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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龙山,原名方山,在太原市西南36公里的群山之中,海拔1700余米。
      天龙山之名,源于《易经》。据汉尚书左仆射兼中书侍郎平章事上柱国李恽撰的《天龙山千佛楼碑》云:“夫龙者,潜即勿用,飞即在天”,故名天龙山。全山蜿蜒起伏,盘曲环绕,上有石窟,下有禅林,林木茂郁,溪水长流,空气清新,香花遍野。清嘉庆《太原县志》云: 山上“松柏青翠,林木葱茂,既具天然之生成,复有人工之修饰。胜境之佳,在省诸山中实属罕见。且峰秀美,泉声淙淙。气候清爽,幽雅绝俗。游者于此,辄有不忍即返者”。自古以来,它就是一处风景优美、景色宜人的名胜之地。
      佛教联曰:“天下名山僧占多,世间善言佛说尽。”自东魏太昌元年(532),大丞相高欢进据并州(太原市西南),辟为“别都”,在天龙山修建了避暑宫、开凿了两个石窟之后,继有北齐也于此建寺凿窟,隋、唐、五代也没废修寺凿窟。于是,天龙山就成了我国著名的十大石窟之一和佛教丛林。
     
      天龙石窟
     
      石窟造像是佛教艺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是随着印度佛教于东汉后期传入我国的。先有新疆的克孜尔石窟、库木吐拉石窟、森木塞姆石窟、克孜尔哈石窟,次有甘肃的敦煌莫高窟、天水麦积山石窟、永靖的炳灵寺石窟、庆阳的寺沟石窟,复有山西云冈石窟、河南洛阳龙门石窟,天龙山石窟就是在此后的东魏时期始凿的。
      明万历《太原府志》卷之二十二周经的《题天龙洞》诗云:
      山灵扶我看瑰奇,直上崇巅拂古碑。
      云影低遮黄石洞,泉声清绕白龙祠。
      隋朝寺纪开皇岁,齐主宫存避暑基。
      吟倚曲栏生慨叹,悠悠尘世几兴衰。
      天龙山被一条淙淙溪水分成东西二峰,东峰名“仙宕山”,上有12窟;西峰名“大佛山”,上有13窟。此外,北山史家峪福慧寺东还有3窟,圣寿寺西南沟崖上复有2窟,全山总计30窟。窟数虽然不多,但它却包含了东魏、北齐、隋、唐、五代等4个半世纪的雕刻作品,反映了各个时代石窟艺术的特点及其从南北朝至隋唐五代的发展过程,是我们研究我国石窟艺术的珍贵资料,具有颇高的学术价值和艺术价值。因此,这些宝贵的石窟艺术遗产,在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战争中,就有许多佛像、飞天、浮雕、藻井等作品被抢劫盗走。据不完全统计,天龙山有150余件雕刻精品被盗出国外,散失到了日本、美国、法国等地,致使其残遭破坏。据1983年文物普查登记,天龙山石窟现存大小石雕佛像还有500余件,浮雕、藻井、画像还有1144幅。现就这些残存的雕刻艺术作品作一阐述。
      南北朝时期,是传入我国的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与发展时期。北魏的石窟及其雕塑艺术,就是我国汉代的雕塑艺术融合了健驮罗、印度笈多时代秣菟罗派的雕塑艺术而发展来的。对于北朝来说,一则产铜不多,二则铜木造像也易破坏,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即山凿窟,雕造佛像。北魏所凿的云冈石窟就是如此。北魏孝武帝永熙三年(534)九月,因孝武帝西走长安,高欢又立河清王世子善见为孝静帝,并迁都邺,改元天平。于是,魏即一分为二,即西魏、东魏。自此,东魏的军国政务,皆归大丞相高欢。所以,高欢在进据晋阳后,即辟其为“别都”,并建大丞相府,还在天龙山修建了避暑宫,并于天龙山开凿了两个石窟,即东峰的第二窟和第三窟,其时间当在天平元年(534)至武定五年(547)高欢逝世之前。这两个石窟的大小形制基本相同,方25米,天井呈覆斗形。后壁上原有三尊结跏趺坐于须弥座上的佛像,左右两侧还置有三尊倚坐佛。两窟中央都设有拱形佛龛,内置尊像。其胁侍菩萨像,第二窟雕在龛外,第三窟则是雕在龛内。可惜这些造像,多被盗劫破坏,但从残留部分来看,其特征为秀骨清癯,内着掩腋式的僧服,外着褒衣博带的服饰,双带由衣服中引出作结下垂,显得凝重洒脱。衣褶疏展,裙裾遮坐,略显厚重。左右胁侍菩萨,颈饰项圈,双肩敷搭披中,上身裸,下着裙,裙角外摆呈锐角,跣足立于仰莲上。所有这些特征,当为元魏风格。在其余没有尊像的壁面上,还刻有极浅的浮雕,有的是合掌天人,有的是供养比丘,而在第三窟的左壁上,还有维摩诘和文殊对谈的场面,在方形天井的顶部雕有莲花图案,在天井的倾斜部位,又各雕一个飞天。所有这些浮雕都颇为生动,富有活力,极有情趣。在洞外两窟之间的岩壁上,还有残存的螭首,似为碑石痕迹,但从形式上看来,犹是北齐遗构。因此说,此二窟当为东魏齐初之窟。
      高欢死后的天保元年(550),其子高洋代魏自立,史称北齐。北齐年代虽短,但它继神武帝高欢的崇佛之举,也于天龙山开凿了两个石窟,即第十窟和第十六窟。这两个窟内的三面壁上都凿有拱形佛龛,内置五尊佛像。佛像体态丰满,骨肉圆润,与躯体扁平的北魏风格显然不同。佛像斜披法衣,薄薄的紧紧地贴在身上,显得浑圆的躯体十分优美。在佛坛下面还有深浮雕的十位尊者像,其强劲的肌肉健美异常。天井四面雕伎乐飞天,肉身圆赘,这与元魏那种轻快情调显然不同。但天井中央仍雕有莲花图案,与前述第二、三窟基本相同。于此,需要特别介绍一下第十六窟,因为它是天龙山最为完备的石窟,也是成于北齐晚期的乾明元年(560)的作品,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其窟口呈圆拱形,拱端雕有凤鸟,左右岩石中各雕出一尊力士,力士头戴蔓草冠,身穿甲胄,手持长矛,体态端庄。在洞口外侧,还雕有前廊,面阔三间,廊侧为两根八角柱,上覆大斗,下有莲瓣柱础,柱子瘦长且有明显收分。在柱子上面又雕出由人字柱和一斗三升组合成的屋檐。其斗拱比例与卷刹做得十分准确,廊子高度、宽度和后面窟口的比例也恰到好处。在窟外右侧的石壁上还雕出带螭首的碑形。所有这些都是北齐晚期石窟造像的风格。它反映了我国石刻艺术从元魏到隋唐这一过渡时期的特色,即逐渐中国化、民族化的程度。
      隋朝是中国历史上比较短暂的一个封建王朝,但它结束了南北朝长期的分裂局面,统一了中国,促进了社会发展。史载,开皇元年(581),文帝封其次子杨广为晋王。于是,晋阳就成了他的封地。所以,在隋文帝复兴佛法之后,他就在天龙山也开凿了两个石窟,即第一窟和第八窟。第一窟的大小与东魏开凿的第二、三两窟的大小不相上下,内壁雕有龙头或鸟形图案的佛龛,内置坐佛和倚像。外壁上雕有鸟形图案的拱门、人字柱与一斗三升组成的屋檐,可惜门柱已毁。外壁左边雕有带螭首的碑形,上面还有文字,末尾有“开皇”……字样,佛像风格与隋开皇四年(584)开凿的第八洞中心方柱上的诸尊佛菩萨像相近,故此窟为隋代开凿,绝非北齐之作。
      第八窟是天龙山年代最清楚的石窟,也是天龙山石窟中唯一有中心方柱的石窟。该窟约4平方米,窟壁和方柱四周都开龛造像,周壁龛内雕有立体坐佛,龛外雕有两位比丘和两位菩萨像,方柱四面各有一组三尊坐佛。这些佛菩萨比丘像,脸型长方,颈长体态浑圆。法衣紧贴身上,没有虚空飘逸之感,衣服简洁平浅,线条不够柔和,棱角也显突出,给人以拘谨、呆板之感,具有隋代造像的固有特征。天井也不同于上述四窟形状,而是以方柱为中心造成三角形,上面再没有什么装饰。在洞外的左壁上,还雕有下带龟趺的碑形,上面刻有文字。曰:“有周统壹,天上道消。”……“□隋抚运,冠冕前□,绍隆正法,弘宣方等”云云。显然,前句是指周武灭法,后句是指文帝复兴佛法,末尾还署“岁次甲辰年”。当是完成于隋开皇四年(584)。这里的佛像、佛龛、窟口的形状,乃至左右的力士、狮子、外壁上人字柱组合成的屋檐、圆柱、碑等造型,虽然在细部上与北齐造像有所不同,但也大体相近,这就反映了它从北齐向唐代过渡的倾向。
      唐代是中国佛教的鼎盛时期,晋阳又是李唐王朝的植德之所,所以,唐代在天龙山凿窟建寺也达到了高潮,先后在东西两峰共凿了18窟。其中,最典型的有第四窟、第十四窟、第十七窟、第十八窟、第二十一窟和第五窟。
      第四窟是一个2米左右的方形石窟,窟内后壁上有三个火焰形的佛龛,内置三尊结跏趺坐的佛像,并有比丘相伴。左右壁上,里面为菩萨坐像,外面为菩萨立像。高度与真人相当,具有颇强的写实性。刀法比龙门石刻还细腻,尤其是对胸部和腹部肌肤的刻划,不仅纤细清晰,而且姿态奔放,薄薄的衣褶圆润有致,表现了布料的柔软质地,显示了唐代石刻艺术的风格。
      第十四窟的平面布置与第四窟基本相同,所不同的只是后壁主尊为倚像,胁侍为站立的菩萨。其菩萨立像还比第四窟比丘立像的身体更有曲线感,更加豪放,其胸、腹、大腿和手的雕法尤为引人注目。天井为穹窿状,中心刻有莲花,表面涂有白粉,上面还画出帷幕和云纹形状。其刀法洗练娴熟,线条柔和圆润,造型更加生动活泼,显然比隋以前的石刻造像精美多了。
      第十七窟的后壁有三尊佛像,左右两壁各有五尊佛像,这十三尊像聚居一堂,显得十分壮观。尤其是六尊胁侍菩萨像,也与主像大小相近,作半跏思维状,看去实在气派。左壁上的主像为端坐在须弥座上的弥勒佛,右壁上的主像为端坐在莲花座上的阿弥陀佛,后壁上的主像为端坐在束腰须弥座上的释迦佛。在这一点上,与北齐第十窟的配置相同。但其佛像肉体丰满,刻划细腻,线条深刻,显得健壮敦实,似为唐初杰作。其中菩萨像,胸宽腰细,姿态优美,显得俏丽轻盈。窟外左右,还雕有力士像,筋骨分明,刚劲有力,反映了唐初国富兵强的欣欣向荣景象。
      第十八窟也有十三尊佛像,只是后壁和左壁皆为五尊,右壁已毁,但从残迹看来,似为三尊佛像。其佛像坐姿极似真实人物安然闲坐,在轻薄如纱的裙裾、彩带的衬托下,更显得肌肤丰润,富有弹性,是唐代写实风格的典型之作。该窟的特点是,左右壁间以三道弧券连成一个大龛,每个角上还刻出承担天井的梁和一斗三升,天井上还有两只凤凰围绕着的莲花图案,简洁大方,十分充实。
      第二十一窟的形式与第十八窟相似,正壁尊像的头高40厘米,雕凿精致,头束高髻,面部丰润,些微的动态和肌肤的弹性都表现得十分得体、逼真,俨然是一位女子的肖像,充分表现了唐代写实技巧的高超造诣。其各个尊像下垂的衣裙都是搭在莲座的莲瓣前面,而胁侍菩萨的莲座则是坐垫式样。所有这些都体现了唐代石刻艺术的发展趋向。
      从上述这些唐代石窟看来,其中第十四窟的衣裳雕刻的最为轻薄柔软,肉体也刻划的极为细腻。而第十七、十八两窟次之,第二十一窟略显硬涩,细部刻划也较模糊。若拿第四、第五窟与龙门石窟相较,则它极似龙门狮子洞周围的石刻。如果把其第四、五窟看作唐代二圣之前的作品,那么,第十四窟当是开元盛世前后之作,而第十七、十八乃至第二十一窟,就应为中唐及其后的作品了。尽管这些唐代由东向西开凿的石窟有先后次序,但它们都有一个显明的写实特点。从我国现有石窟看来,从来还没有一个像天龙山石窟这样对肉体刻划的具体入微——丰满柔软、富有弹性;对衣着刻划的轻薄柔和,真是美矣至矣!这就是唐代石刻艺术的现实生命力。凡是有现实生命力的东西,就尤高山巅上的松柏一样,至尊高贵,万古长青!
      天龙山最宏伟壮观的石窟是第9窟,窟前现为漫山阁。漫山阁的外表为四层重檐歇山顶,内为三层楼阁,是1985年在明代基础上国家投资100余万元重建的。现在上层为弥勒坐像,下层为十一面观音像,文殊、普贤分侍两旁。弥勒像高8.8米,虽然左臂右手已毁,但仍为天龙山石窟群中较完整的雕像,所以还是十分珍贵的。他体态丰满,妙相庄严,眉目修长,两耳垂肩,口角分明,颈部还有三条颈线,衣纹流畅,质地柔软,以透体法表现了体态的起伏虚实,显得静中有动。下层的十一面观音像更为出色,男体女态,既体现了她的本来面目,又具有了妇人的慈悲心肠。她右腿微弯,臀部略向左扭,重心移到了左腿,显得谦逊自然。她罗纱裹身,项配璎珞;臂带宝钏,腕着手链。身披飘带,珠光宝气,十分华丽。从其透体罗纱看去,显得温文尔雅,富丽多姿,具有颇强的感染力,是我国石雕造像艺术中的瑰宝。著名的雕塑家傅天仇和钱绍武认为,这尊十一面观音雕像,堪称世界之最。文殊专司“智德”,普贤专司“理德”,文殊骑着狻猊,普贤骑着白象。文殊头戴五髻宝冠,表示内证五智。左手执青莲花,上放般若经卷,表示般若之智一尘不染。右手执宝剑,表示般若利剑可断一切无明魔鬼。普贤头戴五佛宝冠,左手执莲花,上有宝剑,右手伸掌。这两尊塑像庄重肃穆,表现了他们深沉恬静的性格。两头坐骑,提耳凝神,威武雄壮,显示了它的强大威力。在这三尊菩萨像的后壁,还有许多浮雕小佛,这些小佛手作施定印,盘腿端坐于枝干相连的莲花座上,构成了“三大士”的衬景,达到了以繁衬简的效果,令人产生一种崇敬信仰之情。
      关于石窟的历史,《山右石刻丛编》卷十有推诚佐命保祚功臣、特进守尚书左仆射兼中书侍郎平章事、上柱国、陇西开国公、食邑三千户臣李恽撰的《大汉英武皇帝新建天龙寺千佛楼之碑铭并序》曰:
      盖以翼翼都会,豪右富民,因旧图新,增制唯错。于是乎金人塔庙、老氏宫观,星布于岩石矣。懿哉!坤维之上,一舍之遥,群木荫翳,奇峰。上有平址,东西仅五十步,北倚石壁,有弥勒阁,内设石像,侍立对崎,容旨温□,其镌磨之巧,代不能及。……至壬申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诏有司于大殿后正面造重楼五间,寻遣良冶铸贤劫,自拘留孙如来已降,铁佛千尊 ,□范金审,像□□容,光相圆明,等无差别。如是匀分龛室,各安上级。时诏宣徽北院使、承清军节度使、检校太保范超自始监修,应期成就。基砌柱础,广槛飞甍,丹彩相望,□□□□。巍乎窗扉下瞰于云端,栋宇勃兴于地表。金炉晓柱,唯闻葡之香,玉磬晨鸣,不假莲花之漏。……
      此碑说明,该窟原为露天开凿的石窟,“北倚石壁,有弥勒阁,内设石像,侍立对峙,容旨温□,其镌磨之巧,代不能及”。对此,日本小野清一和日比野丈夫在其《山西古迹志》——《太原》(九)《天龙山石窟》中认为:
      倚像大佛正是弥勒佛,因而北汉碑所记载的弥勒阁指的就是这里。佛像高7米多,是整个山林中的第一大佛,说不定就是本山初创的北齐时代所造,由于佛像表面做过很大程度的修补,所以很难做出明确判断。从衣褶等情况以及面貌体格的样态来看,像是与北汉碑时代相近。佛像下面的台座由上下两层组成,上层中间的束腰上有奏乐天人深浮雕,下层中间的束腰上则雕有圆形兽面。束腰以及雕刻的形式都具有中晚唐风格,然而第一层后壁的千佛浮雕却是初唐的作品。因而主尊弥勒石像可能在更早些时候就建成了,不过现存的塑像却大概是五代的作品。……
      这里有一个很小的石窟,里面虽然没有任何东西,但外面雕有蔓草状的斜叉柱。在整个南北朝到隋唐时期,最为常见的就是人字形的斜叉柱,但这里的斜叉柱却迥然不同。所以,它的时代可以推断为北齐前后,是一件很少见的作品。
      由上述历史资料和笔者亲自考察看来,天龙山第九窟开凿的时限较大,起自北齐止于晚唐,要说北汉,也是些微的修修凿凿,其主要部分还是唐代开凿的。至于佛菩萨像,也是多有唐代特征,鲜具明代特色,因为明正隆四年(1159)还曾修过。现在的漫山阁,就是对明建楼阁的复新。总之,第九窟工程浩大,像设不凡,重楼杰阁,雄伟壮观,远眺犹似嵌在山腰绝壁上的琼楼绀阁,近则令人望而兴叹,不愧为天龙石窟中闪闪发光的一颗宝珠。
     
      圣寿古刹
     
      天龙山的雕塑艺术分为两部分,首先是前面重点介绍的石窟艺术,其次是圣寿寺的殿堂塑像艺术。
      圣寿寺,原名天龙寺,在天龙山驯岭西下约1.5公里处。寺宇坐北面南,背倚漫天阁,面前香炉峰,左右山峰起伏,环境幽雅,景色宜人,确是一处形胜之地。寺始建于北齐皇建元年(560),唐、宋重修;金天会二年(1124)焚毁,元至正二年(1342)重建,明、清又予修葺。现有山门、天王殿、药师殿、大雄宝殿和东西配殿、禅堂院、钟楼和碑碣多通。寺宇巍峨,雕梁榱栋,石碑矗立,花草芬芳,清静幽雅,是一处理想的栖禅之地。
      天龙寺的山门,面阔三间,进深两间,悬山顶。门前阶下有八字照壁和一对石狮。照壁中央各镶嵌着一个琉璃团龙,色泽鲜艳,生动活泼。石狮精致,仪表俊丽,当是明代遗物。山门前檐两侧,左为密迹金刚,右为那罗延金刚。密迹金刚,为夜叉神,手执金刚杵,守护佛法。那罗延金刚,为印度古神,手执斗轮,力大无比,也为佛法守护神。这两尊泥塑虽经火烧雨淋,表皮脱落,但筋骨显明,刚健有力,仍有唐代彩塑的特征,是该寺彩塑中的艺术珍品。
      山门后檐为天王殿,左右为新塑的四大天王。殿东北隅为东方持国天王,名叫多罗吒,白脸,穿甲胄,手持瑟琶,以音乐感化众生,皈依佛门。东南隅为南方增长天王,名叫毗琉璃,青脸,穿甲胄,手握宝剑,守护佛法;殿西南隅为西方广目天王,名叫毗留博叉,白脸,穿甲胄,手缠赤索(变作龙),系索破坏佛法者皈依佛门。西北隅为北方多闻天王,名叫毗沙门,绿脸,穿甲胄,右手持伞,左手握银鼠,制伏众魔,保护众生财富。四大天王,也称四大金刚。他们的任务是守护四天下,即须弥山四方的东胜神洲、南赡部洲(中国在此)、西牛贺州和北俱罗洲,护卫佛法。当他们传入我国之后,就成了一副威风凛凛、煞气腾腾的武将形像,且赋予他们新的寓意。据王业的《阁新知录》说,执剑的南方增长天王司“风”,执琵琶的东方持国天王司“调”,执伞的北方多闻天王司“雨”,执龙的西方广目天王司“顺”,合起来“风调雨顺”,以示“五谷丰登”、“天下太平”。
      穿过天王殿,就到了第一进院,迎面就是药师殿。药师殿面阔五间,进深两间,庑廊式。殿之中央佛坛上为药师佛,即药师琉璃光如来,也称大医王,是东方琉璃世界的教主。他身披袈裟,结跏趺坐于须弥座上,左手执药钵,右手拿药王,能治无明痼疾,医治众生病苦,令得身心安乐,延年益寿。其左右胁侍为日光普照菩萨和月光遍照菩萨立像。他们合称“东方三圣”。在东方三圣的左右两边为十二药叉神将。这些彩塑,都是1985年照原样塑造的新像。其中药师佛,体态丰盈,线条自如,面目慈祥,给人以和蔼可敬之感。日光菩萨、月光菩萨,面目清秀,体态轻盈,显得十分俏丽美观。总之,这组塑像是该寺新像中的佳作,受到不少香客游人的赞叹。
      药师殿之后为大雄宝殿,面阔五间,进深两间,庑廊式,是1980年4月由太原市文管会从晋祠镇北大寺村的崇福寺内迁来的,为明洪武年间(1368—1398年)的建筑。现在该殿内供“横三世佛”,中为佛教教主释迦牟尼,螺发,圆脸,面目慈祥,两耳垂肩,身披袈裟,结跏趺坐于莲花座上,手作说法印。其东侧为东方琉璃世界的药师佛,右侧为西方极乐世界的阿弥陀佛。药师佛身披袈裟,结跏趺坐于莲台上,左手执无价珠,右手作结定印。阿弥陀佛也是身披袈裟,结跏趺坐于莲台上,双手仰掌叠置于足上,掌中托一莲台,表示接引众生,往生西方,莲花化生之意,故亦名接引佛。
      大雄宝殿的左右为东西配殿,东配殿名戒堂殿,殿阔五间,砂岩柱子,是出家僧尼和居士受戒的地方。据《柳子峪志》说:“凡在天龙山受戒之僧,钵盂所到之禅林,莫不郑重,特别优待。天龙山驰名遐迩者,其以此也夫”。可见,该寺还以戒律扬名于世。西配殿也为五间,置沙发、茶几,是接待客人的客堂。
      该寺东面为禅堂院,创建于北汉广运初年,同治年间(1862—1874年)曾予修葺。现在的禅堂院是在原来基础上扩建的。
      圣寿寺的钟楼在禅堂院前,是1986年在原来基础复建的,但内挂的铁钟还是明代原物。据《柳子峪志》载,原来“圣寿寺的钟楼高十仞,钟重万余斤。明嘉靖五年(1526)创建”。钟楼是寺院中悬挂梵钟的堂宇,古时与经楼相对,通常与鼓楼分列于伽蓝两翼。它源于印度园精舍无常堂悬挂的颇梨钟。钟的作用是召集僧众,或作早晚报时。该寺有一联曰:“暮鼓晨钟惊醒世间名利客,经声佛号唤回苦海梦迷人。”目的在唤醒人们,洗尽争名夺利的尘心,回向佛门,多做善事。
      圣寿寺的碑碣原有12通,北齐皇建元年(560)的碑记、隋开皇四年(584)的石室铭和元至正二年(1342)的重建碑都已佚失。现在新建碑廊中还保存着九通碑:一、《重修天龙寺铭》,正隆四年岁次己卯(1159)七月壬午朔二十八日己酉建;二、《重修天龙圣寿寺记》,嘉靖二十五年(1546);三、《天龙圣寿寺碑记》,嘉靖岁次旃蒙赤奋(1565)月逢夷则日参英;四、《重修天龙圣寿禅林碑记》,嘉靖十四年岁次乙丑(1565)孟秋中浣八月,碑阴有同年道统记;五、《天龙石洞记》,万历八年(1580)六月下旬吉日;六、《重修天龙山圣寿殿阁记》,万历岁在旃蒙协洽(1595)仲秋吉日,碑阴有道统记;七、《天龙寺重赎稻地碑》,天启岁在旃蒙赤奋(1625)葭月谷日,碑阴有同年的题名;八、《重修藏经楼碑记》,康熙三十九年;九、《大汉英武皇帝新建天龙寺千佛楼之碑铭并序》,广运二年岁次乙亥(975)八月庚子朔二十一日,额题“大汉千佛楼碑”,碑阴有界至记,署“大元至正十九年(1357)二月十三日”。
      这些碑中的第一通还载于清代胡聘之撰的《山右石刻丛编》卷十九,第九通也载于此书卷十,还载于《全唐文》卷九百、《十国春秋》卷第一零八《李恽传》后。此碑连额高6尺8寸3分,广2尺7寸6分,25行,行67字,行书,为翰林书令史刘守清书,额为翰林书令史王廷誉篆书,文为前面提到的李恽所撰。此碑价值颇高,不仅是一件书法艺术珍品,而且文词优美,吴仁臣还根据此碑修正了欧阳修《新五代史》误传的北汉年号。又上引此碑所说的“大殿后正面造重楼五间,寻遣良冶铸贤劫,自拘留孙如来已降,铁佛千尊。范□金审,像□□容,光相圆明,等无差别,如是匀分龛室,各安上级”。其中“重楼五间”、“铁佛千尊”并不是在第九窟及其前的楼阁内,而是在寺内大雄宝殿后面,这是必须加以澄清的事情。
      最后,还有与圣寿寺佛教相关的两种文物古迹,也需加以说明。一是圣寿寺东南的观音塔,二是圣寿寺西南500米山崖上的千佛洞。观音塔的塔基方形,边长8米,上为八角束腰须弥座,座上置下粗上细的葫芦状的覆钵,是为塔身,高约20米。塔身上实下空,塔门面前门外有石阶,供人上下礼拜菩萨。塔内正中供南海观音,两侧为十八罗汉,故俗称“十八罗汉朝观音。”总之,这是一座明建的砖石结构的覆钵式的菩萨塔。它高高耸立在茫茫的绿色林海中,点缀着天龙山的优美环境,也为游览观光的一个景点。
      千佛洞为一排三孔,坐西面东,洞内可容数百人,洞壁有石佛千尊,故名。它是圣寿寺僧人于明嘉靖二十五年(1546)就山开凿的石洞,可惜在光绪二十九年(1903)崖面崩毁,栈道堵塞,部分洞壁也受到毁坏。所以,现在上去瞻礼参观的人也不多。若要加以修整,也是一个深幽玄妙的景观。再是,史家峪的福慧寺、双塔坟、平山老人普通塔、唐代善导大师坟墓等,也都是佛教的文物古迹,一则离圣寿寺较远,二则也未加以开发利用,故略而不谈了。
      (作者崔文魁,1968年生,山西大学研究生处讲师。)
    作者:崔文魁   来源:佛教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