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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洛阳龙门石窟与长安佛教的关系

     

     
     
      内容提要:在龙门石窟的初唐艺术中,我们又往往能看到一些与长安造像的相似之处,因此,长安与洛阳之间必然存在着影响与被影响的关系。从唐风佛教艺术发源于太宗时期的长安,和洛阳在高宗、武则天时期地位始与长安并重的历史情况看,洛阳龙门的初唐佛教造像无疑应该是渊源于西京长安地区了[1]。这方面虽有学者提及,但由于长安一带的初唐造像发表较少,特别是象彬县大佛寺石窟保存着众多长安风格初唐造像的石窟群从没有系统的资料见诸报导,所以,笔者还没有见到有关比较长安和龙门两地造像艺术异同之处究竟何在的研究成果问世。龙门的初唐石窟造像密如蜂窝般地分布在伊阙山崖之间,彬县大佛寺的造像虽多,既使加上长安一带其他地区的零散石窟造像,无论在洞窟的形制或造像的内容、数量方面都不足于与龙门进行系统地比较。但如果我们站在长安初唐艺术的角度,用长安现有的作品种类与风格去到龙门石窟中寻找异同之处,还是能够看到许多相互间的关系的。
      作者常青,1962年生,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工作人员。常青 与长安佛教的关系 洛阳龙门石窟
     
      提起中国唐代的石窟寺艺术,国内外的学者们便会自然地想到敦煌与龙门。相对于关中地区零散的唐代石窟造像来讲,敦煌与龙门的艺术不仅在数量上占有绝对优势,而且也全面、系统化。敦煌地处甘肃省最西端,是丝绸之路通往西域的咽喉要地,唐帝国的西疆重镇。这种偏僻的地理位置,就决定了它的艺术内涵必然是大量汲取着中原文化的养份,比较忠实地再现唐朝政治与文化、宗教中心的范本模式?[2]。龙门的地位就比敦煌显要多了,它位于今洛阳市南13公里的伊水两岸,而洛阳地区早在494年至534年就曾经是北魏晚期的政治、文化、佛教中心,并且造就了龙门石窟中占总数三分之一的石窟雕刻品。在东魏、西魏与北齐、北周的战乱纷争之际,洛阳一带的佛教文化迅速衰落了,隋炀帝虽然曾一度将洛阳建成了东都,但龙门石窟的造像事业仍是处在低潮阶段而没有起色。唐高祖武德四年(621),秦王李世民平定了割据洛阳的军阀王世充,放火焚毁了隋朝东都洛阳的乾阳殿、则天门及阙,并废掉了诸道场,“城中僧尼留有名德者各三十人,余皆返初”[3]。无疑又再次压制了洛阳佛教的发展。
      贞观六年(632),李世民将洛阳作为自己的行宫,号称为“洛阳宫”,可视为洛阳佛教事业再兴的前兆。在唐高宗与武则天执政时期(650至704年),洛阳佛教才真正进入了极盛期。显庆二年(657),唐高宗李治首次来到洛阳,同年十月,就诏令改“洛阳宫为东都,洛州官吏员品并如雍州”[4]。从此以后,李治在位期间,他曾经九次来往于西京长安与东都洛阳之间,共寓居洛阳达11年零3个月。显庆四年,李治还诏迎法门寺的护国真身释迦佛指舍利至洛阳大内供养,皇后武则天还特意为舍利制造了金棺银椁。684年,武则天执政后,立即改东都洛阳为“神都”。688年,她又在神都立了唐高祖、太宗、高宗三庙,四时享祀,一如西京长安太庙之仪。690年,武则天改国号为“周”,又在洛阳立武氏七庙。实际上在武则天执政期间,洛阳已经成为全国的政治与佛教中心了。
      武则天对洛阳有特殊地偏爱,她总共寓居洛阳达49年之久。在此期间,朝野上下又特别重视佛法,当时的佛教大师如义净、神秀、实叉难陀、菩提流志等人都曾经受到了武则天的优礼,他们传法译经的主要地区也在洛阳[5]。高宗麟德元年(664),沙门静泰就在洛阳撰写成了《大唐东京大敬爱寺一切经论目录》五卷,对后世的佛经编目工作产生过重要影响。洛阳佛授记寺还是当时的一个译经中心,华严宗的法藏、印度僧人慧智,以及义净等高僧大德们均活动于该寺,奉敕编撰《大周刊定众经目录》15卷的明就是佛授记寺的僧人。再加上武则天对佛法极端地推崇,终于使洛阳的佛教成为全国之冠。武则天授命怀义上演的伪造《大云经疏》之剧,以及制作超巨型的佛像,都是在洛阳完成的。一时间,地处伊水两岸的龙门石窟就成了唐王朝皇室的开窟造像中心区域,上自皇帝、皇后、太子、亲王、公主,下至朝廷显贵、黎民百姓,纷纷来到这个风景秀丽的河畔山崖间,出资镌刻佛像,以寄托自己和亲人们的各种祈盼。
      龙门石窟的大小窟龛共编了2345号[6],大大小小的佛教人物雕像共有十万多尊,还有2800多块的古代碑刻题记作品,是研究这些造像艺术的第一手史料。在这处人类珍贵的艺术宝库之中,完成于唐高宗与武则天时期的作品约占了三分之二,可见就初唐的佛教造像艺术而言,这里的数目是相当惊人的。笔者观察龙门的初唐造像艺术,发现如果与彬县大佛寺石窟以及长安地区的某些造像比较,典型的唐风造像艺术在洛阳真正形成,显然要比长安晚了一个节拍,特别是和象日本藤井有邻馆藏的唐贞观十三年(639)马周造像、彬县大佛寺唐贞观二年(628)完工的大佛洞侧壁胁侍立菩萨那样的早期成熟作品相比较。
      首先,保存在龙门石窟中数量可观的造像发愿文题记,不仅能帮助我们发现初唐长安的造像艺术影响洛阳的重要线索,还可以作为在洛阳龙门把握长安造像艺术因素的历史依据。
      龙门破洞正壁有一所倚坐的弥勒佛像龛,是唐太宗贞观十一年(637)十月五日道国王母刘囗妃为其子道王元庆所造。道王李元庆是唐太宗李世民的异母弟,其母为唐高祖李渊的刘婕妤。李元庆于贞观十年被授为豫州刺史,造像刻于他从长安前来任职的第二年。
      据刊刻于宾阳中、南洞之间的由中书舍人岑文本撰文、起居郎褚遂良书丹的贞观十五年(641)《伊阙佛龛之碑》记载:贞观十年六月文德皇后长孙氏崩,唐太宗的第四子魏王李泰率领了一班皇族与当朝显贵们来到洛阳,为了给长孙皇后作功德,特意选择了北魏皇室未竟的宾阳三洞,进行了重装与补凿,并且磨光了北魏的原碑,刻上了自己的发愿记。现存于宾阳南洞正壁的一铺大像与南壁如众星捧月般的一批小佛龛,都是当时的功德遗迹[7]。在南壁的小龛之中,有二龛是唐太宗第二十一女豫章公主分别于贞观十五年三月十日、六月二日雕刻完成的。这应是唐代第一次较大规模地将长安造像艺术带往洛阳的活动。
      惠简洞是一所中型的洞窟,窟内造像为倚坐佛并二弟子二菩萨二天王二力士。南壁有一方造像记写道:“大唐咸亨四年(673)十一月七/日西京法海寺僧惠简/奉为皇帝皇后太子周/王敬造弥勒像一龛二菩/萨神王等并德成就伏愿/皇帝圣花无穷殿下诸王福延万代。”可知,这所洞窟是直接由西京长安来的佛教大师主持开凿的。
      奉先寺大卢舍那像龛,是龙门唐代皇家最为宏伟的石窟寺工程,据主尊卢舍那佛座北侧的《河洛上都龙门山之阳大卢舍那像龛记》,为“大唐高宗天皇大帝之所建也,……咸亨三年壬申之岁四月一日,皇后武氏助脂粉钱二万贯。奉敕捡校僧西京实际寺善道禅师,法海寺主惠法师,大使司农寺卿韦机,副使东面监上柱国樊元则,支料匠李君瓒、成仁威、姚师积等。至上元二年(675)乙亥十二月卅日毕功。”这里的西京法海寺主惠,与主持开凿惠简洞的是同一人。捡校僧善道禅师来自西京长安的实际寺,韦机等人也是主要任职于长安的(《旧唐书》卷一百三十五《韦机传》)。因此可以确定,这所无与伦比的将近十年工期的大像龛工程[8],实际上是由长安来的朝廷高级设计人员共同策划而成的,它应该是长安的佛教艺术样式最大规模地在龙门山的再现,当然也决不会是完全照搬某个现成的样品。
      此外,在龙门石窟的碑刻题记中,有许多皇室贵戚和中央政府的官吏从长安来到洛阳开窟造像,如宾阳南洞东壁南侧的贞观廿一年(647)十一月十五日登仕郎、梁国公府长史杨宣政并妻造的阿弥陀佛像;永徽四年(653)四月八日吏部主事许思言在老龙洞造像一铺;纪国太妃韦氏开凿的敬善寺洞;薛国公阿史那忠在敬善寺区的造像;显庆二年(657)七月卅日吏部尚书唐临在敬善寺区为皇帝、皇后、殿下等造的阿弥陀佛像;龙朔元年(661)四月二十日承议郎行皇子侍医吴吉甫在老龙洞敬造石像一躯;龙朔元年奉议郎行内侍省宫闱局令骁骑师多宝在敬善寺区造像;麟德二年(665)王玄策在宾阳南洞造的弥勒像一铺;咸亨四年(673)四月八日将作监丞牛懿德在宾阳南洞造地藏菩萨一躯;五月薛仁贵为皇帝、皇后敬造阿弥陀像并二菩萨;开元三年(715)八月十日秘书少监韦利器为亡母在老龙洞门上方造的大弥陀等身像一铺;玄宗开元年间内侍省高力士等160人为李隆基在奉先寺敬造西方无量寿佛一铺四十八事,等等[9]。
      从龙门题记所载的地名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许多来自关中一带的造像功德主人。如贞观十八年(644)十月廿五日洛阳留守右领军柱国京兆公阎武盖为亡母在宾阳南洞敬造阿弥陀像一区并二菩萨;永徽五年(654)五月二十日通直郎行雍州(治所在今陕西西安市)司仓参军辛崇敏在老龙洞造像一龛;显庆二年(657)十月廿六日华州蒲城县(今陕西蒲城县)相原府校尉柱国吕士安在药方洞敬造救苦观音菩萨一躯;显庆四年八月一日雍州县(今陕西户县)人朝散郎前行赵州象城县丞轻车都尉刘弘义在破洞造像一铺;十一月十七日雍州泾阳县(今陕西泾阳县)翊卫慕容文懿在老龙洞造弥陀像一龛;乾封二年(667)五月十五日雍州万年县(今陕西西安市)人公孙宜在破洞造阿弥陀像一龛;乾封三年二月雍州栎阳县(今陕西临潼县东北栎阳镇)东面监孟乾绪在宾阳南洞敬造弥陀像一铺;文明元年(684)四月八日雍州明唐县(今陕西西安市城南)人赵奴子在惠简洞开凿佛龛;垂拱元年(685)十月廿日唐故岐州(今陕西凤翔县)刺史陇西李府君孤子坚在破洞附近敬造石像一龛;垂拱二年七月十五日雍州醴泉县(今陕西礼泉县)人王君意为天皇天后及父母在老龙洞造阿弥陀像一龛;垂拱三年二月十六日雍州三原县(今陕西三原县东北)古鼎乡高池里薛福等在清明寺造一佛二菩萨像,同时同地还有三原县古鼎乡的戴婆等造的一佛二菩萨像;垂拱三年二月十六日雍州迳阳县众善乡苏伏宝在清明寺造一佛二菩萨像;垂拱三年三月雍州迳阳县申思思在清明寺附近造三佛像;垂拱三年七月十三日雍州醴泉县王君意在老龙洞造阿弥陀像一龛;垂拱四年万年县张元福在万佛洞附近造像;载初元年(689)五月二日雍州万年县张元福敬造阿弥陀像并二菩萨;天授二年(691)二月三十日雍州万年县张元福在清明寺造像一龛;延载元年(694)六月一日雍州蓝田县(今陕西蓝田县)马某在惠简洞附近造一佛二菩萨像;证圣元年(695)三月三日雍州长史豆卢志静在双窑附近造阿弥陀佛并二菩萨像;乾符元年(874)正月廿五日雍州长安县人在敬善寺附近造阿弥陀佛像一龛,等等[10]。
      有这么多的皇亲国戚、政府官吏、乃至普通百姓从西京长安来到洛阳龙门开窟造像,大修功德,我们可以想象与此同时,也必然会有许多长安一带的能工巧匠、佛门大德将长安城的造像模式带往洛阳,大体再现于龙门的佛窟之中。下面我们看看龙门究竟有哪些实物能够表现出长安一带的造像样式。
      龙门石窟的窟形大致有马蹄形的平面、穹窿形(或平)顶、在正壁前(有的设坛)雕一铺主像;马蹄形、穹窿顶的窟室,环正、左、右三壁凿出倒凹字形坛床,在坛床上布置一铺列像;以及方形或长方形的平顶窟室、在正左右三壁前设一铺造像等几种。它们分别流行在高宗、武则天、中宗至玄宗时期[11]。这些窟形在陕西的甘泉县与洛川县唐代石窟中都是存在着的,与长安地区差异较大的,是没有中心柱窟。彬县大佛寺第2、3、5号窟[12]虽有倒凹字形的坛床,但坛上的雕像是分为三组来布置的,以表现三世佛的题材内容,属于北朝以来的遗风,与龙门龙华寺、八作司洞等窟三壁前各有一尊主佛像的作法有相近之处,而与奉先寺、极南洞、二莲花南北洞的坛上列像呈一组的形式有所不同。彬县大佛寺的大佛洞在造像的布置上虽与龙门高宗期的无坛唐窟(如宾阳北洞、敬善寺洞)有相近之处,但窟顶的横向人字披及大佛身后开环形甬道的作法也不见于龙门。龙门东山的擂鼓台中洞与南洞的地面中部凿有方形的矮台,与彬县大佛寺第4、7号窟有相似之处,但后者又没有象前者那样在窟室壁面开雕众多的造像。所以,如果从这些比较大的方面来看,长安与洛阳两地是既有共同性,也有彼此间的差异性。陕北地区现有的初唐窟形与龙门的共性较多,而洛阳地区如果要引进长安一带的佛教艺术样式,它们更多的取材方向应该是在长安城中的各大寺院,石窟洞内的布置也基本是反映寺院殿堂内景的一个侧面而已。陕北的几处初唐洞窟形制,虽比现存的龙门同类型洞窟的时间为晚,但似乎也能够说明长安一带洞窟样式(或者是殿堂内的造像排列形式)的向北扩散与东都洛阳对于这些样式布局的引进。如果我们再缩小一下视线,就会看到两地之间更多的相似与相同之处了。
      首先,彬县大佛寺以及长安一带的造像内容与组合,基本都在龙门唐窟中出现了,除了象大佛洞第39龛那样以胡跪姿势的供养菩萨为二胁侍,以及洛川县寺家河石窟造像中的八大菩萨、辟支佛等之外[13],大佛洞第71龛的四倚坐佛内容,在龙门破洞中则有二倚坐佛像、三倚坐佛像,在万佛洞的窟门侧壁还有高宗永隆元年(680)处贞造的五百躯倚坐弥勒佛像;类似于彬县大佛寺第7号窟在门外雕造二力士与二狮子的作法,则可见于龙门永隆元年十一月三十日完工的万佛洞,武周时期开凿的龙华寺洞等,还有许多小洞窟也有这种布置。从万佛洞与龙华寺洞门外的蹲狮姿势来看,和彬县大佛寺第7号窟门外东侧的蹲狮很相似。龙门唐窟更多的则是门外二力士各守一侧的作法;类似于西安慈恩寺的《大唐三藏圣教序碑》与《同序记碑》底座上的伎乐人物[14],在龙门万佛洞、奉南洞、八作司洞、龙华寺洞、极南洞、二莲花洞等处都可以见到,它们多出现在倒凹字形坛床的表面,一般是二位舞伎配以众多的乐伎;西安宝庆寺造像在主佛头顶装饰树冠的作法[15],虽没有在龙门石窟中得以流行,却也能在少数小龛中见到,如奉先寺右弟子与菩萨像之间的二小龛。
      其次,长安地区所出现的初唐佛教造像题材,在龙门石窟中也几乎都有表现,但在比例方面略有不同。以彬县大佛寺为例,从石窟中的题记来看,释迦的题材占有较大的比重,而在龙门则是以西方极乐世界的教主阿弥陀佛占据着绝对的优势。彬县大佛寺千佛洞造等身佛、菩萨像的思想,在龙门石窟中也有表现:如高宗永徽元年(650)五月五日樊庆在老龙洞造的等身救苦观世音像;长安四年(704)四月八日中大夫洛州长史薛季昶在老龙洞造的等身观世音菩萨像;开元三年(715)秘书少监韦利器等在老龙洞附近造的大弥陀等身像一铺。还有许多与真人基本等高的佛或菩萨立像,虽没有题记保存下来,但也应该属于等身像的内容,如分布在奉先寺大像之间的为数众多的立佛像,大约是唐玄宗开元年间的作品;东山万佛沟中户部侍郎卢徵于唐德宗贞元七年(791)造的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立像等。
      再者,从造像的个体而言,长安与洛阳两地相互穿插的共同性就更多了。在唐太宗时期,龙门的造像活动主要集中在宾阳南洞,正壁的一组大像仍过多地保留着隋代的风格,特别是两身胁侍立菩萨,与彬县大佛寺的大佛洞相比要显得落后一些,但主佛头后的头光装饰雕刻却是贞观时期比较先进的样式[16]。宾阳南洞主佛左肩垂一带下束袈裟的样式与中国佛教图书文物馆藏的永徽元年石坐佛像完全相同,也多见于山东地区的隋和初唐结跏趺坐佛身上,却没有在西安地区发现,对此,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的曾布川宽先生认为这种样式是由山东传入的[17],但如果从造像的体型来看,与彬县大佛寺第一阶段唐太宗时期的结跏趺坐佛像有一定的相似之处。龙门石窟贞观纪年的立菩萨像与彬县大佛寺第一阶段的立菩萨也多有相近的地方,如彬县大佛寺第2号窟立菩萨与龙门老龙洞贞观二十一年(647)四月七日新息县令田弘道造的二躯立菩萨像间的相似性。所不同的是,龙门此时的立菩萨多饰帔帛交叉于膝间,而彬县大佛寺第一阶段的立菩萨则是将帔帛在腹下环绕两周[18]。
      龙门石窟高宗期的造像集中在宾阳洞区、敬善寺区、万佛洞至奉先寺区内。这一时期的结跏趺坐佛像绝大多数是著双领下垂式大衣(或褒衣博带式),很少有著右袒式大衣者;大衣包裹双腿一般不显外形,衣纹疏密有秩,略具有写实感,下坐八角形束腰座,大衣下摆披覆于宝座上部,如龙门敬善寺洞主佛、韩氏洞主佛、双窑北洞主佛、万佛洞主佛等,这些在彬县大佛寺第二阶段的结跏趺坐佛中都可以找到类似的形象。二弟子的身躯都是直立着的,彬县大佛寺第二阶段的弟子也是如此。龙门高宗期的立菩萨多为身材修长窈窕,与大佛寺第二阶段晚期立菩萨有相似之处,但其帔帛于腹下环绕两周,并加饰有长璎珞的作法,却不是长安地区流行的。而清明寺窟口南侧仪凤三年(678)比丘尼八正造的二立菩萨,在身段与装饰方面,则与大佛寺大佛洞中第25龛等第二阶段早期立菩萨像有惊人的相似性。宾阳北洞主佛出露双足,清明寺洞主佛以大衣包裹双足显露外形,潜溪寺洞主佛与王元轨洞主佛仅露右足,在高宗时期的龙门石窟中属于个别现象,同样在长安地区也并不流行。
      在武则天执政时期,特别是在武周朝中,龙门的造像发生了一些变化。佛像的服装以通肩式与双领下垂式(及褒衣博带式)并用流行,身表的衣纹仍然是疏密有秩的,宝座重点发展了圆形束腰座,大衣包裹双足显露外形的作法越来越多了,如永昌元年(689)三月八日起手的北市香行社龛主佛、北市丝行龛南侧洞的北壁捧钵药师坐像、高平郡王洞壁间的小坐佛像、二莲花南洞主佛、空寂洞主佛、五佛洞主佛等。这些佛像虽以大衣包裹双足,但大衣显得并不十分贴体,因此双足的外形也没有长安武周坐佛那样真切。同时龙门也有显露一足或均不显双足的现象,而象宝庆寺石刻中的显露双足的结跏趺坐佛像没有在龙门流行。龙门擂鼓台南洞主佛为大日如来像,它的形像与宝庆寺的宝冠佛像很相似,只是头顶的宝冠较大。长安地区的著右袒大衣的佛像样式也没有在龙门流行,而只是在高平郡王洞等地有少量的出现。同时龙门既没有发现象大佛寺千佛洞第27、28龛那样的密集型衣纹佛装,也没有见到象大佛寺千佛洞第29龛立佛那样将通身打磨光滑的形象。龙华寺洞侧壁的立佛,五佛洞中的立佛像,双腿间的大衣均不十分贴体,表面的衣纹也没有象大佛寺千佛洞那样在双腿部刻出平行下弧线,而是或刻统一的下弧线,或刻竖向左右外分的弧线。前者我们在高宗时期的双窑南北洞立佛、药师洞主佛,以及奉先寺大像间补刻的等身立佛身上均可看到。后者也在净土堂南侧小洞的药师立像双腿间得以表现。可见龙门初唐的立佛形象相对于长安地区来讲还是比较独特的。北市香行社像龛主佛在宝座的束腰处饰有一周鼓出的球形物,与宝庆寺长安三年(703)的阿弥陀佛像座,以及大佛寺罗汉洞中盛唐以后雕出的第22龛等主佛像座很相似。在二弟子像中,右弟子阿难像多作双手抚腹部而扭动胯部的姿势,与大佛寺第三阶段的右弟子完全相同。龙门武周期的立菩萨像身躯比前期较丰满一些,帔帛仍然是在腹下环绕两周,并多加饰长璎珞,没有象大佛寺千佛洞那样将身体大幅度扭动的优美姿态。龙华寺洞的天王足踏夜叉的动作与大佛寺千佛洞第91龛中的天王相近,但龙门更多的武则天时期天王像则是双足分立、将身体重心放于一腿之上的姿势,和西安碑林博物馆藏的天王残立像动作是一致的。武周年间的擂鼓台中洞主尊倚坐佛身后的浮雕背屏两侧,也刻有与日本细川家收藏的一件原西安宝庆寺倚坐弥勒三尊像背屏两侧相似的立姿动物。
      另外,龙门石窟唐高宗与武则天时期的地藏菩萨像多表现为半跏趺坐的著菩萨装的形象,纪年最早的为药方洞外麟德元年(664)五月六日张君实造,宾阳南洞有一例立姿的菩萨装地藏像可能早至唐太宗时期,而著双领下垂大衣的半跏趺坐沙门形地藏像在龙门只有数例。宾阳中洞上方的立姿沙门形地藏像,身披通肩衣,右手只引出了六道轮回中的四道——天、人、饿鬼、畜生道[19]。类似于彬县大佛寺千佛洞的佛装地藏像,以及著通肩与右袒服装的沙门形地藏像,还有象耀县药王山摩崖中的地藏手中引出六道轮回图的样式[20],并没有在龙门出现。
      龙门东山擂鼓台的党晔洞主佛,大约是唐肃宗至代宗时期的作品,它的大衣是很象交领式的双领下垂式,这点与彬县大佛寺第四阶段罗汉洞第23龛的主佛服装基本相同,表现了时代风格的一致性。
      我们再来看看龙门初唐石窟造像的代表作——奉先寺大像龛的情况。奉先寺的形制实际上是一所规模巨大的有倒凹字形佛坛的列像窟,它的完工时间虽比我们已知的甘泉县孟家石窟要早八年[21],但是在窟内环三壁前部凿出倒凹字形佛坛、坛上安置列像的作法早在唐太宗时期就已存在于彬县大佛寺了,所以,我们可以确定在上元二年以前奉先寺开工时长安地区的石窟建制或佛寺殿堂内已经具有这种列像的排列法。奉先寺主尊大卢舍那佛像的头光内匝为一圈莲瓣,中匝为波状连续的花草纹样,这种组合法与大佛寺大佛洞主尊是完全相同的,就连内匝莲瓣的形制也是极为相似的,莲瓣尖部都是向内折入的作法。所不同的是,大佛洞主佛头光外的一圈小坐佛像被移到了头光中匝的表面并加上了二胁侍,在中匝之外又刻有外匝的火焰纹装饰。背光的内匝饰火焰纹,外匝饰飞天伎乐人物,也与大佛洞主佛背光基本一致,不同者为大佛洞主佛背光上部的弥勒宝阁被卢舍那佛头光上部的一佛二菩萨像所替代了。卢舍那佛头顶的水波纹装饰以及胸前衣纹呈平行的阶梯状上弧线,与耀县药王山摩崖造像第12龛的坐佛像头部、服装,以及彬县大佛寺千佛洞第54龛的主佛衣纹很相近,只是领部略小一些。卢舍那佛宝座表面的天王足踏夜叉以一手托扛的姿态,也是见于西安碑林博物馆藏的龙朔三年《同州三藏圣教序及序记碑》碑座表面的。奉先寺的二胁侍立菩萨在头身比例方面头部是明显较大的,宽肩、细腰、胯部向主佛一侧扭动,具有明显的夸张身段的表现,这点又是与大佛洞以第25、77龛为代表的立菩萨像十分相似,只是没有龙门流行的长璎珞装饰。奉先寺南北两侧壁的天王与力士像,雄伟高大,但它们的动作却和大佛寺千佛洞第91龛中的天王、力士有着惊人的相似性,与甘泉县孟家列像窟中的天王动作也是完全一样的。彬县大佛寺大佛洞是唐太宗李世民的功德壮举,它虽不见于唐人史书记载,但想必在当时也是朝野上下为妇孺皆知的。龙门的大卢舍那像龛,则是唐高宗李治与武则天的敬佛功德工程,在宗教意义上是有其继承性的,在场面规模与艺术造型方面也必然有所模仿,因此在这所大像龛里表现出的诸多长安地区已有的因素,特别是大佛洞中的艺术特色,是不足为奇的。龙门的大卢舍那像龛虽然是冠盖天下,名满于世的艺术杰作,但也不过是目前已知的以最大规模去再现长安地区所特有的佛教造像样式的结果而已。
      笔者在上述的比较中,虽然在历史文献方面已经明确了洛阳地区接受长安影响的必然性,但在现有实物材料上两者之间虽有或多或少的相似性,长安造像之例却并不一定都比龙门造像的时间为早。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笔者所举的长安造像,既然并不能代表长安城佛教艺术的全部内容,那么我们所见到的某种造像样式的现存最早的雕刻时间,自然也就不能代表这种风格样式的起源时间了,它只能说明这种样式在初唐之际曾经在长安城的佛教艺术界出现过,或者曾经流行过。反之情况亦然,龙门石窟所表现的内容,也是曾经在初唐东都洛阳城内出现过的,因此在龙门最早出现的某种初唐造像样式,不一定就是洛阳所接受的最早时间。比如说,笔者在对比奉先寺大像龛与长安造像之时,所用的材料有的是长安为早,有的则是龙门的早于长安,但这种两地之间的相似性本身就可以说明奉先寺的基本样式来源于长安这个历史事实。
      东都洛阳在不断接受来自长安的佛教造像样式之时,一般会有两种制作方式:即来自长安地区的工匠直接在洛阳制作,和洛阳地区的工匠在长安学习或接受了长安传来的新型样式之后再在洛阳雕(塑)造。不论属于哪种制作方式,从文化传播的最一般规律来看,都是很少会有生搬硬套和机械地模仿长安造像样式的现象的。长安的样式在洛阳的再现,在保持长安造像的一般风格(即所谓的典型唐风造像样式)的同时,必然会有一个洛阳地区艺术家们的重新理解与再创作的过程,既使是来自长安的艺术家们在洛阳来制作,也有一个在原有基础上再重新组合与创新的过程。因此,从这个规律上来讲,龙门的造像艺术就决非是长安样式的简单再现了,而是一种既包含着普遍的时代风彩,又透露着长安造像的固有风尚,还保持着东都洛阳特色的雕刻艺术宝库了。在上文长安造像与龙门造像的对比之中,我们会发现两地之间相当的一些样式风格的发展是大体同步的,这个事实正好说明了以龙门为代表的东都洛阳造像艺术是在不断地接受着从长安地区传来的新型造像样式。长安一带的造像样式并没有全部在龙门石窟中出现,则说明了洛阳地区在接受长安造像艺术时有选择性。
      唐代是中国佛教造像的高峰期,龙门石窟聚集着唐朝的一段时期中央佛教造像样式。目前,我们面临着如何使佛教艺术面向现代化、面向未来的问题,而如何更好地继承传统佛教艺术中的精华,是一个必要的前提。从这方面的意义来看,探讨龙门石窟唐代艺术的渊源也是十分必要的。
     
      注释:[1]关于龙门初唐的造像艺术渊源于长安的观点,参见冈田健《龙门石窟初唐造像论》一、二,日本《佛教艺术》171号、1987年,186号、1989年;常青《龙门石窟佛像艺术源流探微》,刊于龙门石窟研究所编《龙门石窟雕刻萃编——佛》,文物出版社 1995年9月。
      [2]邓健吾《敦煌莫高窟彩塑的发展》一文认为:敦煌的艺术“大体忠实地反映着在长安和洛阳完成的各时期的样式”。刊于《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第三卷,平凡社·文物出版社 1978年8月。
      [3]《资治通鉴》卷一八九。
      [4]《资治通鉴》卷二○○《唐纪》十六。
      [5]见《宋高僧传》中的义净、神秀、实叉难陀、菩提流志本传。
      [6]龙门石窟的新编号情况,参见龙门石窟研究所等编《龙门石窟窟龛编号图册》,人民美术出版社 1994年8月。
      [7]张若愚《伊阙佛龛之碑和潜溪寺、宾阳洞》,《文物》1980年第1期。
      [8]张锴生《洛阳龙门奉先寺大像龛开凿年代浅说》,刊于龙门石窟研究所编《龙门石窟一千五百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 1996年5月。
      [9]参见温玉成《龙门所见两“唐书”中人物造像概说》,刊于《龙门石窟一千五百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
      [10]上述龙门题记内容,参见日·水野清一、长广敏雄《龙门石窟之研究》附录二《龙门石刻录》,座右宝刊行会,昭和十六年;龙门石窟研究所《龙门石窟志》第三章第三节《隋唐及以后造像题记》,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6年5月。
      [11]龙门窟形的演变,可参见丁明夷《龙门石窟唐代造像的分期与类型》,《考古学报》1979年第4期。
      [12]1996年6月间,笔者前往彬县大佛寺石窟调查了10天,完整、系统地记录了客观迹象,自西向东为所有出露在山崖间的窟龛共编了117号,并且为大佛洞、千佛洞、罗汉洞中的众多小龛编了子号。本文所用的彬县大佛寺窟龛编号即来源于此。
      [13]刘合心、段双印《洛川县寺家河唐代佛教密宗造像石窟》,《文博》1992年第5期。
      [14]冈田健《长安初唐造像的展望》,《佛教艺术》177号,昭和六十三年三月。
      [15]关于西安宝庆寺造像,参见颜娟英《武则天与唐长安七宝台石雕佛相》,《艺术学》1987年3月 台北。
      [16][17]金申编《中国历代纪年佛像图典》图254,文物出版社 1994年6月;日·阪井卓《关于神通寺千佛崖的唐代初期造像》《佛教艺术》159增大号,昭和六十年三月;日·曾布川宽《唐代龙门石窟造像的研究》,颜娟英译,《艺术学》第七期,台北1993年3月。左肩垂带下系袈裟的样式,还可见于美国圣路易艺术馆藏的隋代立佛像,参见《海外遗珍——佛像续》图版74。
      [18]笔者在《大佛寺石窟造像的时代风格》一文中,将彬县大佛寺石窟唐代造像划分为四个发展阶段,本文中所引用的大佛寺造像对比材料即来源于此。该文待刊于《彬县大佛寺造像艺术》。
      [19]常青《龙门石窟地藏菩萨及其相关问题》,《中原文物》一九九三年第四期。
      [20]张砚、王福民《陕西耀县药王山摩崖造像调查简报》,《中原文物》1994年第2期。
      [21] 张砚、李安福《陕西省甘泉县佛、道石窟调查简报》,《考古与文物》1993年第4期。
    作者:常 青   来源:佛教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