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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新昌石城寺及其弥勒像——江南大佛的历史性巡视

     

     
      关于智顗的圆寂,在道宣的《续高僧传》卷七中揭载。现根据其弟子灌顶的《天台山智者大师别传》:“(大师)随信(高孝信)出山,行至石城,乃云有疾,谓智越云:‘大王广欲使吾来,吾不负言而来也,吾知命在此,故不须进前也。石城是天台西门,大佛是西来灵像,处所既好,宜最后用心。衣钵道具分满两份:一份奉弥勒,一份充羯磨(授戒忏悔)。’语已,右肋西向而卧,专称弥陀、般若观音。奉请进药,即云:‘药能遣病留残年乎?病不与身合,药何能遣?年不与心合,药何所留?智往日复何所闻?《观心论》中复何所道?纷纭医药扰累于他。’又请进斋饭,答曰:‘吾生劳毒器,死悦休旧,世相如是,不足多叹。’诫维那曰:‘人命将终,闻钟磬声增其正念,唯长唯久,气尽为期,云何身冷方复响磬,世间哭泣著服皆不应为。’言讫,跏趺唱三宝名,如入三昧。”
      灌顶编的《国清百录》卷四收录了柳顾言的《智者大师碑文》。文曰:“(十月十日,下天台山)行百里,到剡东石城寺,寺内有百尺金身——美丽彩色的石像。像为梁大宰南平元襄王所造,向有灵迹。(大师至)灵迹疾现。遂右肋侧卧,忽然风云色变,松桂声鸣,宛然天乐入房,起坐合掌,神气熙怡,大师回顾侍者曰:‘观音来迎,该当去矣!’垂手西向,端坐神迁。”
      这里言及的百尺金像即是在后文所要叙述的弥勒大佛。已在陈时就著了《弥勒成佛经疏》五卷、《弥勒上生经疏》一卷的智圆寂于这弥勒灵像的膝下,这或许可说是一种天意吧!
      沿天台山而下,走百里,其行程通常需二、三日。由于智出发是在10月10日,至石城寺时大概为十二、三日,那么到11月24日圆寂,他卧病的时间约有40余日。《国清百录》卷三中的《发愿疏文》收有智给晋王杨广的遗言:“吴县维卫、迦叶二像,愿更聚合修复。县阿育王塔寺颓毁,愿更修治。剡县十丈弥勒石像金色剥坏,愿更庄严。右三处功德,乞修。”
      写疏日期为开皇十七年(597)11月21日,也即智者圆寂的前3日。遗言中的维卫、迦叶两像乃为古时七佛中的Vipasin(维卫=毗婆尸)和Kasyapa(迦叶),是于释迦(Sakyamuni)成佛前后的佛像。据说在西晋的建兴元年(313),这两像曾浮于江苏松江的沪渎口,后被安置于吴郡(江苏)的玄通寺内。关于此事,梁慧皎《高僧传》卷十三的慧达条下,唐道宣《集神州三宝感通录》卷中和《广弘明集》卷十五中皆有载。这传说在敦煌第323窟中亦有描绘。
      智者圆寂前立愿修治的三座佛像,可谓是他对如来三世能常保庄严的宏愿。相对于这遗嘱来说,连以凶残闻名而不可一世的晋王也许不得不掉以轻心。不过结果如何,却无记录。下面我想阐述的,是有关石城寺和它的弥勒像。
      一
      石城寺古时属于剡,称剡县石城寺。其后称瑞像寺、宝相寺,又俗称为大佛寺并沿袭至今。剡为县名,其设置始于秦代。其名由当地的剡溪而出。剡溪源于曹娥江上游,自古以来,以风光秀丽而著名。以秦置县看来属越州管辖。五代吴越王时剡县又分为嵊县和新昌两县。石城寺属后者管辖直至现在。因此,即使是今天的当地人也称新昌石城寺为大佛寺。石城寺名出于石城山。其山形“四仞壁立,怪石嵯峨,环布如城。”乃是一大奇景。山名古时称剡山,吴越王时改名为南明山。南明山地形因属于天台山支脉而横连天姥山系,因而又有“天台的西门”之称。可以说,此地是出自天台山系乃至隶属于天台文化圈内。这在《大师别传》中有记载。另外,睿山延历寺所藏的清代《天台山图》也绘制有新昌县城。《大清一统志》卷二百二十六的山川条下,作了重要的记述:“南明山位于新昌城南四里处,原本名石城山。吴越时改称南明。石城,危岩攒簇,石壁万仞,为天台西门。自石牛镇入,有紫芝、天乐、月峡诸胜。又有夹溪塘、白鹇坞、隐岳洞。宋朱熹复在上建濯缨亭。”
      据此载,由新昌县城向南四里,更确切地说,应为西南,可得三条路。沿大路而行过7华里,如循近路,则2华里即可到达。
      又据《大清一统志》,另有对石城寺的描述:“宝相寺,在新昌县西南南明山中,齐永明中(483—493年)僧护凿石造弥勒像,高百尺,因建寺院,梁刘勰有碑记。”
      上述文字虽然简要,但仍不能明确于石城山附近何时开始建佛寺的具体时间。东晋名僧支道林(314—366)晚年投栖于石城,游心禅苑,传说终于这里(《高僧传》卷四)。古时,此地还有他的墓(《大清一统志》)。这墓曾使当时的名流王繤、戴逵(安道)积木参拜而神理绵绵,感怀不已(《世说新语》)。
      再检《高僧传》,同时代的僧侣于法兰,闻江东山水剡县称奇,于是徐步东瓯(温州地区),远属 ( 山)嵊(嵊山),遂居于石城山麓。即今之元化寺。其弟子于法开,亦于升平五年(361)归居石城山,续修元化寺,似乎也圆寂在这里(《高僧传》卷四)。据说高僧帛僧光,即昙光,他于永和年间(345—?)漫游江东,投居石城山(同上,卷十一)。栖宿于石室中,名曰“隐岳”。因属同一地域,故隐岳寺或许是石城寺之旧称。此外尚有竺昙猷(法猷)年轻时游历江左,后至石城山,乞食坐禅(同上)。这些高僧当时皆筑居石城山,盖是被这块庄严净土的旖旎景色所流连吧。石城山属越州地区管辖,然而其地又处在天台文化圈内,可说是处于吴越和台温的交通纽结处。由于这种独特的地理关系,使当时的佛教进入了光辉灿烂时期。而更不可忽视的是,此地罕见的岩壁与地质也给予洞窟巨像的营造提供了良好的自然条件。
      石佛的造显发愿于僧护。《高僧传》卷十三有此述。僧护是会稽剡县人,年少出家,戒行严净。后居于石城山隐岳寺。寺的北端岩壁陡峭,直上数十余丈。中间仿佛有如佛焰之形。上面树木丛生,曲枝垂阴。僧护每行至岩壁处,辄见光明焕发,闻有丝竹管弦歌赞之声。于是他在此挚炉发誓,愿凿山镌造十丈石佛,以敬拟弥勒千尺尊容。使凡厥有缘之人,同睹龙华三会。至南齐建武期(494—498年),疏凿移年,而石佛仅成面璞。没有多久,僧护就遇疾而亡。临终有誓曰:“吾之所造,本不期一生成办。第二身中,具愿克果。”尔后,有沙门僧淑,继其遗业,终因资力不足,未能成遂。到了梁天监六年(507),始丰县(现为天台县)的县令陆咸在罢邑还乡时,夜宿剡溪,正值风雨晦冥,因惊恐不能睡去。偶打盹时忽梦见三僧来告:“君识性坚正,自然安稳,然建安殿下,感患未瘳,若能治剡县僧护所造石像得成就者,必护平豫。冥理非虚,宜相开发也。”但陆咸还乡一年后,竟忘了此梦。有一日,他刚要出门就遇见一僧侣,因想听他说经便请留宿。僧侣说在去年于剡溪所嘱建安王之事,尚能记否。陆咸惧然,答道不记。僧云:“宜更思之”,便飘然而去。陆咸悟其非凡,追及百余步却忽然不见。豁然知其意,就追忆起前梦来。此僧侣即是在剡溪所梦见的三个僧侣中的一人。
      于是,陆咸上启建安王,建安王再上奏天子武帝,武帝遂敕遣僧祐专任营造石像之事。僧祐赴任前一日,寺僧慧逞梦见一黑衣大神,率一群翼从于佛龛前谋事。次日,僧祐至此,可谓神应。传记曰,“初僧护所创凿龛过浅,乃铲入五丈。更施顶髻。及身相克成,莹磨将毕,夜中忽当万字处,色赤而隆起。今像胸万字处,尤不施金箔而赤色在焉。像以天监十二年春就工,至十五年春竟。坐躯高五丈,立形十丈。龛前架三层台。又造门阁殿堂,并立众基业,以充供养。”
      从此,四方僧俗,提挟香华,不远万里集于石城寺。供施往还,轨迹不绝。建安王因造像有功,竟也恢复了健康,并被晋封为南平王。《高僧传》中,有着这种种的神灵色彩,也确让人难以置信。然总而言之,发愿始造石佛者是剡县出生的僧护,其生前完成不了这一大业迹,到了第二代的僧淑竟也未能完成。上面提及的始丰县令陆咸此时正任职于建安王萧伟处。萧伟闻此事上奏到武帝,遂命僧祐去完成这一使命。因而,这佛像的完成可以说是以梁武帝的敕令而告落成。当然,大施主的建安王萧伟和名僧僧祐作为发起者,其功也是不可磨灭的。
      这时的梁武帝不同于晚年佞佛时期,其思想还是保持异常清新的。关于和他异腹(同父异母)的萧伟,《梁书》卷二十二中有传。萧伟是萧顺之的第八子,名伟,字文达。南齐时以晋安镇北法曹、行参帝军府起家,进至侍中、镇北将军。到了武帝即位被封为建安王。后因体弱多病,于天监七年(508)至十一年(512)两次不得不辞职养疾。翌年(513)又任中抚将军,但又辞职,致力于弥勒像的营造恰正值此时。像成后,即天监十七年(518),萧伟又被晋封为南平郡主,再晋升为镇国将军、中书令大司空。卒于中大通五年(533)。行年58岁。因是武帝之弟,故特下优诏,赠侍中太宰,赠谥元襄王。萧伟年轻时,勤于学问,更好交友,同情贫困,极有孝心。天监十五年(516),生母去世,他和兄萧宏给以厚葬。晚年皈依佛门,专治老庄之学,著有《性情几神论》。以他的财势、疾身与信仰,驱使他对当时的石佛营造能倾注最大的努力和热情。
      受武帝之敕,直接指挥石佛营造的僧祐(445—518年)在《高僧传》卷十一中也收有传记。僧祐俗姓俞氏,生于建康。在齐梁佛教史上,是一位留下不朽业绩的名僧。他初出家于建初寺,后避至定林寺,从法达、法颖专治律学。又巡礼于阗、龟兹而随于法显门下,从事建初、定林及诸寺的修缮,及建斋会、造立藏经、校勘经典等事业。还出入南齐的文惠王、竟陵子(萧子良)之门,和沈约、刘勰等文人也交往甚密。曾编纂《释迦谱》、《出三藏记集》、《弘明集》等著述而被世人所知。《高僧传》记曰:“为性巧思,能目准心计,及匠人依标,尺寸无爽。故光宅、摄山大像、剡县石佛等,并请经始,准画仪则。今上武帝深相礼遇,凡僧事硕疑,皆敕就审决。”
      光宅寺位于丹阳的秣陵(南京),是武帝因寄舍潜邸而建立的寺院。在僧祐的指挥下,这里又铸造了一尊一丈六尺的无量寿佛。它曾作为摄山的大像,被安置于栖霞寺,现存于栖霞山石窟中。陈江总《摄山栖霞寺碑铭》记有法度禅师(?—500)等僧人营造此像之事。因此,在同寺中,该当另有僧祐所造的大像在。
      关于剡县的石佛,如前所述,是僧祐历时4年,至晚年才完成的大业。刘勰《剡县石城寺弥勒碑记》(《全梁文》卷六)有如下记载。
      “(僧祐)律师应法若流,宣化如渴,扬浙水,驰锡禹山。于是扪虚梯汉,构立栈道,状奇肱之飞车,类仙腹之悬阁。高张图范,冠彩虹霓;椎凿响于霞上,剖石洒乎云表。命世之壮观,旷代之鸿作也。”“青与丹砂竞彩,白鋈共紫铣争耀”;“梵王四鹄,徘徊而不去;帝释千马,踯躅而忘归矣。”
      真不愧为《文心雕龙》的作者,碑文虽略为顽艳,但却闳中肆外,神情四溢。它能促使人们神往作者的好友僧祐自受了敕命亲赴石城山现场指挥造佛之事,最终能完成这一庄严使命的情形。文中“高张图范,冠彩虹霓”,可见当时造佛之难。而佛像高过了经典上所说的佛体,且头着宝冠,这未免有点言辞过饰之嫌。从史料价值上看,尚不如上述《僧护传》中的记载。文辞虽清素,反而更逼真可信。下文即以“坐高五丈,立形十丈”为依据来作一概述。
      二
      弥勒于北方盛行,谓释迦、释迦多宝、释迦千佛及兜率天弥勒菩萨,但也有把兜率净土和西方阿弥陀净土二者混淆起来的。这在龙门的造像铭中即能见到显著的实例。解说弥勒上生之说的,有《观弥勒菩萨生兜率天经》。解说弥勒下生之说的,有《弥勒来时经》、《弥勒下生经》及《弥勒大成佛经》等。僧祐的《出三藏记集》收录有弥勒经典13部。现尚存4部。即:
      《弥勒本愿经》一卷(或称《弥勒菩萨所问经》),西晋竺法护译。
      《弥勒下生经》一卷,姚秦鸠摩罗什译。
      《弥勒成佛经》一卷,姚秦鸠摩罗什译。
      《观弥勒菩萨生兜率天经》一卷(或称《观弥勒菩萨经》、《观弥勒》),刘宋沮渠京声译。
      《弥勒本愿经》中,说弥勒本是最早悟得佛理的,但至今尚未成佛。佛说要离开种种垢秽之地,去修行十善,然后成佛。又有《弥勒下生经》和《弥勒成佛经》,前者计2900字,后者计7400字,两者不仅详略相去甚大,而且其内容也大相径庭。共同之处,只是弥勒在龙华树下进行三会说法,救济96亿、94亿、92亿众生。其像身着紫金色、共三十二相、身长千尺,胸广30丈,面长12.4丈,体态端正庄严,极相似于古代所谓“千尺起尊仪,万仞模道树”(《法苑珠林》)中的形容。
      《观弥勒菩萨经》是上面4部中的最后一部。根据“观”这一字似乎可窥出弥勒上生的情形。此经开始时,记述释迦在弥勒上生的12年后授其记印,教诲信徒以上生的可能性。弥勒菩萨在兜率天七宝台摩尼殿上的师子座上忽然化生,结跏趺坐于莲花座上。全身如阎浮檀金。身长16由旬,三十二相、八十种好,神情俱足。顶上的肉髻发为深兰琉璃色,头上的天冠饰以千百亿的摩尼和玉如意宝,并有千百亿种颜色,其中居有无量的化佛。眉间白毫处放射出百宝之色,能见到昼夜不退的法轮常转于未来世。诸多众生建造弥勒形象,供养礼拜。据说弥勒能和众多天人共同降为曼陀罗华来迎候众人。
      身长16由旬,由旬为梵文Yojana的译音,也有译为踰缮那(为印度古代计里数的单位。《维摩经注》:“上由旬六十里、中由旬五十里、下由旬四十里。”——译者注)的,相当于一日的行程。因而高度简直是难以想象。传为法显在陀历(Darada=Dardistan)中曾见到慈氏菩萨的像有百尺之高。玄奘根据传闻,表示在西域也造立有巨大的佛像。佛经的翻译者沮渠京声是北凉的宗室。北凉亡后就流亡到刘宋,于建康的塔寺中译出了这部佛经。后来投居于上林寺。在北方,曾有道安(314—385年)很早就开始从事传播弥勒信仰活动。而南方则稍慢,等法显(577—653年)亲自踏上富于热情的西域之地时,才对上面所述的宏大佛像开始顶礼膜拜。另外,这部佛经还介绍了一些古印度弥勒信仰的实情。上生下生,无论怎么说,是当时动荡的社会造成了人们对弥勒的思慕之情。
      《出三藏记集》是一部佛教记事典藉。现尚存与佛像有关的遗文29篇。其中有弥勒佛像汇集三篇:
      《宋朝皇帝初造龙华誓愿文》。周颙作。
      《京师诸色造弥勒三会记》。
      《齐竟陵文宣王龙华会记》(同书卷二十)。
      这都是对弥勒下生法会的记事,从中可窥视宋齐二代的贵族及邑会中所造佛像的一个侧面。虽非有关图像的直接记录,但无疑法会是将三会说法图与雕像奉为主佛。加之在南朝雕刻界起指导作用的戴逵(安道)及戴父子都是剡人,有关他们对弥勒像的造立之事也有所流传。毋庸置疑,是这种历史背景触发了僧护的发愿,不久由僧祐完成。因此石城弥勒像的造建可以说是决非偶然之举。
      在北方,可考查一些弥勒的遗例。如众所周知的敦煌27窟中的主佛交脚弥勒像。传说是北凉时代的作品,高3.34米,法量虽然未必大,但作为在石窟中的尊容,却能使参拜者产生巨姿之感。再如云冈的17洞和13洞中的主佛交脚像,前者总高度为16.25米,后者为12.95米。第17洞是昙曜五窟之一,于和平初(460—)开工。第13洞是在太和十年(486)以后完成,早僧护凿佛十余年,更早僧祐近30年。僧护、僧祐及齐梁的统治阶级对北方的巨像是必有所传闻的。很难肯定,它没有对当时石城寺弥勒像的营造带来影响,即使是出于南朝贵族的自尊心,不直接单纯地模仿北方的产物,但二者对抗的意识却是必定存在的。正如同天监十五年(516)由胡太后于洛阳永宁寺建造了九层40丈的佛塔一样,像与塔虽不同,但作为造像的另一面,南方政权所爆发出的强烈造像欲望,其背景是完全能给人以启示的。
      三
      智者大师临终时,嘱晋王杨广重修佛像有三。一是前世佛。一是释迦佛像,即现在佛。再是未来佛。这三佛象征着过去、现在、未来三世。笔者认为智者发愿这三事是寄予他永恒生命的期待。就他来说,石城弥勒自完成以来大约已过了80年,佛像的色彩、殿阁的架构等显然已要作必要的修缮。关于遗嘱有无实施,书中虽未有明言,但晋王杨广不仅修缮乃至保护了石城弥勒像是深信不疑的。因此,可以说这是第一次的修缮。以后到了唐初,就出现了道宣。
      道宣(596~667),俗姓钱氏。一说丹徒(江苏省镇江市)人,一说长城(浙江省长兴县)人,是为时人瞩目的高僧。据《宋高僧传》卷十四,他居于唐京兆西明寺。《明律篇》卷首说他是玄奘门下最活跃的僧侣,为南山律的始祖。著述有《广弘明集》、《续高僧传》、《三宝感通录》等,合250余卷,现存35部188卷,为一代大学僧。传说道宣圆寂之前曾有一天人向他授记曰:“律师,当再生于睹史天宫。”后其母怀胎时梦见梵僧,告曰:“汝所妊者,即梁朝僧祐律师。祐则南齐剡溪隐岳寺僧护也,宜出家崇树释教云”。怀胎12个月,于4月8日诞生,是与弥勒佛有关的高僧。道宣和石城寺弥勒像的关系是:僧护——僧祐——道宣,是三世转生的造佛主人公。这在后文将还要涉及到。在我国的清凉寺的僧人然也有这样的传说。但是,作为其本人,在《三宝感通录》卷中有如下记载:“有梁佛像多现神奇,剡县大石像者,原在宋初育王所造。初有昙光禅师从北来,巡行山川为幽栖之所,见此山崇丽,乃于峰顶构小草堂,空中闻天乐声曰:此是佛地,如何辄有蔬圃耶?光闻之,南移天台,后遂缮造为佛像,积经年稔,终不能成。至梁建安王患,降梦能引剡县石像病可得愈。遂请僧祐律师即至山所,规模形制……”云云。
      通观道宣的记载,即在刘宋时,昙光率先来此构建起了草堂。但不知何故,对尔后而至的僧护却片言不提。关于昙光(帛僧光),在《高僧传》卷十一中有载。他于永和初(345~?)投居剡县石城山,创建了隐岳寺。因隐岳寺是石城寺的前身,道宣以为石佛建者乃昙光。所以,这里避开僧护、僧淑不谈,直接就说建安王与僧祐,或许是漏掉了这两位僧人。道宣是律僧,僧祐也是以律僧而著名,对于两人在著述倾向上,也有相似之处。但是,在记载上,却难以发现道宣和石城寺之间的直接关系。石城寺在道世的《法苑珠林》中也有所载。另外,唐初时,苏州通玄寺的律僧慧竁(523~639年)经常来越州,特地至剡县参拜大佛后,径自去天台(《续高僧传》卷二十二);再是在则天武后时,慈恩大师弟子长安崇福寺的神楷于石城寺,撰写了《净名经疏》一卷(《宋高僧传》卷四)。在《宋高僧传》卷中,有处州法华寺智威传,载曰:“(智威)闻天台宗盛,遂诣沃州(山)石城寺,亲近灌顶禅师求取心要。”
      沃州山位于新昌县东25华里处,地临东峁山,自古以名山著称(《大清一统志》卷二百二十六)。唐诗人白居易曾记东峁山在晋宋间,是僧俗名士的聚集地。自齐至唐,东峁山成了浸荒寂寥之处,罕有人迹(《沃州山禅院记》)。此二石城寺是否因混淆本属于同一寺院。这是有必要需作考证的,如属同一寺院,那智者的高足灌顶(561~632)是在石城寺居住,于此传授天台六祖于智威的。
      作为研究的课题,在寺院史上更不能忽视的是越州法华山寺的僧玄俨(675~741)。他于玄宗开元年间,为了重修石城寺曾倾注了极大的热情,是一代名僧。《宋高僧传》卷十四载:“(玄)俨内倾衣钵,外率檀那,布黄金色,溶白银相,以铜、锡、铅、锴、球琳、瑯玕,七宝浑成,八珍俱足,宝积(长者之子)献盖,(菩萨)界现三千(大千世界)。伽叶贡衣,金逾十万,如须弥(山)之现大海。俨之功德,不可思议。”传记赞誉了他对大佛的修治功业。玄俨因与洛州剌史徐峤、工部尚书徐安贞是同族关系,与国子司业康希铣、太子宾客贺知章、杭州临安县令朱元慎等是同乡关系,故从中得到了援助协力。当时尤以徐峤、徐安贞、贺知章三人最为盛名。《唐书》有传。玄俨出生于浙江诸暨县,俗姓徐氏,是南山律正系的继承人,以广布佛法为事,共得门人3000,弟子500,堪称一代高僧。就这样以他围绕着自身的血缘、地缘关系接受有力者的援助,从而完成了重修石城寺弥勒像的重大功业。
      装整一新的石城寺,迎来了诗人孟浩然的游览,并留下诗一首,即《腊月八日于剡县石城寺礼拜》(《全唐诗》卷十六)。诗曰:“石壁开金像,香山绕铁围。下生弥勒见,回向一心归。松竹禅亭古,楼台世界稀。夕岚增气色,余照发寒辉。讲席邀谈柄,泉台施浴衣。愿承功德水,从此濯尘机。”
      从“石壁开金像”、“楼台世界稀”这吟咏中看,不难推测,此时由玄俨修建后的石城寺大佛是颇为雄伟壮观的。
      关于以后石城寺的盛衰,在《民国新昌县志》卷十七及后世所编纂的《嘉泰会稽志》、《万历新昌府志》、《乾隆绍兴府志》等处都有收录。近世载璋编的《新昌县石城大佛寺兴衰年表》(新昌县《文史工作通讯》)也极有参考价值。然而,检《嘉泰会稽志》,在唐会昌五年(845)建楼阁三层,名曰“瑞像阁”。这一记载似乎难以置信。因为这时正值武宗(840~846)期间,是废寺的高潮期,其灾殃及天台。无论怎么说,此时不可能来修建这石城寺。其次是宣宗(846~859)之时,由于复兴国清寺,寺僧共同上京请求,传说朝庭下赐一切经籍与梵钟(《行历抄》)。距国清寺甚近的石城寺当时不可能安然地被置于疯狂的飚圈之外。这是无法想象的。
      到了五代,以杭州为中心的吴越王政权大约持续了70年。太祖钱(907~932年)赐钱80万贯,建了东西7间的三层楼阁。据说他还留下了一首《隐岳洞诗》。诗曰:“百尺金容连翠岳,三层宝阁倚青霄。手炉香暧申卑愿,愿降殊祥福帝尧。”
      其诗中褒誉了百尺金容的大佛及直倚青霄的宝阁。更把自己比为尧帝,以遂其为帝求福之心愿。改石城山为南明,命石城寺为瑞像大概也始于此时。隐岳之名原同昙光开山有关。因为大佛殿的右侧,至今尚存有石窟。传说为隐岳洞的遗址。剡县改名为嵊县,再分为新昌县是后晋天福五年(940)吴越王第二代的钱元馞之时,新昌县名一直沿用至今。此外,寺名于北宋的景德年间(1004~1007)赐名为宝相寺直至今日(参见天圣五年(1027)钱维演撰《重修宝相寺碑文》)。
      至明代永乐九年(1411),僧裔重修了佛阁。共三层五楹,高13.5丈。当时称为毗卢阁,以致使主佛弥勒与毗卢遮那佛相混。近世寺院由临济宗的禅僧经营管理。正统年间(1436~1446年)楼阁蒙遭大火。直到清代康熙、乾隆盛世,再进行了大规模的修整。嘉庆四年(1799),九楹的大悲阁竣工。清初造建是五层七楹,嘉庆的九楹之说也许诚属是一种夸张。连毗蓝也难避于太平天国的一把劫火,石城寺归于灰烬。现在五层五楹的规模是在光绪五年(1875)后重修的。民国六年(1917),又由上海的哈同夫妇再加以助修。
      悬崖建筑的样式从云冈、敦煌等地已能初见端倪。作为这里的特色,它保持了南方建筑方式,即飞檐高耸的屋檐式。各层的檐下有“逍遥楼”(五层),“弥勒洞天”(四层),“三生圣迹”(三层)的匾额。1961年,被指定为浙江省文物保护单位。“文革”之际,殿内安置的古代塑像21尊被毁,而石佛总算幸免于难。
      四
      石城寺弥勒佛的造建自梁天监十五年(516)以来,迄今已有1470多年的历史。如从发愿者僧护算起,那就大约1500余年了。世事的沧桑能让人感喟不已。值得一提的是我国的渡海巡礼僧。天台山和五台山都是亚洲佛教的圣地。石城寺属于前者的地域内,应当有必要作一回顾。从越州至天台,新昌县是必经之地。因此,不仅是我国平安时期的求法僧,就是镰仓以降的禅僧也屡有经过此地。
      最澄的《越州将来目录》,其中存有《剡山石城寺弥勒石像碑》一卷。这也许就是刘勰的碑记。最澄还时时注意有关教祖的圆寂地、临终等情况。他取最近距离往复于天台山和明州(宁波),所经之地即为剡县的东部。后于越州途中求得了《天台智者大师别传》。此后,因参拜天台山,平安初期的僧人有圆载、惠运、圆修及圆珍等。他们大致从台州去长安。沿当时的途径,那当然要经过越州,经过天台的西门石城寺附近。圆载《行历抄》写有:“大中八年(854)二月初旬,留学生圆载离(天台)赴剡县,此地属越州管辖,与唐兴县(今天台县)相去一百八十里。”再是,圆珍曾向圆载问起“于剡中留驻长久”等语。尽管此时因废佛的影响,有诸多一时还俗之事。但从久居剡中看,圆载是肯定参拜过石城寺的。然而,在天台寺投居二年的圆珍和他的僧俗们所巡礼的形迹于今却难以寻觅。也许史料上的欠缺是其中的原因之一。此外,智者的墓塔也还在天台山的禅林寺中,另有其圆寂处和弥勒圣迹等。但那是次要的。
      作为我国真实的参拜者,应首推为前面提到过的然(938—1016年),前些年人们从他自台州带来的释迦瑞像的胎内发现有由他自己所写的记述。其中有《入宋法巡礼并瑞像造立记》。其文曰:“癸未岁(太平兴国八年—983)十月八日,发离天台。十一日,至新昌县,以礼南山澄照大师三生所制百尺弥勒石像。梵容奇特,虚阁巍峨。以十二日,前进,经过杭越,涉历数州。”语虽寥寥,但仍作为重要的参拜记述而被人注目。南山澄照大师是咸通十年(869)唐懿宗追赠道宣的谥号。在北宋时代,僧护——僧淑——僧祐先后造佛已被僧护——僧祐——道宣这三世转生所代替。石佛的营造也根据后者三世转生而传颂。然大概是根据这条传闻而记下的。“梵容奇特”是称赞石佛的尊容。“虚阁巍峨”是指仰视楼阁之高大。石城寺的非凡感动了他,把当时的心情表露得淋漓尽致。作为东大寺的僧人然在他的哺育地南都的笠置山奉行着兜率天,以作圣地。尤其是在法相教学上,自玄奘以来盛行信仰弥勒,从而感化了不少人。然随身带着的《立誓书》曰“立一处伽兰,兴释迦遗法。及后,第二世必与‘誓藏僧义’,共生于兜率院。见佛闻法,第三世随从弥勒,下阎浮(提)。”然立志要做弥勒的兜率天信徒,这在其誓书上已露山了端倪。
      五
      检《绍兴府志》与《新昌县志》,其中都载有石城寺弥勒的法量。现将北宋咸平年间(998——1003年)由僧辩端所作的记载介绍如下:“龛高一十一丈,广七丈,深五丈,佛身通高一十丈,坐高五丈又六尺。其面目发际至额长一丈八尺,广亦如之,目长六尺三寸,耳长一丈二尺,鼻长五尺三寸,口广六尺二寸,自发际至顶高一丈三尺,指掌通长一丈二尺五寸,广六尺五寸,足亦如之。两膝跏趺相距四丈五尺,壮丽特殊,四八之相弥不毕具。”
      上述的法量记载总觉得尚可推敲。龛深五丈是沿袭僧祐铲入5丈的说法。尽管我们不拘束于这数字,然而对文献的实证性有诸处作一检讨是有必要的。因此,与其是仅局限于介绍古代法量的存在,那还不如越过这记载,直接引用由新昌县文史组所测的实数,来作一参考。佛像座高1.91米,身高13.74米,佛头高4.87米,身长2.7米,两膝跏趺距10.6米。
      其中佛座高想必是须弥座的高度。即佛教语上所指的台座上的趺跏。陈百刚《试论浙江新昌石雕弥勒大佛》中有记述:“静坐石穴,身饰黄金,光彩灿然,顶有螺髻,石穴后壁上有圆晕(头光)正当佛首。……额部宽阔。鼻梁高隆,通于额际。眉眼细长,方颐薄唇,两耳下垂,几及于肩。”又写道:“(衲衣)上衣披于两肩,中胸袒露,衣着襞褶如绘画的线描。”
      再从照片上去看佛像。其左脚于上结跏趺坐,左指于下作定印结。因下裳至于腹的上部,故其是否表示系有腰带尚不大清楚。还有于胸部处留有“卐”字的残痕。如再仔细瞧,大佛上衣两肩上的蔽护部分和大襟的褶线线条稍有些模仿古式,呈现出曲线之美。而短粗的脖子和眼鼻、下颚的面相、螺髻及大肉髻,无论如何是相似于近代的。
      佛像的背光,可看出是由头光和身光组成的。在头光的四重轮廓的外缘围有简略的火焰状。身光的三重轮廓不施雕琢,极其素朴。仅从色彩上看,就能给人以简洁明快之感。至为重要的是,当地的岩质尚不能明了。希望将来能在实地进行精密的考查。在对原有和后补整部分未能加以严格甄别之前,是不能作出轻率判断的。顺便提一下,这里的佛像较之北方的六朝弥勒诸遗例,似乎特别感到失去了一些古代的样式。如特意要抽绎出在外形上相类似的话,那么,直接于结跏须弥座上作定印结,可说稍相似于云岗18洞中的露佛和释迦像。当然,这是初步的比较。相对于后者的石窟佛像,这里的洞窟即使再深,也只能称为摩崖形式的龛佛。为了遮敝龛佛,当初设计了楼阁式的悬崖建筑。今日的云岗第5、第6洞也能见到这悬崖式的楼阁。不同的是后者是于后世才添建上去。因此,现状就由传统而流传了下来。
      弥勒的像容,无论是上生、下生都有菩萨和如来之分。有坐形、倚坐、立像之分;此外,还有交脚、半跏之别。除了原施无畏印外,既有降魔印、又有思维印。也有如密教系手持东西的。虽没有象四川乐山的弥勒像那样因其两掌下垂而流露出奇异的特殊姿态,但石城寺大佛是禅定形的,极为罕见,弥足珍贵。倒不是仅仅是因为禅定形就单可作为特异之例,重要的是它恰恰能说明中国弥勒印相的多样性,从而不是可以引导我们进一步去作新的探求吗?
      以上所述的是有关文献上的历史性巡视。如果从注重于实地考证的佛教美术观来看,遗憾的是,由于对遗迹勘察的欠缺,尚存有许多不尽人意之处。于此,在笔者感到自惭之时,欲寄希望于将来,能面向实像进行挑战。同时还望有识之士多加垂教。
      (原文刊于《佛教艺术》163号,昭和60年11月。本刊略有删节。)
    作者:(日本)小野胜年著 梁少膺译   来源:佛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