故。……性同虚空即同于心,性同于心即同菩提。……我说诸法是。令彼菩萨众,菩提心清净,知识其心。秘密主,若族姓男,族姓女,欲识知菩提,当如是识自心。……秘密主,此菩萨净菩提心门,名初法明道。菩萨住此修学,不久勤苦,便得除一切盖障三昧。若得此者,则与诸佛菩萨同等住。”在宝顶石刻中刻有“假使热铁轮于我顶上旋,终不以此苦,退失菩提心”和“各发无上菩提心”等字样多达20余处,而且多为字大醒目,位置突出,几乎成了贯穿整个石窟群逐处可见的“口号”。这可算是从可视形象上表现了“菩提心为因”。《六耗图》又从强调“知识其心”、“识自心”和“心主一切”进一步表述了菩提心法。牧牛道场中的《心月图》下的铭文“了了了无所了,心心心更有何心。了心心了无依止,圆昭无私耀古今。人牛不见渺无踪,明月光寒万象空。若问其间端的意,野花芳草自丛丛”。此文就总体讲表现了大乘佛学“空”的思想。包括了龙树的《三是偈》所云“众因缘生法,我说即是空,亦为是假名,亦是中道义”。无著的《瑜伽师地论》中的第十七地即“无余依地”。世亲的《百法论》的“五位百法”和“二无我”(人无我,法无我)“唯识无境”等思想。同时也体现了《大日经》第一品中的“佛告金刚手秘密主言:秘密主谛听。心相,谓贪心、无贪心、瞋心、慈心、智心、决定心、疑心、暗心、明心……爱生心”。(共列59种心相)“秘密主,一二三四五再数,凡百六十心,越世间妄执,出世间心生,谓如是解”的“心、心所”思想。也体现了“秘密主,彼如是舍无我,心主自在,觉自心本不生”和《金刚顶经》云“见自心形如月轮”转识成智的思想。追求的是“无所了”和“更有何心”的悟空境界。从而把清净虚空的“菩提心”作了深层次高度抽象的表现。
      (2)“悲为根本”的教义。在宝顶石刻中主要体现于“慈悲喜舍”,“普为四恩”(报父母恩、众生恩、国土恩、三宝恩)一类造像和铭文中,涉及面广。兹只举明显者数例证明之。大佛湾《柳本尊十炼图》表现的就是为济众生,发大悲心、不惜剜眼、割耳、断臂、炼心、炼阴等,实践“难舍堪舍”的教义。《大方便佛报恩经变图》,以佛的本生、本行十二则故事,表现释迦为报父母恩和报众生恩,曾剜晴出髓、舍身济虎、割肉供父母,舍全身求半谒、剜肉点灯等等,此乃正面倡导“悲为根本”。《地狱变图》中,?碓、锯解、铁床、鍪戟、粪池、刀船、截膝等地狱,皆是戒杀生、食肉、饮酒(酒后乱性凌侮众生)的造像和铭文,此乃从反面禁制,同样体现了“悲为根本”。
      (3)“方便为究竟”。在实践中即方便法门,所谓行善巧方便,即为了达到成佛和化度众生的目的,提倡便通行事,那怕是杀、盗、淫在“有余方便”时可不受戒律的束缚。我认为宝顶山石刻,从宏观上体现“方便为究竟”莫过于造像题材之取舍。如宣扬“孝道”的题材为一般密教所不取,为适顺华夏“百行孝为先”的伦理,满足时尚所需,故造《父母恩重经变图》、《大方便佛报恩经变图》两幅宏大的摩岩造像。然而《大日经》称“随诸众生种种性欲,令得欢喜。”《金刚顶经》亦称“奇哉自性净,随染欲自然,离欲清净故,以染而调伏”。密宗最上乘无上瑜伽密修行法主张“先以欲钩牵,后令入佛智”,行“爱供养”(奉献女性)。同时把男人的性行为视为对女神(女性)的崇拜和大敬。这就是“乐空双运”的双身修法。相应的造像就是以男女纵情交媾为表征俗称的“欢喜佛”、“双身佛”像。在藏传佛教的寺庙中极为常见。尽管《金光明文句》二称“斯乃非欲之欲,以欲制欲,如以屑出屑,以声止声”,认为并非淫乱,但毕竟与中华传统的伦理道德格格不入,并与宝顶山石刻贯穿始终的“导欲从理”、“制欲净心”的思想严重矛盾,故舍而不取。《息障品第三》云“一切智世尊,诸法得自在。如共所大通,方便度众生”。故《大方便佛报恩经》其意应为“行大方便的佛报恩经”,其经变图中的十二则佛本生、本行故事和“柳本尊行化道场”表现的“十炼”以及赵智凤“发弘誓愿,普施法水,御灾捍患,德洽远近,莫不皈依”。这些均是度众生的方便法门,从微观体现了“方便为究竟”。
     
      四
     
      密宗既十分重视曼荼罗的建造又十分重视曼荼罗的修持,这种“四曼为相”的思想和行为,在密宗的经典中,可谓逐处可见。“曼荼罗”汉译“道场”、“法坛”(其义详见拙文《道场》)。《大日经》第二品之一云:“漫荼罗位初阿阇梨,应发菩提心,妙慧慈悲兼综众艺,善巧修行般若波罗密,通达三乘,善解真言实义,知众生心,信诸佛菩萨得传教灌顶等,妙解漫荼罗画,其性调柔,离于我执,于真言行善得决定,究习瑜伽,住勇健菩提心。”又云:“利益弟子故,当画曼荼罗”。以此与宝顶山石刻对照,其建造者的目的、才能、德行是与之吻合的。曼荼罗原本为供密宗教徒按照修行次地和不同礼仪的各种场所或图像,其形式多样,有画地为坛者,画纸或布为坛者,建庙为坛者,劈岩凿窟为坛者。其形式有平面者,有立体者,大至一座山,小至一张纸,甚至泛指一切图像,只要体现了密宗的义理或特定的仪轨,皆不失为曼荼罗。其间的各种佛、菩萨、明王、鬼神等造像的品种数量多得惊人。“有文章说有二、三千个,虽然不太精确,但有上千种是可信的。……18世纪藏族僧人饶为·道尔吉(即三世章嘉呼图克图)编过一本《三百尊图像》……解放前还有一位美国女学者爱文思夫人和我国佛学家王岩涛编过一本《密宗五百佛像考》收集了密宗的五百尊造像。”(金申《刺嘛庙——佛的世界》47页)由此可见其造像容量之大,而且有很多造像是显密共有,或异名出现。“所以供养者为神甚多,以大日如来为中心,而聚千百佛菩萨、纷然杂陈”(汤用彤《隋唐佛教史稿》194页)。“所谓漫荼罗,就是密教中人臆想的一种佛神群居图”。(郭朋《隋唐佛教》588页)。我认为汤、郭二先生的“纷然杂陈”和“臆想”对现代人思考曼荼罗的构成是有帮助的。
      由于现存的藏传佛教的寺庙较多,所以给今人映像具体。这里不妨先以金申先生所著的《喇嘛庙——佛的世界》一书(三、喇嘛庙的各类造像;五、喇嘛庙的法器、供物、吉祥图案等)和李冀诚先生所著《佛教密教仪礼窥密》一书(中国汉地密宗、供奉的主要造像)所列举的有关内容与宝顶大佛造像进行对照,证明其题材可以进入曼荼罗。
      《喇嘛庙》和《仪礼窥密》                  大佛湾
      1.释迦牟尼像                          1.释迦涅槃像
      2.释迦乘象入胎图(包括右腋降生、龙吐水沐浴等)。         2.释迦右腋诞生图和九龙洗太子图。
      3.净饭王太子像、剃发出家图、降魔得道像(包括遇生老病死、       3.释迦生平事迹图(本行故事图,位于
      后宫粉黛、白马出家、苦行、成道、转法轮、入灭等)。            “卧佛”腿旁)。亦有左列佛传故事。
      4.孔雀明王                          4.孔雀明王
      5.千手观音                          5.千手观音
      6.大日如来                          6.毗卢道场等多有大日如来
      7.华严三圣                          7.华严三圣
      8.(两书未列)                         8.广大宝楼阁图
      9.六道轮回图                         9.六道轮回图
      10.“各种忿怒像”(名目太多,无法一一列举)。           10.护法像(佛和八菩萨之忿怒像和“六通”神等)。  11.十象图                           11.牧牛道场
      12.十二圆觉菩萨                        12.圆觉道场
      13.(两书未列)                         13.“正觉像”
      14.(两书未列)                         14.父母恩重经变
      15.(两书未列)                         15.大方便佛报恩经变
      16.长寿佛和净土                        16.观无量寿佛经变
      17.(两书未列)                         17.锁六耗图
      18.地藏十王变                         18.地狱变
      19.(两书无)                           19.柳本尊行化道场
      20.十大明王                           20.十大明王
      21.佛足图                           21.佛足图(圣迹池内)
      22.八大菩萨                          22.八大菩萨(“倒塔”第一级)
      23.三十五佛                          23.八十八佛(佛严三圣后璧圆龛佛像)
      24.七佛                            24.七佛(父母恩重经变上方)
      25.四大天王                          25.四大天王(毗卢道场两侧)
      26.嘛呢桶和转轮藏                       26.毗卢道场内的“法台”
      27.“欢喜佛”一类造像                     27.(无)
      通过上面的对照,不难看出大佛湾造像,绝大多数皆为密宗寺院和曼荼罗内常用题材,再就其中此有彼无,彼有此无和变通摄取者作简要分析:
      8.广大宝楼阁图。系据唐不空所译《广大宝楼阁善住秘密陀罗尼经》上卷的《序品》所造,无疑属密宗经变图。
      11.《喇嘛庙》列有“十象图”,石刻有“牧牛图”。十象图所表示的大意是:在一条曲折的山路上,十头象在向山顶行进,随着上升高度之不同,象逐渐从头至尾,由黑变白,前有一小猴引路,后有一僧人追赶。开始象不驯服,牧童则是鞭打追赶,到山顶时则骑于象背,象也俯首听命。背景图像是山脚水浪汹涌,沿途风光枯燥,山顶则白云缭绕,日月争辉。(文意取自《喇嘛庙》182页)可见十象图与牧牛图,皆是以性犟力大难驯服的动物比喻“心”,展现修行者勤修戒、定、慧,调伏心意而达梵我圆融的过程,而且形式也大同小异。由于禅宗大师的语言和文字中常以牛比心,如人们熟悉的“牯牛公案”、“骑牛觅牛”等等。禅师亦多有作《牧牛颂》、《牧牛图 》者,如普明、普宁、杨杰、师远、悟则等是也。故古人称“牧牛图者禅宗心地功夫也”。今人则以此作否定宝顶石刻是密宗道场的重要依据。我认为这是宝顶山石刻的建造者遵循《大日经》提出的建曼荼罗要“兼综众艺”、“善巧修行”“通达三乘”、“知众生心”等指导思想。鉴于四川无大象,为人所陌生,而水牛为川人熟悉并喜爱,同时借助杨杰、普明等大师声望以光耀道场,故以牛代象也。
      13.“柳本尊正觉像”。《大日经》(第三卷,“世间成就品第五”)颂云“乃至本所尊,自身像皆现。第二正觉句,于镜漫荼罗。大莲花王座,深远住三昧。总持发髻冠,围绕无量光”。此像为半身佛像,发髻戴冠,冠中央出二道“金刚佛顶印”毫光,光中柳本尊像。佛身后有五彩背光。此像于此出现,意为修行者经“牧牛伏心”,“圆觉问法”而正等正觉成佛的修持次地。并表柳氏教派行必有果。
      14.父母恩重经变图。前已有论及兹不重述。
      16.大方便佛报经变图。此图系据《大方便佛报恩经》、《净饭王般涅槃经》等多种经书杂合而成。前已有论及兹不重述。
      17.锁六耗图。前已有论及兹不重述。
      19.柳本尊行化道场。“柳氏教派”是唐末、五代、南宋时期流行于四川中西部的一个密宗地方教派,故不见于“传灯记”、“血脉记”一类佛教史书的记载,外地亦无此教派。因主持建造宝顶山石刻的赵智凤秉承柳氏教派法统,故建此图像。
      23.三十五佛与八十八佛。三十五佛出自《决定毗累经》,其意是犯罪之人当下地狱,必须向三十五佛忏悔方能获免。唐不空译《三十五佛礼忏文》一卷,有详述。宋不动法师于四川蒙山集八十八佛礼忏法名《大忏悔文》。《二课合解》云“师依三十五佛名经,礼忏文,前增五十三佛”。两者皆为忏悔义,故宝顶造了八十八佛像。
      26.嘛呢桶和转轮藏。在喇嘛庙的廊檐殿宇 ,常见一排排直立的圆桶,上面写作“六字真言”,桶中心有轴置于架上可以转动,信徒转其桶代替念诵真言,其桶名嘛呢轮桶。握在手里转动的名嘛呢或转经陀。《大日经》(卷五·字轮品第十)云:“秘密主,如是字门道,次第住真言道,一切如来神力所加持善解正遍知道”。“于此一一句,决定意用之,以慧觉知,当授无上殊胜句。如是一轮,轮转字转,真言者了知故,常照世间,如大日世尊,而转法轮”。故转经桶为密宗道场不可缺少的法器和特征,在内地寺庙中则是造与这意义、功能相同的转轮藏,其外形如亭塔,中置转轮可转动。此为南朝梁时傅翕(字玄风,497—569年)发明。他鉴于老弱妇孺不识字,无法读经,一于是想了造转轮藏的办法,将经、律、论、杂四藏经典置于藏轮各格内,令信者推转,即与诵读同功。(见《释门正统塔庙志》)。宋代李诫著《营造法式》,记载了转轮藏“是八楞形”及详细尺寸要求等。过去研究宝顶石刻者,多以不见转轮藏和转经桶,谓其缺乏密宗道场重要特征。笔者近年经细心考察,发现毗卢道场内,正壁中央的“法台”(过去一直这样称呼)是典型的转轮经藏,因其为石质摩岩高浮雕,只陈现了一半形体,同时不能转动,故长期被误解或称其为仿“中心柱”的“亭”或“九龙塔”。其藏八方形(只现出三全方、三半方)高2.02公尺,每方宽约1.68米。如按其全形而言,其结构是,蟠龙为基,上置八方露盘,再于八角立八龙柱,上承八角飞檐,檐上造净土楼台。于露盘上八方、四方造佛像,四方造八方形转经桶,彼此相间。这里本应造“五方佛”像,因系浮雕,无中央空间可利用,故将毗卢佛置于正面,两侧各造了一佛。转经桶上刻有若干小方格、表“四藏”之义。据此无论与上引文献对照,或与北山佛湾136号窟的转轮藏对照,皆证明其为转轮经藏。
     
     
     
    转轮藏全形平面示意图
     
      27.“欢喜佛”一类双身像。宝顶山石刻全无,其理由,前已有论述兹不重述。
      宝顶山石刻除大佛湾外还有小佛湾和四周相距数里的十余处造像,兹简述于后:
      小佛湾本名为圣寿本尊殿,建于南宋,今为其残存遗址。尚存(1)“经目塔”或称“祖师法身塔”。塔身遍刻佛说十二部大藏经经目上千条,还刻有咒语、颂词、佛、菩像。(2)七佛壁。壁上刻七佛像及有关赵智凤事迹的铭文等(今已漶灭)。(3)本尊殿。以条石砌成,其间刻有护法像、地狱地图、释迦舍利宝塔禁中应现图、柳本尊十炼图、父母恩重经图、大方便佛报恩经图、《唐柳本尊传》碑等,壁上刻圆龛(宝顶造像多圆龛,也许是取“于月轮中作字观想”之义。)佛、菩萨像上千。大而醒目的铭文有:“六代祖师传密印;十方诸佛露家风”,“假使热铁轮于我顶上旋,终不以此苦,退失菩提心”,“愿入毗卢法性海”、“大愿弘持如盘石,虚名委弃若尘埃”等等。若论其间内容,作为密宗道场的依据,比之大佛湾,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此处对外公开展出仅一年余,知之者甚少,愿详其精微者,请见《大足宝顶山小佛湾祖师法身经目塔勘查报告》和《大足宝顶山小佛湾“释迦舍利宝塔禁中应现之图”碑》(两文刊于《文物》1994年2期)。
      宝顶山石刻以大、小佛湾为中心,在平均半径约2公里周围,于通往宝顶山的古道旁,结合山形地貌建造了十余处护摩像和结界像,大多造像风化残损较重,铭文模糊,但仍能从中考识出一些内容。可能是按《金刚顶经分别圣位》所说的“十六菩萨及八方等内外大护”,并结合《苏悉地经》(下卷,补缺少法品第三十六)所说“于其八方所,各置丈夫”,(东方作帝释装,南方作焰摩装,西方作龙王装,北方作毗沙门装,东北方作伊那装,东南方作火神装,西南方作罗刹装,西北方作风神装)护卫道场以拒其难(八方加上下方共十难)。经又云:“于时东方有是难现,谓大雨电,应知帝释之难。于东南方有是难现,谓火色大人,或如昼日,应知即是火天之难。于其南方有是难现,谓死尸形,甚可怖畏,高声叫唤,手执大刀,皆悉劓鼻;手执骷髅,盛人血,头上火燃,应知即是焰摩之难。于西南方有是难现,谓雨其屎尿秽曼荼罗,及种种形,甚可怖畏,应知即是泥利羝难。于其西方有是难现,谓雨雷电霹雳雹等,应知即是龙王之难。于西北方有是难现,谓有大黑风起,应知即是风神之难。于其北方有是难现,谓大药叉及女药叉乱行者,应知即是多闻天难。”于东北方有是难现,为象头、猪头、狗头异形,各持大山,应知即是伊舍那难。于其上方有诸天现,具大威德,应存的四周十余处造像中有佛、菩萨、帝释、风雷电雨诸神,药叉、龙王、山神、树神、狗头等兽头人身像,以及表示狂风、火焰、水涛的图形,还多处刻有“假使热铁轮,于我顶上旋,终不以此苦,退失菩提心”和《守护大千国土经》等铭文,所以与上引文所述之内容较为相合。限于篇幅不一一列述,欲详其实者,可查阅《大足石刻总目》或实地考查。今作一大略规范的平面图,以明其方位关系。并告知宝顶山这个石刻道场所据地域之广、空间之大实为世所罕见。
     
     
     
    宝顶山摩岩造像平面方位示意图
     
      说明:石刻造像因受古道、山形制约,其方位、距离差异较大,此图系规范而成。
     
     
     
      五
     
      宝顶山石刻群纵横数里,造像盈万,却不见当时的一则造像题记或记事碑文。故而年代、宗派、师承、题材之争难免随之而起。其间“卷发人”是谁?亦属热门议题,有言柳本尊者,赵智凤者、释迦牟尼者、达摩祖师者,修头陀行者、土著民族修行者,其说纷纭。在宝顶山造像中“卷发人”像多达20余个,大足县内其他“柳氏教派”造像处,均有其像。安岳石羊地区的毗卢洞、华严洞、茗山寺、孔雀铺等造像中“卷发人”像亦达数十个之多。其像有的以佛化身出现,有的以本尊身分出现,有的以代替佛位出现等,而且大多处于显赫部位。笔者目前据与以有关资料,综合分析认为,是柳本尊的可能性最大,定为柳本尊较为合理。再则,因柳本尊是“自盟于佛前”而立宗传教,上无师承。赵智凤虽“游弥蒙三昼”但距柳二百余年,承法世系不明。二者皆缺乏文献典籍依据。故有的学者据此而否定宋时四川有密宗的教派传承,同时大贬赵智凤人格,称其“煞费苦心地把自己列为柳本尊临终付法和卒后的嫡传法嗣,其目的完全是为了‘攀龙附凤’。……这样,他才能借助柳氏的广灵,使他“僭伪’的教主身分言顺名正”,“暴露出他对柳氏教派世系的‘移植’和‘篡改’。”辽、金、宋时代,密宗内各派不及唐时严密,大多与民间信仰结合,常敬奉其一本尊立派,此常识所及之事。试看,据金刚智对不空说:《金刚顶经》是由毗卢遮那佛付嘱普贤金刚萨?,普贤付妙吉祥菩萨,妙吉祥经十二代传给龙树,龙树又经数百年传龙智,龙智经百余年亲付金刚智。龙树、龙智、金刚智等大师岂不全为“攀龙附凤”、“僭伪”之徒乎?赵不行柳之剜眼、断臂之术,可谓“篡改”。但岂不闻师法舍短乎?在文献依据不足,而有大量实物佐证的情况下,重文轻物,而苛求和鞭挞一位为人类文化艺术作出巨大贡献的前人,岂不有失公正乎?仅管“卷发人”、柳本尊、赵智凤,其人其事尚有争议,笔者认为不会从根本上影响宝顶山石刻归属宗派的定性。
      关于禅宗对宝顶山石刻的影响。《我观》称:“大足一直沐浴着禅风法雨”。所据者:(1)大足晋建西禅寺,唐建南禅寺,宋建希化禅师道场(佛会寺)。(2)宋时北山住有志诚等禅僧,明代以后住圣寿寺僧人玄极等为禅宗僧人,《敕赐圣寿传灯记》中云“本寺,乃临济派脉也”。(3)《唐柳本尊传》为祖觉禅师撰,《六耗图》内容为傅翕撰,《牧牛颂》为杨杰撰,皆为禅宗人氏。(4)周敦颐、张载、程颐、邵雍、朱熹都是披着儒教外衣的“禅客”,其入门皆由禅也,加上当时四川的文彦博、张商英、冯戢、苏氏三兄弟等皆推崇禅宗。
      禅宗是中国佛教中的娇娇者,其哲学建树之高,社会影响之深远,皆为其他诸宗所不及。禅宗奉达摩为东土初祖,至六祖慧能而达鼎盛,其间亦有南北宗之分,所谓“北秀南慧”。慧能可谓彻底的“空”派,主张“见性成佛”、“不立文字”和“顿悟”,反对偶象崇拜和“渐悟”。影响所至甚而“诃佛骂祖”,劈佛像烤火,特为中国封建社会大夫所喜爱和推崇,确实对中华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但“禅”不能等同于“禅宗”。“禅那”即“禅定”,是所有佛徒皆奉行的重要修持方法。亦为瑜伽行法“八支”的重要内容。在禅宗盛行后,逐渐出现了将“禅”字和“佛”字等同使用的现象,诸如称僧人为禅师,寺院为禅院、禅林,僧房为禅房等,所以不能一见禅字就作为禅宗之依据。明代玄极等人在宝顶重修殿宇、主持佛事,有如王道士曾主持管理过敦煌莫高窟,岂可据之而称莫高窟是道教造像乎?再则,傅翕之为《心猿颂》、杨杰之为《牧牛颂》、祖觉之为《唐柳本尊传》皆不是专为宝顶造像而作,而是宝顶造像者摄取而入。而且宝顶之《六耗图》并非全按傅翕之《心猿颂》而作,还根据《杂阿含经》中的“六众生”等内容组合而成。至于周、程、朱、张、苏等大家,确实深受禅宗思想的影响,其学说中表露是充分的。但泾谓应当分明,例如众所周知,禅宗就是印度佛学与中国玄学杂交的产物,岂能称“禅宗”为“玄宗”、“禅学”为“玄学”乎?所以慧能还是慧能,朱熹还是朱熹。笔者认为,如以安岳、大足一带现存的大量唐宋石刻为佐证,晚唐至南宋时期,大足、安岳一带弥漫的不是“禅风”是“密风”。或许有人会问,禅宗不立佛像岂能有造像传世?绝非如此,宋代合川涞滩的禅宗石刻道场,论其造像规模之大,技艺之精湛,当属四川石窟中的娇娇者,证明宋代之禅宗亦有造像之风。
      本文冒昧针对诸家之说,就宝顶山石刻从义理“精髓”;具体的选材与布局;有关人物评价等方面进行了分析对比,其结论是:尽管宝顶山摩岩造像,具有“显”“密”兼收,“理”、“儒”亦取的现象,但究其本质属性仍不失为密宗道场。谬误之处,敬请方家斧正。 
    作者:郭相颖   来源:佛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