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设为首页     联系我们
  • 文化艺术
  • 佛教文化  佛教艺术  
  • 佛教造像碑分期与分区

     

     
      内容提要:佛教造像碑分期与分区内容提要:佛教造像碑是南北朝隋唐时期寺院的重要遗存,广泛分布在黄河长江流域地区。本文运用考古类型学方法,对造像碑的造型演化和区域特征做了具体研究。首先基于地区风格,把造像碑分成中原东部地区、西北地区、苏南地区和成都地区四部分,并着重就前两部分进行了分期,揭示出造像碑形态变化的基本规律。继而将中原东部地区和西北地区造像碑划分成10个小地域部分,并论述了各自的特征。文章还探讨了造像碑发展的历史背景和区域风格成因,认为分期分区是全面研究造橡碑艺术的基础,也为其它佛教单体石造像研究,建立了可靠的时间与空间之标尺。
      李静杰,1963年生,故宫博物院馆员。
     
      中原东部地区、西北地区、苏南地区和成都地区,是佛教造像碑相对独立发展的四个地域部分。分析这些地域造像碑的造型演化和区域特征,是全面研究造像碑的基础,也有助於佛教考古与艺术其它方面的认识和研究深化。造像碑具有比较连续的纪年与广泛的地域分布,是分期、分区研究佛教石刻最丰富完整的遗存,本文根据保存较好纪年造像碑和出地明确造像碑,进行分期与分区探讨。
      一中原东部地区
      所谓中原东部,是指包括山西中南部、河南中北部、安徽北部、河北南部、北京南部、山东大部和苏北地方,占有造像碑总数的65.7%。
      (一)
      为区分该区域造像碑发展的各时期,首先就形制、小龛和造像方面进行类型划分。
      在形制方面,分扁平状与方柱状两类。扁平状碑据顶部形制分6种。
      ①:屋形顶小碑碑体较小,一般高80厘米以下,顶、身、座雕刻成一体。
      ②:平顶碑大部分顶端无榫,直接承接碑顶或无须碑顶。小部分顶端有榫,与附加碑顶的榫槽结合。据碑阳、阴两面形状细分2型。a型:碑身作长方形。b型:碑身作梯形。
      ③:拱顶碑据细部形状变化分3式。Ⅰ式:顶部略拱。Ⅱ式:顶部尖拱。Ⅲ式:顶部呈半圆形。
      ④:蟠螭顶碑上端二、四或六龙两两交缠在一起,龙首在碑两侧面对称垂下。据碑额龙的变化分2式。Ⅰ式:二龙爪向下或对举。Ⅱ式:二龙爪对拱摩尼珠。
      ⑤:顶碑顶部作仿帐幕的覆斗状。
      ⑥:圭形顶碑
      方柱状碑据侧面形状与特征分3种,部分附加碑顶。
      ①:碑阳或诸侧面通身高浮雕造像。
      ②:碑侧面作梯形,开龛造像。
      ③:碑侧面作长方形,开龛造像。
      在小龛方面,分龛形与布局两方面情况。龛形分6种。
      ①:圆拱尖楣龛据龛楣装饰的变化分4型。a型:浮雕七佛。b型:饰火焰纹,据细部变化分2式。Ⅰ式:密集团云形火焰纹。Ⅱ式:疏朗流云形火焰纹。c型:素面。d型:浮雕忍冬纹。
      ②:圆拱龛。
      ③:方龛。
      ④:铺式不开龛,通身高浮雕大像。
      ⑤:帐形龛据帐楣变化分3式。Ⅰ式:帐楣为鳞叶饰与三角纹组合。Ⅱ式:帐楣顶端饰宝珠、花朵,表面悬挂璎珞、宝铎、罗纲等饰物。Ⅲ式:刻伎乐飞天、浮雕花绳等。
      ⑥:尖拱龛。
      小龛布局包括纵向、横向两方面。纵向分2种。
      ①:有一层或几层龛据层级分4式。Ⅰ式:一层龛。Ⅱ式:二层龛。Ⅲ式:三层龛。Ⅳ式:四层或四层以上龛。
      ②:主附龛主龛之下设护法或供养龛。
      横向分3种。
      ①:单龛开一龛或一主附龛。
      ②:主配龛主龛两侧有配列龛。
      ③:双龛并列二主龛。
      在造像方面,分人物组合、服饰、胁侍菩萨造型和主尊像座四方面情况。
      人物组合,据组合的变化分9式。Ⅰ式:一佛。Ⅱ式:一佛,二弟子(或二菩萨)。Ⅲ式:一佛、二弟子(或二菩萨)、二力士。Ⅳ式。一佛、二弟子、二菩萨。Ⅴ式:一佛、二弟子(或二菩萨)、四菩萨(或四弟子)。Ⅵ式:一佛、二弟子、二菩萨、二力士。Ⅶ式:一佛、二弟子、二菩萨、二螺髻梵王。Ⅷ式:一佛、二弟子、二菩萨、二螺髻梵王、二力士。Ⅸ式:一佛、二弟子(或二菩萨)、四菩萨(或四弟子)、二力士。
      服饰分佛袈裟与菩萨帔帛两项。佛袈裟分5种。
      ①:右肩半披式袈裟据纹理变化分2式。Ⅰ式:衣纹呈倒阶梯式。Ⅱ式:衣纹作双勾阴线。
      ②:双领下垂式袈裟分坐、立像2型。a型:坐像,据束带与下摆的变化分7式。Ⅰ式:束宽带,下摆多呈二层,满覆座,两侧角外侈。Ⅱ式:束宽带,下摆多呈三层,满覆座,两侧平行或基本平行。Ⅲ式:束宽带,下摆一般呈二层或三层,2/3覆座,两侧角趋圆弧状。Ⅳ式:束宽带,下摆多作二层半覆座,两侧角多呈圆弧状。Ⅴ式:束带变窄,下摆多单层,略覆座,两侧角一般呈圆弧状。Ⅵ式:束窄带,下摆不覆座。b型:立像,据下摆变化分2式。Ⅰ式:下摆多作三层,两侧角外侈。Ⅱ式:下摆多作二层,两侧基本平行,下半身横断面近於凹形。
      ③:通肩裹身式袈裟。
      ④:袒胸裹身式袈裟。
      ⑤:袒右肩式袈裟。
      菩萨帔帛,据挎双肩后两端披挂形式分9式。Ⅰ式:于腹前交叉,至膝部反折于肘下垂,肩部多外侈。Ⅱ式:于膝前呈双环形交叉,反折于肘下垂,肩部多外侈。Ⅲ式:于腹前穿璧后至膝部反折于肘下垂,肩部有时略外侈。Ⅳ式:于腹前交于葵饰后至膝部反折于肘下垂。Ⅴ式:于腹前结节后至膝部反折于肘下垂。Ⅵ式:两端于膝前重叠后反折于肘下垂。Ⅶ式:左端由腹前穿右肘下垂,右端至膝部反折于左肘下垂;或方向相反。Ⅷ式:一端由右肩在胸前斜向左腰,从腰后穿右肘或绕右臂下垂,另一端穿左肘或绕左臂下垂;或方向相反。Ⅸ式:左端绕左臂,右端绕右臂顺体侧飘垂足两下方。
      胁侍菩萨造型,据体形变化分7式。Ⅰ式:躯体较平直,上窄下宽。Ⅱ式:躯体较平直,上下等宽。Ⅲ式:躯体趋丰盈,上宽下窄近笔筒状。Ⅳ式:胸、臀部肌肉隆起。Ⅴ式:躯体丰满,趋S形。Ⅵ式:躯体肌肉隆起呈S形。Ⅶ式:躯体丰盈,呈较生硬S形。
      主尊像座,据形状分6种。
      ①:普通平台座。
      ②:亚形座分3型。a型:无覆莲,细分3式。Ⅰ式:低亚形座。Ⅱ式:中高亚形座。Ⅲ式:高亚形座。b型:亚形座的下缘覆莲,细分3式,分别同a型3式。c型:覆倒山形座幛亚形或亚形覆莲座。
      ③:覆莲圆座莲蓬形圆台周围雕覆莲瓣。
      ④:束腰仰莲、覆莲或仰覆莲圆座分2型。a型:不覆幛。b型:覆倒山形座幛。
      ⑤:高腰多边形座分2型。a型:不覆幛。b型:覆倒山形座幛。
      ⑥:长茎莲蓬座分2型。a型:无座幛。b型:覆倒山形座幛。
      在类型划分的基础上,将该区域80区典型纪年造像碑列出演化表(表1)。
     
     
     
     
     
     
     
     通过表1诸方面类型产生、延续和消失的情况,根据变化较显著的各个环节可以分成五期,列出分期表(表2)。
     
     
     
      根据表1、2归纳出五期的特征。
      第一期:实例从豫北北魏延兴二年(472)碑到沁县建义元年(528)碑。在形制方面,扁平平顶碑与扁平尖拱顶碑居主流。前者碑身多作长方形,如历城太和七年碑、偃师正光四年碑,有的作梯形,如涿州景明四年高雄头碑,下接碑座,通常上覆屋形顶,有些则无须碑顶。后者是一种脱身于背屏式造像的形式,碑身两侧基本平直,不象背屏两端显著收分,如桓台神龟元年碑、广饶孝昌三年碑。还流行自具顶、座的屋形小碑,如豫北延兴二年碑、郑州正光二年碑,它与附加屋形顶的平顶碑,是模仿古代建筑的传统碑形。扁平圆拱顶碑则为从前记事碑的旧式。叶县神龟三年碑是已知时间最早的蟠螭顶碑,碑额尚作浅浮雕,高浮雕蟠螭顶记事碑汉晋时期已出现,造像碑受到了它的影响但没有直接效法。涿州正始元年碑圆拱额部外缘浅平雕出二龙头向下的同体蟠螭,沁水神龟三年碑阳额部浅浮雕二交缠的小龙,荥阳孝昌元年碑阴上缘已高浮雕交缠二龙,这是真正蟠螭顶碑产生前后各种类型碑相互影响出现的混杂现象。青州区正光二年伊氏造顶小碑亦碑身连座,顶部作仿帐幕形式。这一时期方柱状碑均见于青州区域,碑身连座,如博兴正光六年碑。在小龛方面,其一,应用背屏式造像形式,于碑阳或诸侧面作铺式高浮雕造像,青州区造像碑基本如此。其二,设龛像碑的龛形较简单,流行圆拱龛、龛楣浮雕七佛或饰团云形火焰纹的圆拱尖楣龛,以及龛楣由鳞叶饰和三角纹组合的帐形龛,方龛个别存在。小龛布局纵向均作一层龛,横向大多为单龛,个别作主配龛形式。在造像方面,人物组合一佛,一佛、二弟子(或二菩萨)居多,一佛、二弟子(或二菩萨)、二力士,一佛、二弟子、二菩萨相对较少。服饰中佛着双领下垂式袈裟占绝对多数,内斜著僧癨支并束宽带,下摆多呈三层且两侧角外侈,坐佛的下摆满覆座。右肩半披式袈裟仅见豫北延兴二年碑。菩萨帔帛两端于膝前呈双环形交叉后,反折于肘下垂式样居主流,于腹前交叉或穿璧后,至膝部反折于肘下垂式样有一定比例,肩部多外侈。胁侍菩萨躯体平坦,上窄下宽,其中历城太和七年碑二胁侍叉足而立,采用了同时期金铜佛像的样式。坐像一般直接坐在平台上,不另刻像座,立像多施覆莲圆座。矮亚形座已开始流行,如涿州景明四年高雄头碑、博兴正光六年碑。此期大体从北魏太和略前至正光稍后约60年。
      第二期:实例从晋西南永安二年(529)碑到晋西南西魏大统十七年(551)宁氏碑。在形制方面,蟠螭顶碑数量骤增,二龙爪作向下或对举状,碑身绝大多数扁平,如稷山永安三年碑,个别为方柱状,如新绛武定二年碑。扁平平顶长方形碑占一定比例,扁平尖拱顶碑已比较罕见,扁平屋形顶小碑仍见流行,如芮城大统四年碑。顶部略拱的拱顶碑个别存在,出现侧面作梯形的方柱状碑,如阳曲武定八年碑。在小龛方面,圆拱尖楣龛居主流,龛楣多饰团云形火焰纹,如长治天平元年碑,已出现饰流云形火焰纹和忍冬纹者,如大统十七年宁氏碑,龛楣浮雕七佛者个别存在。上期的简单龛楣帐形龛依然流行,青州区不设小龛的铺式造像数量锐减。小龛布局纵向一、二层龛居多,出现三、四层龛以及主龛之下设护法龛的主附龛形式,横向单龛居大多数,个别作主配龛形式,并列双龛形式已见流行。在造像方面,人物组合一佛、二弟子、二菩萨比例最大,上期的其它形式组合显著减少,新出现一佛、二弟子(或二菩萨)、四菩萨(或四弟子),一佛、二弟子、二菩萨、二力士,以及一佛、二弟子、二菩萨、二螺髻梵王形式,分别如长治天平元年碑,河洛区天平三年100人碑和洛阳武定三年碑。服饰中佛袈裟均作双领下垂式,两侧角外侈形式个别存在,坐佛袈裟新出现的满覆座两侧平行或基本平行形式,以及2/3覆座两侧角趋圆弧状形式普遍流行。菩萨帔帛上期诸形式延续下来,其中两端于腹前穿璧至膝部反折于肘下垂形式居主流,新出现于腹前交于葵饰或结节后至膝部反折于肘下垂式样,如晋中兴和四年四州诸人碑、武定六年唐小虎碑。胁侍菩萨躯体平直,上下等宽,个别出现上宽下窄的笔筒状造型。主尊直接坐在平台上的情形还比较常见,较低的亚形座流行开来,产生了中高亚形座,比较多地出现覆莲亚形座,如晋西南永安二年杜延胜碑、沁阳武定元年碑,覆莲圆座也延续下来。此期由北魏末到北齐初约25年。
      第三期:实例从中牟北齐天保二年(551)碑至偃师武平二年(571)碑。在形制方面,普遍流行蟠螭顶碑和扁平平顶长方形碑。蟠螭顶碑除上期二龙爪向下或对举形式外,出现较多二龙爪对拱摩尼珠形式,且出现并流行有翼蟠螭,如洛阳天保五年碑、平乡天统元年碑。扁平略拱的拱顶碑延续下来,圭首碑仅见此期,如芮城天和元年碑。侧面作长方形的方柱状碑流行,屋形顶小碑消失。小龛方面,圆拱素面尖楣龛居主流,帐形龛楣顶端多饰宝珠、花朵,表面悬挂璎珞、宝铎和罗纲等饰物,圆拱龛、尖拱龛和方龛有一定数量,铺式造像极少见。小龛布局纵向一、二、三、四层龛数量相当,其中设三、四层龛的比例明显增加,横向单龛、主配龛占主流,双龛的比例增加。在造像方面,上期人物组合的各形式延续下来,以一佛、二弟子(或二菩萨)为多,新出现一佛、二弟子、二菩萨、二螺髻梵王、二力士组合,如洛阳天保五年碑、襄城天保十年碑。服饰中佛袈裟基本为双领下垂式,坐佛下摆满覆座两侧角外侈形式,被平行形式取代,下摆作二、三层两侧角呈圆弧状2/3覆座或半覆座形式,以及新出现的下摆单层略覆座形式居主流。立佛下摆作二层两侧基本平行,横断面呈凹形。右肩半披式袈裟纹理作双勾阴线。菩萨帔帛两端于膝前呈双环形交叉后反折于肘下垂式样居主流,新出现两端于膝前重叠后反折于肘下垂式样,如中牟天保二年碑,以及左端由腹前穿右肘下垂,右端至膝部反折于左肘下垂,或方向相反的式样,如亳州河清二年碑,偃师天统三年宋买碑。菩萨绝大多数躯体丰盈呈上宽下窄笔筒状,有的胸、臀部肌肉隆起。中高亚形座数量众多且多覆莲,出现少量高亚形座,仰莲、覆莲或仰覆莲圆座出现。此期由北齐天保至武平初约20年。
      第四期:实例从浚县北齐武平三年(572)碑至河洛区麟德元年(664)碑。在形制方面,北齐末至隋开皇间流行侧面作长方形的方柱状碑,如浚县武平三年碑、滑县开皇二年碑,蟠螭顶碑的二龙拱珠与不拱珠形式并存,扁平圆拱顶碑出现顶部作半圆形的式样,如河洛区永徽四年碑,扁平平顶长方形碑也有实例。小龛方面,圆拱素面尖楣龛居绝大多数,帐形龛中除上组流行的复杂龛楣外,又出现刻伎乐飞天、浮雕花绳等新式样。小龛布局纵向一、二、三层龛的数量相当,亦见主附龛,横向单龛居多数,亦见主配龛和双龛。造像方面,人物组合多见一佛、二弟子(或二菩萨)形式,一佛、二弟子、二菩萨,以及一佛、二弟子(或二菩萨)、四菩萨(或四弟子),一佛、二弟子、二菩萨、二螺髻梵王形式延续下来。服饰中佛均着双领下垂式袈裟,坐佛下摆多单层略覆座,如洛阳开皇九年碑,入唐以后出现不覆座及束带消失情况,如河洛区永徽四年碑、麟德元年□□成碑。菩萨帔帛多作左端由腹前穿右肘下垂,右端至膝部反折于左肘下垂,或方向相反式样,两端于腹前交于葵饰或于膝前重叠反折于肘下垂式样延续下来。胁侍菩萨胸、臀肌肉隆起,入唐以后躯体丰满趋S形,如河洛区永徽四年碑。流行中高或高亚形座,多不覆莲,不设像座者常见,出现高腰多边形座。这期大体从北齐末期,中经隋代至初唐前段90年。
      第五期:实例从修武唐麟德元年(664)碑至巩义中和二年(882)碑。在形制方面,流行扁平半圆形拱顶碑和蟠螭顶碑,如修武麟德元年碑、安邑垂拱二年碑、洛阳景云二年碑,蟠螭顶碑几乎作二龙拱珠形式,其它碑形消失。小龛方面,龛形以圆拱龛以及三、四期出现的复杂龛楣帐形龛为主,尖拱龛和圆拱素面尖楣龛比较常见,亦见方龛。小龛布局纵向多为一、二层龛,偶见三、四层龛或四层以上龛,主附龛较多。横向单龛为主,主配龛、双龛较常见。造像方面,人物组合一佛、二弟子、二菩萨、二力士居多,一佛、二弟子(或二菩萨),一佛、二弟子(或二菩萨)、二力士及一佛、二弟子、二菩萨比较常见。新出现个别一佛、二弟子(或二菩萨)、四菩萨(四弟子)、二力士组合,如修武麟德元年碑。服饰中佛袈裟均作新出式样,流行通肩裹身式袈裟和袒胸裹身式袈裟,个别作袒右式袈裟。菩萨帔帛以前流行的左端由腹前穿右肘下垂,右端至膝部反折于左肘下垂,或方向相反的式样延续下来。新出现一端由右肩在胸前斜向左腰,从腰后穿右肘或绕右臂下垂,另一端穿左肘或绕左臂下垂,或方向相反式样,如洛阳总章元年碑、巩义中和二年碑,以及左端绕左臂右端绕右臂顺体侧飘垂足两下方的式样,如安邑垂拱二年碑、晋中天宝九载高知礼碑。胁侍菩萨多躯体肌肉隆起呈S形,上期的趋近S形造型也延续下来。多见长茎莲蓬座,有的覆倒山形座幛,分别如临猗天授三年碑、安邑先天二年碑(图138),覆倒山形座幛的亚形座次之,如偃师乾封二年碑,从前的束腰仰覆莲圆座延续下来。这期从初唐后段持续到晚唐两个多世纪,初唐后段是主要发展期。
      上述五期像是前后连续发展的,其中第二、三期时间短数量多,新型式频出,达到鼎盛阶段,第四期数量少,较缺乏创新,表现了明显的过渡性特征。第五期呈现出新时代风貌,然发展50年后迅速衰退。(二)
      中原东部地区造像碑基于各地方特征和差异,可以分成河洛区,冀鲁豫连接区、涿州区、青州区、临沂区、晋中区和晋西南区7小地区。
      河洛区 以郑洛黄河谷地为中心,东及黄淮平原西北部,北至太行山南缘,是北魏、隋、唐时期中原东部的核心区域。北朝流行扁平平顶碑,碑阳、阴多呈长方形,个别为梯形。蟠螭顶碑北魏至唐代盛行不衰,高宽比有约2:1和2.5:1两种,洛阳武定三年碑阳与偃师北齐崔永仙碑阴,二蟠螭左右不对称的形式为中原东部所仅见。唐代出现一种碑身近半圆形的拱顶碑。北齐时期特别流行在碑的左右边框与上下界格中间开圆拱尖楣或圆拱龛,一般龛楣两侧不连接边框,如新郑天保十年碑。有的在主龛两侧开配龛,主尊胁侍往往由龛内延展到边框,所以一般不雕刻龛柱。北魏正光前后洛阳平等寺碑出现的并列二主龛形式,盛行于东魏北齐时期。唐代半圆形拱顶碑往往随碑形开圆拱大龛或开一帐形龛。维摩变装饰主龛的频率显高于其它地区。洛阳天保五年碑、襄城天保十年碑等,在维摩变中刻击钟比丘造型亦少见于其它地区。豫西保定五年碑阴两下角刻出牛车、坐骑是来自关中地区的因素。
      冀鲁豫连接区 包括太行山东麓以古邺都为核心的豫北冀南平原、山地,以及鲁西平原,东魏北齐时期是中原东部的中心地区。流行扁平平顶碑、圆拱顶碑和蟠螭顶碑,以及侧面作长方形的方柱状碑。蟠螭顶碑一般额部或额与碑身上部造像,中下部刊长篇幅造像记。每面开三大龛的四面十二龛粗柱状碑此区独见。北朝造像刊经碑多集中在此区域,且北齐迄清代以千佛为主要题材造像碑数量众多。东魏北齐时期造型演化明显先进于其它区域。此区的蟠螭顶碑可能是受到河洛区影响产生的,巨野河清二年碑具贴塑效果高浮雕龛楣作法则是源于临沂区的因素。
      涿州区 即以涿州为中心北及房山的平原、山地地方,北魏晚期前段流行扁平梯形碑和圆拱顶碑,高宽比2:1左右。碑阳中间开一大龛,龛周围减地平雕。碑阴及侧面多刊简短造像记和众多邑子名。初唐后段流行蟠螭顶造像刊经碑,碑额造像,碑身大部刊经。
      青州区 即以青州为中心的泰沂山系北部,东至胶东半岛的区域。北朝尤其北魏晚期至东魏时期,流行扁平尖拱顶和平顶碑,碑身连座,以及方形粗柱状造像碑。碑阳作不设龛铺式高浮雕造像,主尊像头、身光内区一般为重环纹或重环带,外区饰忍冬纹,头、身光呈椭圆形构图。背光多饰火焰纹,上部往往雕青龙。背光上外缘一般刻左右对称飞天。其中长方形碑背光两外上角通常刻擎日月的人物,应为日、月天。东魏以后青州区明显受到外围地方造像碑艺术影响,博兴寨高东魏方柱状碑四面开舟形背光式浅龛,是铺式造像向开龛造像转化的实例,这时真正的龛像形式造像碑也产生了。但是,青州区固有因素北齐时期依然存在,博兴兴益北齐碑下部已开龛,上部仍为铺式造像,且像上方延袭了从前环列飞天的形式。此碑主尊左右上方刻维摩、文殊,又碑阴作蟠螭顶,这是来自邺都或河洛方面的因素,而碑阳上缘镂空成树叶形并中间刻堵坡式塔显然受到了定州系白石佛像及邺都影响。潍坊北齐四面碑高浮雕龛楣则为临沂区因素,扁平圆拱顶的高清武平四年碑、淄博唐比丘慧福碑上部开龛,龛外线刻人物作法亦少见于其它地方。广饶北齐三尊像碑与博兴兴益北齐碑,主尊作小螺形髻在山东比较少见,可能是来自苏南区的南朝因素。韩国忠清南道燕岐碑岩寺发现的癸铭碑、鸟致院瑞光庵癸酉铭碑与燕岐莲花寺戊寅铭碑等,造像内容与布局基本继承了青州区造像碑模式,其中碑岩寺碑阴浮雕千佛的形式又类同临沂区造像碑。当然,韩国发现的几区造像碑已具有当地特点,如维摩、文殊刻在飞天擎举的小屋中,和呈罐形的供养炉等。
      临沂区 即以临沂为中心蒙山南部和临近苏北山地、平原。主要集中在北齐到隋代。流行侧面为长方形的方柱状造像碑,一般四面开龛,有的为圆拱龛或简单圆拱尖楣龛,龛上中央多浮雕兽头;有的为帐形龛,帐幕束到两边龛柱上,龛呈尖拱形。龛上或龛楣之上所占面积较大,多浮雕类贴塑效果的人物与其它装饰。有些碑侧面浮雕千佛。此区柱状碑应是受到河洛区影响产生的,某些碑装饰青龙以及连云港武定元年屋形顶小碑铺式造像,则是来自青州区方面的因素。据载,临沂开皇九年碑为一蟠螭顶像碑,无疑此碑形受到了河洛地区或鲁西方面影响。
      晋中区 即太原盆地和太行山中南段山麓。主要集中于北朝时期,流行扁平圆拱顶碑,高宽比为1.5—2:1,一般碑上部开一龛。长治天平元年碑龛内外与潞城兴和四年碑作线刻,比较特殊。蟠螭顶碑比重大,高宽比2.5:1左右,额部蟠螭多高平雕,一般额部或碑身上部开简单小龛,中下部用以刊长篇幅造像记和邑子名。侧面作梯形的方柱状造像碑较多,每面开三小圆拱尖楣龛。中下部开龛的高平王黄罗造千佛碑、潞城北魏千佛碑同耀县西墙北魏千佛碑内容、布局非常接近,在关中这种碑出现时间早,数量多,晋中区很可能受到关中方面的影响。
      晋西南区 即汾河下游谷地和中条山麓,北朝、隋唐时期造像碑盛行不衰。流行蟠螭顶碑,高宽比多3:1左右,部分为2.5:1左右,北朝时期龛楣及龛周围浮雕人物和各种繁密精致的装饰图案,入唐以后额部开一小龛,碑身上部开一大龛,或大龛下开护法龛两侧设配龛的形式普遍。扁平圆拱顶碑数量众多,个别高达4米,宽与侧宽比5:3左右的厚重圆拱顶碑只存在此区,扁平圆拱顶碑小龛流行中央开一列数层主龛,两侧各开一列或两列配龛的形式。扁平的圭首碑和较厚重的顶碑此处独见。圆拱顶碑的额部往往减地刻或浮雕树丛作装饰,诸型碑双龛并列形式出现频率颇高。新绛武定二年碑与稷山武平三年碑扁方柱状的碑体,与大面积线刻供养人像并题名为关中地区特点,其碑顶则分别采用了当地的蟠螭顶与圆拱顶。安邑西魏吕安族碑除作蟠螭顶外,碑身形状、龛形、服饰雕刻技法与关中地区别无二致。许多碑中出现骑马与坐牛车供养人是源自关中区的因素,芮城大统四年碑护法部位刻象,芮城天和元年碑刻金乌、蟾蜍,以及西魏恭帝元年薛山俱碑等主尊像袈裟下摆类软泥条的形式,也明显受到了关中影响。
      二 西北地区
      西北地区包括关中盆地、陕北高原和宁南陇东山地的广大地区,占有籍造像碑的32.3%。
      (一)
      为区分该区域造像碑发展的各时期,首先就形制、小龛和造像方面进行类型划分。
      在形制方面,可以分为4种。
      ①:扁平平顶碑碑阳、阴作梯形或长方形,有些上端出半球状榫,另有顶、座与碑身组合在一起。
      ②:方柱状平顶碑碑身侧面作梯形或长方形,一般另有顶、座与碑身组合在一起。
      ③:扁平拱顶碑据顶部形状分2亚型。a:尖拱顶。b圆拱顶。
      ④:扁平蟠螭顶碑据碑身形状分3亚型。a:碑身修长,高宽比约5:1。b:碑身高大,高宽比约2.5:1。c:碑身矮短,高宽比约1.5—2:1。
      小龛包括龛形与布局两方面。
      龛形可以分4种。
      ①:圆拱或尖拱龛据龛楣可以分作4型。a型:龛楣饰二龙。b型:龛楣饰飞天。c型:尖楣,可以细分四种情况。1:素面。2:饰变形莲花。3:饰火焰纹。4:饰罗汉头像。d型:无楣。
      ②:方龛据龛楣可分二亚型。a:屋形楣。b:无楣。
      ③:帐形龛。
      ④:曲拱龛。
      小龛布局可分5种。
      ①:单龛即只开一主龛。
      ②:主附龛即开一主龛与一护法龛。
      ③:二层主龛。
      ④:主龛与千佛龛的组合。
      ⑤:多层主龛与配列龛。
      在造像方面,人物组合与佛像变化较显著。
      人物组合据变化情况可以分作7式。Ⅰ式:一佛。Ⅱ式:一佛、二弟子(或二菩萨)。Ⅲ式:一佛、四弟子(或四菩萨)。Ⅳ式:一佛、二弟子(或二菩萨)、四菩萨(或四弟子)。Ⅴ式:一佛、二弟子、二菩萨。Ⅵ式:一佛、二弟子、二菩萨、二力士。
      佛像造型可以分作4式。Ⅰ式:躯体瘦削,头、颈狭长,约占坐像的2/5。Ⅱ式:躯体瘦削,面形趋方圆,头、颈长约占坐像的1/3。Ⅲ式:躯体健硕,面形圆浑,颈部甚短,头、颈长约占坐像的1/4—1/3。Ⅳ式:躯体较丰盈,颈部加长,头、颈长约占坐像的1/4。
      佛袈裟式样可分作5种。
      ①:交领式袈裟。
      ②:右肩半披式袈裟。
      ③:通肩式袈裟。
      ④:双领下垂式袈裟。
      ⑤:袒胸裹身式袈裟。
      坐佛袈裟下摆形式可以分成6式:Ⅰ式:无下摆紧身装。Ⅱ式:满覆座并两下角外侈。Ⅲ式:满覆座两侧近乎平行。Ⅳ式:2/3覆座或半覆座,两侧近乎平行或两下角呈圆弧状。Ⅴ式:略覆座。Ⅵ式:下摆消失,仅有座障。
      袈裟雕刻技法可以分作3种。
      ①:细隆线式雕刻。
      ②:粗泥条式雕刻。
      ③:阶梯状浮雕。
      在类型划分的基础上,将该区域46区典型纪年造像碑列出类型演化表(表3)。
     
     
     
     
     
      根据表3有显著变化的各个环节,可以分为五期,列出类型分期表(表4)。
     
     
     
     
     
      根据表3、4归纳出五期特征。
      第一期:实例从耀县始光元年(424)碑至正光四年(523)陶申仪碑。在形制方面,普遍流行扁平平顶碑,碑阳、阴作梯形或长方形。作梯形者出现时间甚早,发展成关中地区造像碑的主流形式,如耀县始光元年碑、熙平元年酒广宋碑,作长方形者有些保留了石料自然形态不很规整,如华县延昌元年碑。方柱状平顶碑,侧面作梯形,如耀县延昌四年碑,这种碑产生与扁平平顶梯形碑有密切关系。扁平平顶碑与方柱状平顶碑一般另有顶、座与碑身组合在一起。神龟三年魏裕碑作扁平尖拱顶状为这一时期仅见。正光年间出现蟠螭顶碑,其中正光元年王阿全碑碑身狭长也只见于此期。在小龛方面,龛形普遍流行圆拱或尖拱形龛,龛楣多饰交缠二龙或饰飞天,如耀县始光元年碑、耀县神龟元年碑、耀县神龟二年碑。出现圆拱尖楣龛,方龛数量比较多,有的饰屋形楣,帐形龛偶见。小龛布局流行单龛、主附龛、二层主龛和主龛与千佛龛的组合形式,后二者如永平三年罕安定碑、熙平元年酒广宋碑。在造像方面,人物组合普遍流行一佛、二弟子(或二菩萨)形式,一佛形式只见此期。佛像造型在神龟以前均作躯体瘦削,头、颈狭长与身体不成比例的古老形式,神龟间出现躯体比较瘦削,面形趋方圆,头、颈长约占坐像1/3的形式。袈裟流行交领式、通肩式、右肩半披式和双领下垂式,其中最具地方特点的交领式袈裟基本见于这一时期。坐像袈裟下摆绝大多数满覆座并外侈,个别者作紧身装,出现了满覆座而两侧近乎平行的形式。袈裟多应用细隆线雕技法,少量作粗泥条式雕刻和阶梯状浮雕。这期造像碑由北魏早期持续到北魏灭亡前夕100年左右时间,其中北魏晚期是基本发展时间。
      第二期:实例从洛川北魏永安三年(530)碑至洛川西魏大统十二年(546)碑。在形制方面,流行扁平平顶碑和新出现的扁平圆拱顶碑,后者如洛川永安三年碑、固原建明二年碑,尚见个别方柱状长方形碑。在小龛方面,普遍流行圆拱或尖拱形龛,龛楣个别饰二龙,饰飞天的情况消失,圆拱尖楣龛龛楣除素面者外,新出现饰变形莲花和火焰纹者,如乾县普泰元年碑、华县普泰元年碑,还出现无龛楣的情况。无楣方龛个别存在。小龛布局以单龛为主,主附龛、二层主龛和主龛与千佛龛的组合形式均有流行,新出现多层主龛与配列龛的组合。在造像方面,人物组合流行一佛、二弟子(或二菩萨)。新出现一佛、四弟子(或四菩萨),一佛、二弟子(或二菩萨)、四菩萨(或四弟子),一佛、二弟子、二菩萨,一佛、二弟子、二菩萨、二力士,分别如乾县普泰元年碑、固原建明二年碑、西安青龙寺大统十一年碑、洛川讃城大统十二年碑。人物造型流行躯体比较瘦削,面形趋方圆,头、颈长约占坐像1/3的形式,头、颈狭长与身体不成比例的形式也有遗存。袈裟基本作双领下垂式,个别为通肩式。坐佛袈裟下摆流行满覆座两侧外侈的形式。上期的细隆线雕刻和粗泥条式雕刻技法消失,均作浮雕阶梯状。此期像碑从北魏末至西魏大统十二年前后约20年。
      第三期:实例从西魏大统十三年(547)碑至泾川隋开皇元年(581)碑。在形制方面,流行扁平平顶碑及碑身高大高宽比约2.5:1的蟠螭顶碑,新出现的碑身矮短高宽比约1.5:2的蟠螭顶碑有一定数量,如大统十三年弥勒像碑、蒲城保定四年碑,扁平圆拱顶碑遗存下来。在小龛方面,龛形普遍流行圆拱或尖拱形龛,圆拱尖楣龛比例增大,多饰变形莲花,少量素面,有些无楣。曲拱形龛个别存在。小龛布局绝大多数作单龛,主龛与千佛龛组合的形式消失,上期的其它布局形式遗存下来。在造像方面,人物组合一佛、二弟子、二菩萨居主流,如张家川建德二年碑。一佛、二弟子(或二菩萨)次之,一佛、四弟子(或四菩萨)及一佛、二弟子(或二菩萨)、四菩萨(或四弟子)偶见。佛像造型普遍躯体健硕,面形圆浑,颈部甚短,个别颈部加长,头、颈长约占坐像1/4较合乎人体比例。袈裟以双领下垂式居多,同时流行交领式、右肩半披式和通肩式。坐佛袈裟下摆多2/3覆座或半覆座,两侧近乎平行或两下角呈圆弧状,满覆座者较少。袈裟均作浮雕阶梯状。此期像从西魏末到隋初约35年时间。
      第四期:实例从耀县隋开皇六年(586)碑至耀县大业二年(606)碑。在形制方面,仅见扁平平顶梯形碑。在小龛方面,流行圆拱尖楣龛,龛楣饰变形莲花或火焰纹。小龛布局均作单龛式。在造像方面,人物组合流行一佛、二弟子(或二菩萨),尚见一佛、二弟子、二菩萨组合。佛像造型均躯体健硕,面形圆浑,颈部加长。袈裟多为双领下垂式,偶见交领式,下摆两下角呈圆弧状,半覆座或略覆座,作浮雕阶梯状。此期像碑时间为隋代。
      第五期:实例从安塞唐显庆五年(660)碑到甘泉后晋天福三年(938)碑。在形制方面,流行扁平圆拱顶碑,如安塞显庆五年碑、临潼景龙二年碑。扁平平顶长方形碑遗存下来,如耀县总章元年碑。在小龛方面,流行无楣圆拱龛。小龛布局作单龛与主附龛式。在造像方面,人物组合一佛、二弟子、二菩萨、二力士居多,如甘泉天福三年碑,同时流行一佛、二弟子(或二菩萨)与一佛、二弟子、二菩萨。佛像躯体盈硕,头、颈长约占坐像1/4。袈裟均作袒胸裹身式,为浮雕阶梯状。有些像座出现座幛。这期像从唐高宗至五代,基本发展时间为高宗武则天时期。
      (二)
      西北地区造像碑在风格上可以分成三个各具特点的小地区,即关中、陕北和宁南陇东。
      关中区以西安为中心,东起潼关,西及宝鸡,北至铜川的平原、谷地,是西北地区造像碑发展的核心区域。流行两种风格造像碑:其一,一般于碑身中上部开一龛,龛外线刻或减地平雕附线刻。这种风格有扁平平顶梯形碑、蟠螭顶碑、扁平圆拱顶碑和方柱状平顶梯形碑,其中扁平平顶梯形碑北魏早期既出现,且为流行的主要形式,其它三者显然受到了它的影响。其二,见于西安左近,碑面大部用以开龛造像,具有明显浮雕效果。这种风格大多为扁平平顶长方形碑,少量为扁平圆拱顶碑和方柱状平顶长方形碑,其中作二层主龛且碑身较宽的扁平长方形碑,与碑身较窄往往不十分规则的扁平长方形碑仅见此区。两种风格碑时常主龛两侧刻二圆轮,内刻金乌、蟾蜍以象征日月。圆拱龛龛楣饰二蟠龙的作法基本见于这一地区,蟠龙之上饰二飞鸟更为独特。中间开一大主龛,周围满布千佛小龛形式也很有区域性。耀县总章元年碑主龛左右设附龛,下部设护法龛,上方刻执花绳飞天作法可能是继承了晋西南地区的同种布局。永平三年罕安定碑、华县延昌元年碑、正光四年陶申仪碑等以大象为装饰图案,这种情形很少见于其它地区。线刻或减地平雕乘骑、骑马供养人和牛车的形式最早出现并流行于这一地区。北魏早期产生的头、颈狭长,高约占坐像1/2的佛像,造型古拙,然波及力极强,西魏时期还能看到它的影响,相应北魏至西魏时期这一地区流行一种身躯极狭长的菩萨像。交领式袈裟最早从这里产生并流行于北魏时期,下摆类软泥条的形式主要见于这里。北魏时期佛袈裟隆线雕和粗泥条式雕刻技法是这一地区的传统,阶梯状浮雕技法应从河洛地区传来。
      陕北区即以富县为中心的高原地区。流行扁平平顶梯形碑、扁平圆拱顶碑和蟠螭顶碑,洛川大统十二年碑主龛之上刻千佛龛,及黄陵大统十四年碑圆拱龛上方减地平雕二飞天的形式源于关中地区,后者二龙腿间减地雕水鸟为目前所仅见。甘泉天福三年碑主龛下刻三层供养、护法龛是耀县总章元年碑小龛布局的发展形式。人物造型变化与关中区基本一致,此区造像碑受到关中地区强烈影响,但雕刻简洁粗犷,碑形、小龛等方面变化远不如关中区丰富,表现了一定地域风格。
      宁南陇东区即甘肃东部和宁夏南部山地地带。流行扁平圆拱顶碑、扁平平顶长方形碑和蟠螭顶碑。前二者有的中间开一列数层主龛,两侧各开一、二列配龛,开一主龛其余碑面浮雕千佛的形式有别于关中区设千佛龛的情况。固原建明二年碑主尊两侧弟子、菩萨呈多层排列的形式颇为独特。蟠螭顶碑高、宽比约1.5—2:1,碑额宽于碑身,且往往额中部刻有寺院名。张家川建德二年碑刻牛车、骑马供养人作法是源于关中区的因素。佛袈裟类软泥条的雕刻形式比较常见。
      三苏南地区与成都地区
      (一)
      苏南地区即以南京为中心的苏南平原,数量占有籍造像碑的0.89%,占全部造像碑的0.69%,均为南朝遗物。经考证,出自苏南地区的造像碑有齐永明十一年陈显达碑、齐永泰元年王敬则碑、淮安梁大同四年陶迁碑和南京陈永定二年大庄严寺碑。作扁平圆拱顶或平顶,多上部开一浅龛,下部减地平雕或线刻。其中南齐二碑人物清癯潇酒,动物骨瘦嶙峋,是典型秀骨清相风格作品。大庄严寺碑人物刻划抽象古朴,主尊无量寿像是该地区流行的传统题材,主尊作螺髻也是这一地区流行的形式。值得注意的是,永泰元年碑力士的帔帛式样非常接近北凉石塔上供养人的帔帛形式,反映了南北方佛教艺术的密切联系。
      (二)
      成都地区即以成都为中心的平原和山地地带,数量占有籍造像碑的1.1%,占全部造像碑的0.9%,均为南朝时期遗物。流行扁平平顶碑、圆拱顶碑以及蟠螭顶碑。在风格与题材面方可以分作四种。其一,成都万佛寺元嘉二年碑、万佛寺佛教故事碑以及四川须达籋故事碑,施用浅浮雕技法以自然山川树木为背景构图,延袭了成都汉画像砖的手法。此三碑均以佛本生、本行故事为主像,反映了早期佛教艺术的特点。其二,茂县齐永明元年碑阳、阴各开一大长方形浅龛,内分别雕弥勒与无量寿像,其余部位只开简单小龛,此碑突出主像的作法接近于背屏式造像。其三,梁天监五年萧渊藻碑,两山峦间刻一莲花化生,前方两侧各一组供养人像,同种布局的陈祯明元年碑可能也出自成都左近。从天监五年碑发愿文可知,此化生是托生西方净土的亡者,当是南朝流行无量寿信仰的反映。其四,新都梁大同六年碑,为千佛题材蟠螭顶碑,它是受到北朝同种造像碑的影响产生的,然碑阳额部的佛足印为诸地区造像碑所仅见。成都区虽地处南朝,然这里尚未发现类同苏南地区典型秀骨清相风格作品。就佛教史方面考察,此地区佛教徒与苏南、关中,以及经河南道与河西地区的往来比较频繁,造像艺术中吸收的各方面因素,有待新的发现和探讨。
      四历史背景与区域成因
      (一)
      造像碑的产生、发展和式微,与佛教尤其中原北方地区佛教传播、发展息息相关。
      十六国时期,佛教得助于统治者的扶植和提倡,呈现出大发展景象。时佛图澄先后在襄国(今邢台)、邺都(今临漳)传道布教,得到石勒、石虎父子的鼎力支持,中原东部地区佛教达到佛教东传以来最隆盛的阶段,记载最早的造像碑也由佛图澄本人创造出来。鸠摩罗什于后秦弘始三年(401)被迎入长安,长安佛教一时成为全国中心。耀县始光元年碑的产生距罗什去世也仅11年。成都地区向北与关中连接,向西经河南道通西域,这里汉末三国时期崖墓已有石刻佛像,万佛寺元嘉二年碑出现亦非偶然。但是,直到北魏中期造像碑艺术发展十分缓慢,究其原因,北魏中期云冈石窟已大规模开凿,而大同为核心的北部边地没有树碑立碣的传统,中原腹地受其影响又非常有限,广大的中原地区还没有出现以刻石雕像为业,具一定规模的匠人队伍。
      太和十八年(494)北魏迁都洛阳,带来中原地区佛教艺术大发展的契机。《洛阳伽蓝记·序》云:“逮皇魏受图,光宅嵩洛,笃信弥繁,法教逾盛。”佛教得以进一步向中原腹地的中下层民众中扩散,尤其“正光以后,天下多虞”(《魏书·释老志》),恰如《金石萃编》卷39《北朝造像诸碑总论》所云:(天下)“荡析离居,迄无宁宇。”在痛苦中挣扎的百姓“相率造像,以冀佛。”北魏灭亡后北中国形成邺都与长安两个政治中心,佛教也发生了相应变化,普及力又有了显著加强。北魏迁洛之后,皇家开窟造像彼伏此起,从洛阳龙门、巩义大力山,到邯郸响堂山、太原天龙山诸石窟开凿,带动了各地中小石窟和单体石造像艺术的发展。社会上形成了以雕像为业的石刻匠人队伍,他们迎合中下层民众高昂的宗教热情,将石刻艺术与中原地区建碑记功的传统结合起来,促使已经萌芽的造像碑艺术获得空前发展。造像碑艺术经过北魏晚期发展,终于在东、西魏和北齐、周时期走向辉煌和全盛。
      然而,寺院经济的无限膨胀,加以佛道论争之激烈,终于导致了北周建德三年迄六年(574—577)武帝灭佛。这场法难从关中地区开始,泱及四川,建德六年周灭齐,迅速波及到中原东部地区。《历代三宝记》卷二云:“毁破前代关山西东数百年来,官私所造一切佛塔,扫地悉尽。融刮圣容,焚烧经典。八州寺庙出四十千,尽赐王公,充为宅第;三方释子减三百万,皆复军民,还归编户。”由造像碑空缺时间区间表(表5)看出,建德三年以降,造像碑由西而东递次出现空缺现象。尔后,宣、静二帝虽复兴佛法,但慑于此前毁佛政令之严酷,三年中仍无一例证。北齐文士渊等造像碑隋补刊铭记:“大隋开皇廿年四月八日,史景义、史囗及、朱僧和合村等,先有石像四区,遭周统囗,除灭政(正)法,毁坏经像,主力所遇,实难免脱,不忍伤害,遂即埋于土壤。大隋信崇三宝,经像重兴,还复出现。庄严彩色,囗皆剥洛(落),无可观睹,迭相劝率,各减家,画此像,今得成就。”反映了当时的情况。周武帝法难实际成为造像碑由盛变衰的转折点。
     
     
     
      《隋书·经籍志》云:“开皇二年,高祖(文帝)普诏天下,任听出家,仍令计口出钱,营造经像……天下之人,从风而靡,竟相景慕,民间佛经多于六经数十百倍。”炀帝基本采取保护佛法的政策,但崇佛的热情已远不如文帝高涨,况且曾试图沙汰僧尼。隋代长安成为全国佛教中心,大业时营建东都,洛阳成为次中心。《法苑珠林》卷一百评隋兴佛功德云:“隋代二君四十七年,寺有三千九百八十五所,度僧尼二十三万六千二百人,译经八十二部。”由造像碑时间延续与地域分布统计表以及空缺时间表发现,文帝时造像碑雕刻出现复兴势头,至炀帝大业初时却只有少量例证,范围也局限在陕西、河南的文化中心区域,况且大业五年后已无一例证。
      唐高祖、太宗时期,坚持治国平天下的儒家思想,采取抑制宗教发展的政策。李唐皇室又声称系出老子,提高道教地位以钳制佛教势力的增长。从表格看出,武德年间无一例证,属于贞观时期造像碑也只有5区,反映出国家政策对中下层民众有效的制约作用。高宗以后情况有所改观,放松了限制佛教发展的政策,高宗自己也有一定的崇佛热情。光宅元年(684)武则天亲政,将佛教作为施政手段,倡导佛教发展。天授元年(694)明令:“释教宜在道教之上,僧尼处道士之前”(《唐会要》卷四十九)。高宗以后造像碑数量有所回升,武则天时期进一步增加,形成隋文帝之后的又一高潮,并持续到玄宗开元时期。天宝年间造像碑发展进入尾声,晚唐以后趋于式微。造像碑的衰亡是佛教发展使然,也是这种造型艺术渐失去质的凭托,社会历史条件变化的结果。
      (二)
      地理环境、文化传统和政治局势,是影响造像碑区域风格形成的三个主要因素。地理环境是首要因素,中原北方地区与南方自古以来即是两个相对的地域部分,北方的西北与中原东部,南方的东南与四川又各形成两个比较封闭的小地域部分,造像碑艺术的发展是在这四个相对独立的地域部分展开的。造像碑的材料源于山地,分布也没有远离山地。经济和文化相对比较发达的近山平原、河谷与山间盆地是造像碑的集中地区,这些地域由此形成了造像碑的各个小自然区。
      文化传统差异是造像碑区域形成的重要因素。在交通和信息传递不发达时代,山阻水隔形成了各个相对独立的自然区域,每个区域各自保持着具有独特因素的文化传统,不同的文化传统直接导致了造像碑区域风格形成。东南地区南朝时期文人士大夫求玄媚道,讲究飘逸萧洒的气质风度,于是出现了永泰元年王敬则碑和永明十一年陈显达碑典型秀骨清相风格作品。四川汉画像砖以山峦树木为背景构图的作法,也被成都元嘉二年碑等继承下来。西北地区是少数民族部族集中的区域,他们与汉人杂居,农牧业经济交融在一起,北魏以来造像碑流行牛车、乘骑(或骑马供养人)雕刻。小自然区如青州地方,以青龙作装饰及特定的内容与布局别具一格。
      政治局势变化影响到造像碑区域风格的扩展或收缩。诸如《北史·齐本纪》载:“天平四年,神武西讨,自蒲津济,众二十万。西人鼓噪而进,军大乱,弃甲十有八万。”尔后晋西南的南部先后为西魏、北周控制,关中地区造像碑因素强烈地影响到这一地方。又,西魏、北周势力不断向河洛地区渗透,抑或短时间占领,从而这里也出现了具关中因素的造像碑。
      (限于篇幅,文中引用资料请见待出版的《佛教造像碑》一书。)十六国北朝时期麦积山石窟三佛考析
    作者:李静杰   来源:佛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