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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国天台山佛像艺术概说

     

     
      内容提要  天台山佛像艺术具有“历史悠久、工艺精湛、个性鲜明、影响深远”四个特点。本文系统地梳理了这四个特点,认为其佛像历史可以上溯到东吴时代,其工艺以石雕和木雕而闻名中外,体现在观音文化和罗汉文化的个性,影响流传海外,至今不缕。
      关键词天台山佛像艺术个性影响
      作者周琦,1957年生,浙江临海广播电视局工作人员,天台文化研究会副会长、秘书长。
     
     
      源于印度,发展于中国,流潘于海外。绵亘于金华、绍兴、台州、宁波四市,入海余脉则构成舟山群岛的中国东南历史文化名山——浙东天台山,是中日韩三国佛教天台宗的发祥地,素有“仙源佛窟”之美誉。她对中外佛像艺术曾作出重大贡献,现在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天台山佛像艺术具有“历史悠久、工艺精湛、个性鲜明、影响深远”四大特点。
      一、历史悠久
      天台山佛教的传入始于东汉末年。在今仙居境域建立的石头禅院,是迄今文献记载中所见到的最早的寺院地,建于献帝兴平元年(194),为江南梵刹之始。据清《(康熙)仙居县志》载:“大兴教院(在)县东十里,石牛之北,东汉兴平元年建,初名石头禅院,宋开宝(968-976)间改今额。襟山带溪,清幽岑寂,旁有石壁高十余丈,镌大‘佛’字,放生池在其前,国朝康熙间僧性磊、性彻挂锡于此。”这所寺院一直延存至20世纪60年代。近年在文物普查中,台州地区考古人员于该寺遗址发现红陶花卉图案圆形瓦当,泥质灰陶绳纹、印纹等陶器碎片,晋代“四出”圆钱纹墓砖等,证明东汉时确曾建过寺院。
      东汉末佛教的传入,很可能与当时小乘学者、佛经汉译创始人安世高入会稽有关。梁释慧皎《高僧传》卷一〈安清传〉载:安世高,名清,安息国王子。汉建和初年弘传小乘禅学,并翻译佛经。因“灵帝之末,关洛扰乱,乃振锡江南”,游历了江南之豫章、浔阳、会稽等地。时有南阳韩林、颖川大业、会稽陈慧三家传其禅学。当时石头禅院为章安县地,同属会稽郡。故安世高之禅学传入亦在情理之中。若果如此说,那安世高不仅是天台山佛教最早的传播者,而且还是江东佛教最早的传播者。
      孙吴时期,赤乌十年(247)康僧会到达吴国,是江东佛教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康僧会“营立茅茨,设像行道”,创建初寺。又从会稽陈慧受安世高的“安般禅”,并助其注解安世高所译之《安般守意经》。其《安般守意经序》云:“此经世高所出,久之沈翳。会有南阳韩林,颖川大业(《全三国文》作皮业),会稽陈慧,此三贤者,信道笃密。会其请受,乃陈慧注义,余助斟酌。”①孙吴政权的支持,使“大法遂行于江左。”②在佛风东渐的形势下,赤乌年间,天台山已建有广化院、演教院、广孝院、兴福寺(以上在今黄岩区境域)、兴教院、资福院、正德院(以上在今天台县境域)、正德院(在今嵊州境域)8所。其中,演教院、兴教院、资福院、正德院(在今嵊州境域)均建于赤乌二年(239),早于康僧会的建初寺。由于年代久远,这些寺院与创建者均已湮没无闻③。唯临海博物馆藏品“建衡三年(271)佛像砖”两张拓片和西晋青瓷“魂瓶”盖上的佛像可以佐证这一段历史。
      。“建衡三年佛像砖”的佛像风格属秣菟罗系统;1990年,临海博物馆征集到一只西晋初年的青瓷魂瓶(又称谷仓)盖,出土于该市涌泉区红光镇下百岩村。魂瓶盖残高18厘米,釉色淡青,色泽均匀。用堆塑手法塑成上中下三层,瓶盖下层人物堆塑中,有一佛像,后有头光,手作“法界定印”,结跏趺而坐于莲台之上,风格近似犍陀罗系统。在建筑和工艺品上出现佛教造像,一方面反映了佛教已深深地融入台州社会民俗之中,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台州佛像艺术的源远流长。
      二、工艺精湛
      1800多年来,天台山佛像艺术以石雕、木雕工艺精湛而名扬中外,堪称“中华一绝”。
      石窟造像以天台新昌大佛寺的弥勒为代表。该寺内有一尊雕于南朝梁天监(502-519)年间的弥勒大佛,系集僧护、僧佑等僧人17年之功,并受到始丰(天台)县令陆咸和梁建安王的资助而成,是浙江现存最大最古的石刻造像。原为立像,依山而凿,后改坐像。现存石像为方脸长耳、螺发内髻,上额宽广,眉眼细长,方颐薄唇,身躯丰满;穿袈裟而袒胸,双手掌心向上交叠于胸前作“禅定印”,双足盘曲作跏趺坐式,安坐于高195米的莲台上,造型庄严,体态匀称,衣纹流畅,风格写实。身后的背光,分头光与身光上下两重。大佛高1335米,两膝宽1060米,仅耳部即达27米,称其大佛,名实相符。当时著名的文学理论评论家刘勰,为此撰写了《梁建安王造剡城石城寺石像碑》。
      线刻造像以天台山国清寺的七尊隋代线刻造像为代表。1935年,国清寺僧雇工修理隋塔,于塔内发现了刻铭“导师、弥勒、药王、文殊、普贤、观世音、大势至”七尊隋代线刻造像,皆为石质,每尊高130厘米、胸宽43厘米,造形优美,形象逼真,栩栩如生。线刻纤细有致,刀法流畅奔放,脸部丰满圆润、头莉莲花冠,顶有光环,冠上宝缯下垂至肩,颈饰串珠,胸挂缨珞,帔帛由两则下垂交于两腿间,帔帛交叉处一菊花结服饰,均跣足立于莲台之上,体现了隋唐画风转变期的特点,系我国佛像艺术的珍品,现镶嵌于该寺三圣殿两厢房内。1956年,著名文史学家、文化部副部长郑振铎至天台山考察,断定为隋代之物,并将佛像拓片带回北京。
      脱胎干漆造像以日本唐招提寺开山堂内鉴真彩色坐像为代表。鉴真系佛教天台宗第五祖章安灌顶的再传弟子,唐代东渡日本后,其弟子、台州开元寺僧思托为鉴真制作了一尊坐像,像高081米,形体大小与真人相仿。面颊含笑,双唇紧闭,表现了鉴真坚忍不拔、夭志不渝的坚强性格。思托采用传统的干漆夹工艺雕刻而成。干漆夹工艺,分“脱胎干漆”和“木心干漆”两种。前者系在泥塑上敷以麻布,再涂漆反复多次,待干燥后,去泥而空其外壳,后者系在木型上涂漆而成。这种干漆像分量轻,造型厚实稳重,被誉为“唐招提派”。思托制作的鉴真干漆夹坐像,造型优美,线条柔和,夹艺术炉火纯青,为日本美术史上最早的肖像雕塑。今已定为日本国宝,受到特别的珍视和保护。现天台山中华佛教城所制作的佛像,畅通销于东南亚及欧美等国,其工艺仍为传统的干漆夹艺术。
      木心干漆佛像以日本嵯峨清凉寺旃檀佛像为代表。京都嵯峨清凉寺高大周然(938-1016),于983年入宋,八月到浙江台州,住开元寺。九月,去天台山国清寺,再参拜新昌大佛,后北上北宋京城汴梁,受宋太宗召见,赐紫衣,授“法济大师”称号。于984年再回到天台,邀请当地工匠张延皎、张延袭兄弟刻成优填王释迦瑞像。986年,他带着佛像回到日本,这尊佛像一直供奉在清凉寺,成为日本的国宝。
      这尊梅檀佛像高约160厘米,用中国的魏氏樱桃木雕成,雕像身着通肩袈裟,衣纹呈茶勺线状,头发涡状卷折,这是典型的印度式样。佛像的右手曲壁伸五指,施无畏印相,左手微曲下垂,结与愿印,舟形的背光透雕莲花、唐草和十一尊化身佛。佛像座刻有“唐国台州开元寺僧保宁”字样。1954年,在这尊佛像腹内发现文书、经典、版画、工艺品26类200余件文物,中有天台山僧尼喜舍的“绢制五脏”,宋代画院画家高文进原刻版画,大周然弟子鉴端所撰的《瑞像造立记》等,是研究宋代天台山佛像艺术重要的实物史料④。这尊佛像由于具有印度佛像的特征,带到日本以后被称为“清凉寺式”。至今日本的唐招提寺、西大寺、极乐寺、延命寺等都还保存这种式样,成为日本佛像艺术中的一支有代表性的流派。
      三、个性鲜明
      陈隋之际,智者大师在天台山创立了中国佛教史上最早的宗派——天台宗,标志着佛教中国化的形成。佛教的中国化也促进佛像艺术的中国化,体现在“观音文化、罗汉文化”的普及和天台山佛教人物进入了佛像的艺术殿堂。
      观音文化源于佛教天台宗的宗经——《妙法莲花经·普门品》,随着天台宗在海内外的广泛传播,“慈航普渡”的观音成为中国妇幼皆知的菩萨形象。东晋时天台山北麓嵊县(今改嵊州)戴逵父子就制作过观音佛像。天台山国清寺内七尊隋代线刻造像中的观音形象已为女性。晚唐日本佛教天台宗高僧慧萼从五台山请回观音佛像,乘舟至普陀山为风浪所阻,遂建“不肯去观音院”,成为普陀山观音道场的开山。今普陀山已成中国四大佛教名山之一。
      罗汉文化罗汉应真故事在最早见诸中国佛教史籍的是梁释慧皎的《高僧传·昙猷传》(卷12),该传记载了佛教罗汉应真于天台山石梁桥的灵异故事,此为罗汉信仰的滥觞。其后随着佛教天台宗的创立与传播和历代帝王的崇尚,天台山石梁方广寺成为佛教五百罗汉的应真之地。吴越王钱亻叔下旨在石梁方广寺首造五百罗汉铜像,并设立斋地,天台山高僧德韶弟子延寿曾作诗六首纪其事,诗为《全唐诗》所收录。雍熙二年(985),宋太宗敕造天台山万年寺五百罗汉像。明天启元年(1621),九门提督徐贵等资造梁五百罗汉铜亭,高13米,宽1米,以“风磨铜”(合金)制作,工艺精美,历“文革”劫难,今存石梁中方广寺。今天台山国清寺五百罗汉堂、大雄宝殿内的十八罗汉(系元代文物,质地为楠木),石梁下方寺的小型金身的五百罗汉(近百尊,系明代文物,质地为檀香木),形态各异栩栩如生。天台山的“罗汉文化”,不仅有罗汉雕塑、罗汉地名、罗汉植物、罗汉诗文,而且还有罗汉信仰、罗汉风俗;南宋时,日本佛教曹洞宗创始人道源更是将天台山罗汉风俗中的“罗汉供茶习俗”传到了日本永年寺,至今犹存。
      高僧佛化高僧佛化实质上是佛像艺术的中国化,天台山高僧佛像化的主要代一表为唐代的寒山、拾得、丰干,五代的契此和南宋的济公。唐代高僧寒山、拾得、丰干,前者隐居天台寒岩,被胡适誉为“中国最早的白话诗人”;后两位系天台山国清寺僧。《宋高僧传》首先将三人分别作为“文殊、普贤、弥勒”的化身,寒山、拾得、丰干由此登入佛像艺术殿堂。此后历代佛教史籍均承此说,今天台山国清寺内还有“三贤堂”,苏州寒山寺有“寒拾殿”,均奉“三大士像”。寒山拾得因受人喜爱,成为“和合二仙”,进入“寻常百姓家”。
      五代时的契此,天台山东麓奉化人,即佛像艺术中与观音佛像齐名的“布袋和尚”。时人形容:“大肚能容,容天下难容之事;笑口常开,笑天下可笑之事”;系汉化弥勒音容笑貌之真实造型。从天台山北麓新昌大佛寺“法相庄严”的弥勒佛,到南麓园清寺“唯曰随缘”的丰干弥勒,再到东麓奉化“笑口常开”的契此弥勒,形象地反映了弥勒佛像中国化的历程。
      南宋时“鞋儿破,帽儿破”的天台罗汉济公李修缘,与奉化契此弥勒一样,同属“寓庄于谐”的喜剧式的佛像造型。他在“十八罗汉”中是第十七罗汉——“降龙罗汉”,在“五百罗汉”中,不是“单身罗汉”(如天台赤城山济公院),“过道罗汉”(如苏州戒幢寺),就是“梁上罗汉”(如北京碧云寺),是最受信众青睐的“活佛”。随着小说《济公全传》和电视剧《济公》的传播,这位“寓庄于谐”的鞋、帽、衣、扇“四破”的喜剧式佛像,不仅遍及大江南北,而且远渡大洋彼岸。高僧佛化,缩小了人佛间的时空,拉近了人佛间的距离;频添了佛像艺术的“烟火味”,促进了佛像艺术的“个性化”。
      四、影响深远
      天台山的佛像艺术可分为“古代佛像艺术传播期”和“现代佛像艺术传播期”两大阶段。
      古代佛像艺术弘传期主要在唐宋两朝。唐代鉴真与弟子思托等东渡日本,揭开了天台山佛像艺术文化输出的序幕。思托等采用干漆夹工艺制作的“鉴真彩色坐像”、“丈六卢舍那坐佛”是日本美术史上最早的雕塑,今定为日本国宝,被誉为“唐招提派”。唐贞元二十年(804)日本高僧最澄赴天台山求法,翌年归国时,在带回天台宗典籍的同时,也携回不少佛像,后在比睿山创立了日本佛教天台宗。此后其门裔圆仁、圆珍、圆行、宗睿等分别入华至天台山等寺求法,他们均仿效祖师最澄,携归不少佛经和佛像。圆珍还在日本比睿山圆城寺中创设“唐院”,专门收集中国佛像;圆仁在入唐求法中,带有随行画师、专门临摹佛像。天台宗传入日本后,在促使日本佛教由“城市佛教”向“山岳佛教”转变的同时,使天台山佛像艺术在日本开花结果。
      宋代是天台山佛教天台宗和禅宗“并峙”的时代。日本天台宗高僧大周然、成寻、寂昭,日本禅宗高僧重源、荣西、道元、圆个辨圆、心地觉心、无关普门、彻通义介、寒山义尹等,承唐代遗韵,至天台山求法巡礼,络绎不绝。大周然在台州模刻的檀佛像,被誉为“清凉寺式”;重源、俊大周等带回的罗汉像画等,促进了“唐绘”向“大和绘”的转变,对日本写实绘画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⑤。
      现代佛像艺术弘传期底蕴深厚的天台山佛像艺术文化,为现代佛像艺术弘传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天台山现代佛像艺术弘传者以汤春甫的天台山中华佛教城为代表。
      天台山中华佛教城前身为天台山美术馆,其创建者汤春甫生于天台山,那里佛像庄严,殿宇雄伟。他从小耳濡目染,便与佛教文化结下了不解之缘。
      1976年,汤春甫将多年积蓄买成樟木,聘请艺术雕成佛像,作品在国外引起重视。嗣后,为研究佛像制作艺术,汤春甫足迹遍及大同云岗、敦煌莫高、洛阳龙门、四川大足、天水麦积山等全国各大著名石窟。1984年9月,他创建了天台山美术馆,18年来,由天台山美术馆到天台山中华佛教城制作出大小佛像18000余尊,流通于世界五大洲的许多国家和地区。天台山中华佛教城制作的佛像,采用千年优质香樟,经烘干、雕刻、保香、水磨、贴金、罩漆等四十八道工序而成,具有不蛀不霉、不变形、不开袭的优点,造型艺术,集众家之长,头部造型具有大同云岗石窟雍容丰满、庄重慈祥的特色,身材造型具有敦煌莫高窟线条柔和、流畅的浪漫色彩,底座造型则体现了天台山古朴雄浑、厚实稳固的厚实风格。又向国际专利局申报了八种佛像制作专利。这是我国建国以来佛教造佛史上的第一次。
      天台山中华佛教城制作两尊佛像艺术精品“千手观音”,更是“中华一绝”。一尊高达268米,用材千余立方,历时三年精工细刻而成,创造了中国木雕大佛的最高纪录。今已横渡台湾海峡,成为台湾佛像艺术的珍品。另一尊高达34米,造型优美,线条流畅;1999年周游列国后,已由北京故宫博物院所珍藏。中央电视台等媒体在黄金时段和主要版面竞相作了报道。
     
     
      注释:
      ①梁释慧皎:《高僧传·安清传》。
      ②梁释慧皎:《高僧传·康僧会传》。
      ③宋陈耆卿:《嘉定赤城志》卷28《寺观》。
      ④载《佛教考古学讲座》,上原昭一:《胎内纳入品》,日本雄山阁出版。详见金申《日僧大周然在台州模刻檀佛像》论文。
      ⑤周琦:《天台山与日本文化交流》,载《东南文化》1990年第六期。
    作者:周 琦   来源:佛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