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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国佛教史上十二问题补正

     

     
      编者按:当前我国佛学事业繁荣,佛学研究不断深入,硕果频出。不管是读者或是研究人员面对众多的学刊和著述都不能全部一一拜读。于是这就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应该怎样去了解已有的学术成果,应该怎样去了解当前的学术动态?本刊编者这几年来一直注意到这一问题,并且发表了一些研究成果综述。但是即使如此,也未必能把所有的学术研究成果展现出来。这次发表的温玉成先生的文章,是我们作的又一尝试。作者将自己这十几年来的佛学研究成果做了一次全面的回顾总结,提纲契领,钩沉玄要,书之出来,供学界参考,使学人能够比较了解他的学术成就和主要观点,在未来的研究事业中加以借鉴,这不失为一个较好的思路。如果每个学人,特别是老一辈的学者,都能将自己的学习研究心得用提纲挈领的方式书之出来,介绍给大家,这就比后人再去做学术式的总结要好的多,所以我们寄希望于各位学者、专家提供这种鸟瞰式的文章。
      温玉成先生是我国自己培养起来的中青年学者,他从60年代起就致力于佛教考古的研究,正是由于这一特长,使他能够充分利用现己发掘到的各种石刻铭文墓志,去补文史藏经材料的缺陷,并将两者对照起来研究,发前人所不逮,今人所不见之音声。遗憾的是,当前的佛学研究能够充分利用考古成就,再加上史书记载去进行综合性研究的学者实在不多,我们所接触到的大多数著作,仍然属于文字式的淘金游戏之作,而且有很多是重复式研究,耗费精力,事倍功半。
      当然,研究历史,研究佛教,离不开历史资料,但是仅有流传下来的一些史书经藏,还是不够的,考古的材料发现,往往能够提供更有力的证据,解决一些重大的历史问题。本世纪佛教考古所发现的敦煌写经、法门寺塔文物,无疑改写了部分佛教史。温玉成先生的这篇文章的价值就在这里。如果学者写佛教史时,能流览一下这篇文章,或许能够给你提供一些新材料和可资借鉴的观点,你就不会仅利用几部前人写作的僧史或灯录去做“深入”的研究,或者拿着几片残经就作出大藏经是某某经的“再刻”之轻率结论。
     
     
      1.少林寺的“翻经堂”与《十地经论》的翻译
      在中国佛教史上,《十地经论》是怎样译出的,一直存有争论;它具体译于何处,向无人论及。我的研究表明:《十地经论》是先由勒那摩提(宝意)于正始五年(508)在少林寺“翻经堂”始译。永平二年(509),菩提流支(道希)始至少林寺翻经堂“助传”,开始“合翻”。后因翻译上的分歧而“相争”,继而扩展为“二德争名”。合翻的本子则由慧光“通其两诤,取舍由悟,纲领存焉”。但这并未消除矛盾,故二德又各自“别译”,不相询访,其间隐没,互有不同。
      少林寺设有“翻经堂”,勒那摩提译经于此之事,见裴誛《皇唐嵩岳少林寺碑》(立于开元十六年七月十五日)。碑云:“沙门跋陀者,天竺人也。……缅自西域,来游国都。孝文屈黄屋之尊,申缁林之敬。太和中,诏有司于此寺处之,净供法衣,取给公府。法师乃于寺西台造舍利塔,塔后造翻经堂。……时有三藏法师勒拿,翻译经论,游集刹土。”
      关于菩提流支译经于少林寺之事,慧立、彦胔《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两次言及。卷六记玄奘法师于贞观十九年(645)二月上书唐太宗云:“玄奘从西域所得梵本六百余部,一言未译;今知此嵩岳之南、少室山北有少林寺,远离落,泉石清闲,是后魏孝文皇帝所造,即菩提留支三藏翻译经处。玄奘望为国就彼翻译……。”同书卷九又云:少林寺“其西台最为秀丽,即菩提留支译经处,又是跋陀禅师宴坐之所,见有遗身定塔。……”显庆二年(657)九月二十日,玄奘上书唐高宗,请求入少林寺翻译,帝览表不许。
      “翻经堂”尚存遗址,今人称为“甘露台”。它在今少林寺西墙外北侧。
      隋代费长房《历代三宝记》卷九述及勒拿摩提、菩提流支译经时,指出《十地经论》和《宝积经论》是二人“并译”的史实;但也说明因“二德争名,不相询访,其间隐没互有不同,致缀文言,亦有异处,后人始合”的史实。菩提流支的译经,则置于“永平二年”;《续高僧传》则概言之“永平初”。
      《续高僧传·慧光传》所述,较为翔实可信。文云:慧光(487~536)“后入洛,搜扬新异。南北音字,通贯幽徽。……会陀(跋陀)任少林寺主,勒那初译《十地》。至后合翻,事在别传。光时予沾其席,以素习方言,通其两诤,取舍由悟,纲领存焉。”
      作为《十地》译于少林寺的旁证,是冯亮于504年被俘后,隐居少林寺。511年后,宣武帝令冯亮侍讲《十地》诸经,固辞不拜(《魏书》卷九十,逸士冯亮传)。511年《十地》刚刚译出,冯亮因“笃好佛理”,又居少林,深悉该经内容,故宣武帝请他“侍讲”《十地》。
      任继愈先生主编的《中国佛教史》第三卷第二章第一节及第三章第五节中,未能指明《十地》译于少林寺之翻经堂;又依崔光《十地经论序》认为该论是菩提流支、勒拿摩提、佛陀扇多“共同译出”者,恐欠允当。崔光的序,不愿张扬二人分歧,只好调和其事,非史实也。
      2.禅宗的嫡传六祖——法如①
      今人论禅宗者,言“六祖”必称“南能北秀”。神秀亦只是作为惠能的陪衬而存在。事实上,弘忍(601—674)时代尚无“定祖”之风,更无南北分裂之势;各序师承,亦很正常。弘忍去世时,大弟子中只有法如在侧,故云传法于法如,本极平常。法如(638~689)去世时,称“忍传如”,神秀(?~706)、惠能(638~713)、玄赜、智诜(609~702)及其弟子辈普寂(650~739)、义福(657~736)、净藏(675~746)、神会(684~758)等等均在世,而无一人对此提出异议,足证这在当时乃是一不争之事实也。
      因道宣(596~667)早于法如22年而逝,故《续高僧传》中无“法如传”;法如的弟子辈中无高僧大德,故师名不显;禅宗南北势若水火后,早把法如置于一旁,故宋代僧史亦不言法如矣!
      在登封市少林寺东1公里处今存法如塔,塔内有《唐中岳沙门释法如禅师行状》石碑,立于唐永昌元年(689)七月二十七日,这是有关禅宗五祖传法的最早史料。据碑文可知:法如俗姓王,上党人(今山西省长治市)。幼年随舅父至澧阳(今湘北的澧县),19岁(656)出家,2年后(658)投蕲州忍禅师咨受。“至咸亨五年(674),祖师灭度,始终奉侍,经十六载。既淮南化掩,北游中岳。后居少林寺,处众三年,人不知其量。……垂拱二年(686),四海标领僧众集少林精舍,请开禅法。佥曰:‘始自后魏,爰降于唐,帝代有五,年将二百,而命世之德时时间出,咸以无上大宝贻诸后昆;今若再振玄纲,使朝闻者光复正化!’师闻请已,辞,对之曰:‘言寂则意不亡,以智则虑未灭。若顺诸贤之命,用隆先胜之道,如何敢矣!’犹是谦退三让,久乃许焉。”此时上距弘忍去世已12年,故“四海标领僧众”都希望法如“再振玄纲”、“光复正化”。
      该碑还提出了有关禅宗六祖的第一个传承表:“南天竺三藏法师菩提达摩绍隆此宗,武步东邻之国,传曰神化幽迹。入魏传可,可传粲,粲传信,信传忍,忍传如。当传之不可言者,非曰其人,孰能传哉!”法如谨慎而明确地宣布,他死之后,无弟子可传。
      有关法如事迹,唐代碑刻中多有明证:
      一是大敬爱寺沙门智严撰《大唐中岳东闲居寺故大德皀和尚纪德幢》(开元十三年六月十五日立,王昶《金石萃编》卷七三)云:元皀(644~716)遇法如于洛阳敬爱寺,三年后元皀“与都城大德同造少林,请开禅要。……遂蒙启发,豁然会意。……因而叹曰:‘尝闻千载一遇,今谓万劫难逢!’……此一行三昧,天竺以意相传,本无文教。如来在昔,密授阿难。自达摩入魏,首传惠可,可传粲,粲传信,信传忍,忍传如,至和尚(按指元皀),凡历七代,皆为法主,异世一时。”
      二是《皇唐嵩岳少林寺碑》云:“复有大师讳法如,为定门之首,传灯妙理。弟子惠超,妙思奇拔,远契玄纵;文翰焕然,宗途易晓。”
      三是严挺之撰《大唐故大智禅师碑铭并序》(开元二十四年九月十八日立,《金石萃编》卷八十一),称大智禅师义福(657~736)欲投法如为师,“时嵩岳大师法如,演不思议要用,特生信重。……既至,而如公迁谢。怅然悲愤,追践经行者久之”,后投神秀为师。
      四是敦煌遗书中出土的《导凡趋圣心诀》卷子(伯希和第3559号及3664号),内云:“初,菩提达摩以此传慧可,慧可传僧粲,僧粲传道信,道信传大师弘忍,弘忍传法如,法如传弟子道秀等。”敦煌卷子杜籫撰《传法宝记》所列传法次序,是菩提达摩—可—璨—信—忍—法如—神秀。但“道秀”是否即“神秀”,神秀是否从法如学习,皆无证也。
      3.西行的新罗惠超是少林弟子②
      有唐一代,西行的高僧中,除玄奘(600~664)、义净(635~713)外,赫赫有名的就是新罗僧惠超了。他所撰《往五天竺国传》残卷在敦煌发现,1905年被伯希和(1878~1945年)夺去,编号为伯3532。我国学者张毅于1994年有笺释本刊行。
      90多年来,有不少学者在研究惠超,但无甚进展。张毅云:“《高僧传》中慧超无传,因此其生平事迹不详。仅知慧超为新罗人,其出生年月与地点,何时入唐,均无法确知。目前只能根据若干不完全的资料作一些近似的推测。他可能出生于唐武则天圣历三年(700),也有人认为生于长安四年(704),……此后约于开元十一年慧超即往天竺……”
      前引裴誛《皇唐嵩岳少林寺碑》在叙及少林历代高僧时有云:“皇唐贞观之后,有明遵、慈云、元素、智勤律师,虚求一义,洞真谛之源。复有大师讳法如,为定门之首,传灯妙理。弟子惠超,妙思奇技,远契玄纵;文翰焕然,宗途易晓。景龙中,敕中岳少林寺置大德十人。数内有阙,寺中抽补,人不外假,座无虚授。……”法如(638~689)住少林寺6年(683~689),弟子惠超求法于法如只能在此6年之内。碑中对法如众多弟子中独独推崇惠超一人,称颂他“妙思奇拔,远契玄纵”,即指惠超西行而言;又称颂他“文翰焕然,宗途易晓”,显然他有著作问世。裴碑作于开元十六年七月十五日,惠超于开元十五年十一月已回程抵龟兹,则裴作碑时惠超已回到洛阳矣。
      在古龟兹国(今新疆库车县)的库木吐拉千佛洞的罗汉洞内西壁上,有划画题记曰:“惠超礼拜罗汉,回施功德,慈母离苦解脱。”在另一洞窟中,有红色笔书写题记:“惠超、法圣、伯(今“辩”字)到此间”。上述两条题记,是否是西行之惠超所记?不敢断定。
      唐高宗至玄宗时代,洛阳有许多新罗人。龙门石窟西山就有“新罗像龛”;玄奘的大弟子文雅(即圆测,613~696)乃“新罗国王之孙也”,从地婆诃罗入洛,迁化于洛阳佛授记寺,初葬于龙门香山寺北谷。北宋政和五年(1115)才迁其遗骨于玄奘塔侧。新罗僧无染(799~888)、慧沼(774~850)等也相继到龙门和少林寺参学。义净的《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作于691年)中,记载了几位西行的新罗僧,但无惠超。可能惠超的西行在691年之后。假定惠超从法如学习时是20岁至30岁,则他到龟兹时的年龄在58岁至68岁。推知惠超的生年在(660~670)年之间。近人往往将金刚智(669~741)弟子慧超与西行的惠超混为一人,故更增加了混乱。
      4.华严宗创始人康法藏的身世③
      康法藏(643~712)的身世,虽有阎朝隐、崔致远及赞宁等人的碑铭、传记,然犹有不明之处。洛阳龙门石窟发现有关康法藏造像记四处:
      (1)在魏字洞有小龛,造像记云:“法藏为父母、兄弟姊妹,又为胜蛮,敬造阿弥陀像一龛。乾封二年四月十五日”。时法藏25岁,尚未出家,胜蛮可能是其妻子。法藏28岁(670年)才出家。
      (2)在老龙窝上方有一唐高宗时代小洞,内题造像者名字有韩曳云、司徒端、刘彦举、康法藏……共38人。
      (3)在宾阳洞上方,有二排造优填王像小洞,均为唐高宗早期所造,共12个。其中有2个题名曰:“法藏供养”。
      (4)龙门东山有一圆形尊胜幢塔残石,上有康法藏祖坟题记。文云:
      “次西边坟,
      祖婆康氏,
      右麟德二年八月亡。
      祖父俱子,
      右上元二年五月亡。其年八月葬在洛州河南县龙门乡孙村西一里。父德启合葬记。孙男:法藏。阿杵、无泰、惠琳。孙男崇基、万岁。
      父德启,
      右去垂拱三年七月七日。
      母尹氏,
      右去长安元年十一月廿九日亡。”
      综观上述资料,可知法藏的祖父叫康俱子(?~675)、祖母康氏(?~665),皆康居国人。父康德启(?~687),母尹氏(?~701),当为汉族。法藏、万岁、崇基,兄弟共三人;阿杼、无泰、惠琳,姐妹共三人。
      法藏已是第三代移民,母亲又是汉族,所以他“本资西胤,雅善梵言;生寓东华,精详汉字。故初承日照(即地婆诃罗,死后葬于龙门东山之香山寺),则高山擅价;后从喜学(即实叉难陀),则至海腾功。”
      神龙元年(705),中宗以法藏平张易之乱有功,赠鸿胪卿,“赏以三品,固辞固授,遂请回于弟,俾谐荣养。至二年,降敕曰:‘……宝藏可游击将军、行威卫隆平府左果毅都尉,兼令侍母,不须差使。’”(崔致远撰《唐大荐福寺故寺主、翻经大德法藏和尚传》第七科)。这里的“遂请回于弟”乃是“遂请回于子”的曲笔。因法藏兄弟三人中无“宝藏”其人;且705年尹氏已去世4年,“兼令侍母”的母,只能是法藏的妻子胜蛮。此时法藏62岁,胜蛮当小于62岁,正需儿子宝藏侍养也。
      5.天台宗七祖——风穴寺可贞④
      今之谈天台宗传承者,皆以天台智靑——章安灌顶——缙云智威——东阳慧威——左溪玄朗为四祖至八祖之说。然而,早在唐朝,人们就认为此说“向晦,宴息而已”(梁肃:《台州隋故智者大师修禅道坊碑铭并序》)。
      河南省汝州市风穴寺内有五代后汉乾皊三年(950)虞希范撰《风穴七祖千峰白云禅院记》碑,述及“风穴七祖”来历云:“开元年,有贞禅师袭衡阳三昧,行化于此,溘然寂灭,示以维。有崔相国、李使君名詗,与门人等,收舍利数千粒,建塔九层,玄宗谥为‘七祖塔’,见今存焉。”
      贞禅师,即可贞(642~725),京兆人,俗姓张氏。年弱冠,秀才登科,知名太学。但以为儒家非正谛,文字增妄想,因而载顾华宗,遂受衡阳止观门于洛阳白马寺。后隶风穴寺。前刺史、故丞相崔日用、吏部尚书李詗,皆顶奉山宇。贞禅师以开元十三年九月十八日示寂,春秋八十四。弟子宗本为之造塔。唐玄宗谥“七祖塔”的时间,在开元二十七~天宝十五年之间(沈兴宗撰《大唐开元寺故禅师贞和尚塔铭》,《金石萃编》卷八十三)。
      上述二资料确证可贞是袭“衡阳止观门”的天台宗大师,大约是经崔日用(《旧唐书》卷九九)、李詗(《旧唐书》卷一一二)之请求,由唐玄宗谥为天台宗“七祖”,大塔(今存)便是“七祖塔”了。至五代时,风穴寺仍是天台宗寺院,所以习天台止观的匡沼、省念乃会聚于此。但此时天台中衰,他们又改为禅宗临济派了。遗憾的是《塔铭》中没交待可贞在白马寺从何人受天台宗;可贞的弟子宗本又恰遇“安史之乱”,故这一段天台宗史为后人所遗忘也!
      6.临济宗四祖风穴匡沼
      宋代至现今的禅宗史上,都把临济宗四祖写作“风穴延沼”。实际上,“延沼”乃“匡沼”之讹。宋代人避赵匡胤之讳,改匡沼为延沼。明代以来,相沿而不知更改也。
      前引《风穴七祖千峰白云禅院记》云:“禅师法号匡沼,俗姓刘氏,浙东处州松阳县人也。于护国寺出家,得佛心印,为人天师。……自清泰初(934),禅师以身观身,上德不德,挈携瓶锡,来住林泉。谓幽盝为匡界之基;谓宴坐作修行之地。参禅者便息四方之志,问法者不远千里而来。不十年间,僧徒辐凑矣。于是,改易经堂,创修佛殿,川原革故,庭宇鼎新……。”
      通读此记,知匡沼即《景德传灯录》卷十三等文献所说的延沼:二者同姓刘;同为浙江人;同时住风穴寺;同有郡守李公请开法席,又同依李公避难于郢州;同有宋太师(即宋彦筠)作檀越主等等。早在清康熙癸丑年(1673),任枫(字木庵)撰《风穴志略》时已指出延沼乃匡沼之讹,惜300多年来未曾引起重视。
      更堪注目的是五代时临济宗传法维艰。匡沼早年“依本州(处州)开元寺智恭披剃受具,习天台止观”(《释氏稽古略》卷三),“玩《法华玄义》,修止观定慧”(《佛祖历代通载》卷十八),显然是位天台宗和尚。五祖省念亦是密诵《法华》,行头陀行的天台宗禅师。省念晚岁依匡沼,充知客,“穴(指匡沼)乃垂泣告之曰:‘不幸!临济之道,至吾将堕地矣!’师(指省念)曰:‘观此一众岂无人也?’穴曰:‘聪明者多,见性者少。’师曰:‘如某者何如?’穴曰:‘吾虽望子者久之,恐汝耽着此经(指《法华经》),不能放下。’师曰:‘此亦可事。愿闻其要。’穴遂升堂……”(《风穴志略》卷下)。
      总之,匡沼(896~973)和省念(925~992)都是由天台宗转移到临济宗中的僧人,这一段公案过去很少为人所知。
      7.密宗入华及善无畏、金刚智葬地⑤
      向来的佛教史,都以“开元三大士”(善无畏、金刚智、不空)作为密宗入华之始。实际上,早在隋开皇年间(581~600),在广州就有“男女合杂,妄承密行”的记载(《续高僧传·达摩笈多传》)。《宋高僧传·智通传》更明确指出,唐永徽年间(650~655)智通即云“行瑜伽密教,大有感通。”同书还记述在永徽年间,由中印度僧阿地瞿多(无极高)主持,在长安慧日寺建立了“陀罗尼普集会坛”,发起者有沙门大乘琮、李世眅、尉迟敬德等12人。阿地瞿多还从《金刚大道场经》中撮要译出了《陀罗尼集经》12卷,内有“三重院方形坛”,配合95尊像;又有“五重院方形坛”,配合209尊像及139尊像等仪轨。
      武则天神功元年(697),为拒契丹,命康法藏以“左道”诸法建十一面观音道场,置观音像行道。景云再春(711),唐睿宗命法藏祈雪,依《大隋求经》结坛,写《大自在陀罗尼总持》,投于龙湫。
      以大日如来为本尊的造像在龙门石窟的发现,也证明瑜伽密教早在“开元三大士”之前已传入中国,并相当发展。龙门东山发现的刘天洞,造于天授三年(692)以前,就是以大日如来为主尊的洞窟。擂鼓台南洞亦是与刘天洞同期的密教洞窟。
      善无畏(637~735)葬于洛阳龙门西山北阜的广化寺;金刚智(669~741)葬于龙门西山南阜的奉先寺。二寺遗址已由考古调查判明。据此,日本国真言宗总大本山会已于1988年11月在二寺遗址竖碑纪念。⑥
      8.“禅宗七祖”神会⑦
      神会是禅宗史上赫赫有名的高僧。但他的生卒年月,去世地点,传法弟子为何人等等问题,一直争论不休。仅以生卒年月为例,即有三说:《圆觉经略疏抄》记为684~758;《宋高僧传》作668~760;《景德传灯录》作686~760。胡适先生对神会生平作了许多考证,还是有许多问题没有解决。
      1983年12月,在洛阳市龙门西山唐代宝应寺遗址中,出土了由“门人比丘慧空”撰的《大唐东都荷泽寺殁故第七祖国师大德于龙门宝应寺龙岗腹建身塔铭并序》石刻,解决了诸多疑难问题。
      首先,该塔铭说明了神会的生卒年月。文云:神会“于乾元元年五月十三日荆府开元寺奄然坐化”,“享年七十有五,僧腊五十四夏。”即神会生卒为684~758,卒于荆州开元寺而不是洛阳荷泽寺。
      其次,塔铭指出是:兵部侍郎宋鼎最先延请神会入洛广开法眼;“安史之乱”之前行迈“江表”。他去世后,由“嗣虢王”李巨,“迎尊颜于龙门”而下葬,时在永泰元年十一月十五日(765),距神会去世已7年矣。
      再次,神会的弟子(“门人”)有慧空(696~773),法瞞等人。《宋高僧传》卷九所载的“京师广福寺慧空”即此人也,然传中却说他是普寂的弟子而未言从师于神会。
      最后,该塔铭提出了一个禅宗传承表,文云:“粤自佛法东流,传乎达摩。达摩传可,可传,传道信,信传弘忍,忍传惠能,能传神会,相承七叶,永播千秋。说般若之真乘,直指见性;谈如来之法印,唯了佛心。”此表比法如碑晚76年,时事已大变矣。神会早在开元二十年(732)滑台大云寺辩论时,即大张惠能旗帜,时法如去世已43年矣,争法统愈演愈烈。
      9.金元时代的“糠禅”⑧
      金、元两代,中国佛教中有“糠禅”一派盛行过,市井工商之徒信之者十居四五,影响可谓大矣。但是,中外佛教史家对此皆无一言道及,不亦怪欤?
      先师向达(1900~1966)为耶律楚材《西游录》作注释时,首次对“糠禅”加以注释,略谓:糠禅是禅宗中的一个流派;刘纸衣大概是创立者;糠禅当起于金代,然其传授源流无可考。
      按:“糠禅”又作“糠孽”,实是含有贬义的俗称。此派之正名是“大头陀教”,由沙门刘纸衣创立于金朝天会年间(1123~1127),先盛行于华北及东北,金末元初已波及到江南、湖广地区。耶律楚材在《寄赵元帅(赵君瑞)书》中说:“夫糠禅,乃释教之外道也。……昔刘纸衣扇伪说以惑众,迨今百年,未尝闻奇人异士羽翼其说者”,足见此派主要活跃于社会之中下层。
      《析津志》载阎复撰《大头陀教胜因寺碑》(立石于大德七年十月,1303)述及其传承云:“大头陀教胜因寺,园通玄悟大禅师溥光所造也。始祖曰纸衣和尚,立教于金之天会。示灭之后,门人嗣法,自河间铁华、兴济义希、双桧春、燕山永安、蓬莱志满、真教猛觉、临漪觉业、普化守戒、清安练胜、白靅妙,一十有一传而至溥光大禅师。”关于此派宗旨,该碑又云:“薄伽梵以贪、瞋、痴为世之通患,须定力以摄之;头陀氏以衣、食、住为人之甚欲,先戒行以节之。由戒入定发慧,定慧胜而贪痴远,贪痴远而佛道立矣。按释典,头陀之义,华言抖擞也,抖擞世缘若尘然。其学以慈俭为宗,真实为据,伏妄想为切务:以为饮食不可以生爱也,……衣服不可以生爱也,……住处不可以生爱也,……启三摩解脱之关,拔六根清净之蠹,尊经卫法本于教,息心了性依于禅,止于观摄,念存乎律,要哉!正觉之司南,真乘之准酌欤!”
      《析津志》又载李鉴撰《寂照禅师道行碑》(立于1231年后不久),有云:“如来以法心付弥勒,弥勒以正法垂世立教而修头陀行。盖取其清净寡欲而自以为足也。自纸衣应世以来,二百年于此,其间慧灯相续,奕世不绝。在燕赵间力行之者,寂照师是已。”
      由上述二碑文可知,大头陀教主旨是以清净寡欲、修头陀苦行、严守戒律为解脱之法门,一反以参禅、念经为修持法门的传统作法,适应了动荡社会中苦难民众的心态与希求,故“市井工商信糠者十居四五”。
      大头陀教的广泛传布,引起了统治者的疑虑和不安,传教约60年左右,即遭禁止。《金史·世宗本纪》:“大定二十八年十月乙丑(1186),禁糠禅、瓢禅,其停止之家抵罪。”金末元初,又遭正统派僧人的痛斥。曹洞宗大师万松行秀(1166~1246)即著《糠禅赋》(约作于1216,佚),耶律楚材作《辩邪论》(约作于1225)以斥之,指责糠禅“撼摇佛教,为患不浅”,称糠禅为“邪说”、为“外道”、为“异端”。
      但官方的禁止和大师们的痛斥未能阻止大头陀教的发展。到了元初,溥光获得了官方的承认,至元辛已(1281),赐以“大禅师”之号,为大头陀教宗师。溥光雅尚儒术,游戏翰墨,交接名流,依附官府,完全背离了刘纸衣的宗旨。溥光以后的大头陀教历史,资料不多。因其渐失特色而与一般禅宗相融和。元武宗至大二年(1309)三月,“罢杭州白云宗摄所,立湖广头陀禅录司”。至大四年(1311)四月,“罢僧、道、也里可温、答失蛮、头陀、白云宗诸司”(并见《元史·武宗纪》),此后则无闻矣。
      10.元初的云门宗法脉⑨
      中国佛教协会编《中国佛教》第一辑“云门宗”条云:“到了元初,其法系便无从考核”,事实并非如此。
      河南省辉县西30公里有白云寺(原名白茅寺),座落于太行山麓。寺东南方山坡间有五级方塔一座,上刻遗山真隐(即元好问,1190~1257)撰《冠山寂照通悟禅师徽公塔铭并引》,介绍了一位云门宗大师澄徽(1192~1245)的事迹。澄徽,俗姓何,山西平定州人(今山西阳泉南)。7岁出家于本州冠山大觉寺。崇庆初(1212)得僧服。先后参拜过清拙真禅师、少林寺志隆禅师、龙门宝应寺定迁禅师,最后入嵩山龙潭寺虚明寿和尚之室,学云门宗。癸末冬(1223)升座开讲。此后住陈留之东林、亳州之普照、汴水之净安、彰德之天宁,又遁居大名,闭门却扫,人事都绝,雅善琴道,且于律诗有功,惟以二事自娱。而学人之来者日多,编茅为屋,乞米为食,有依止岁久而不忍去者,澄徽曰:“今狂解塞路,诚羞与同列。然玄纲之坠久矣,将不有任其责者乎?”乃听学人入室徵诘,开示极为周悉。因而得证者,继有其人。俄以补印《藏经》之功,赐号“寂照通悟大禅师”。度弟子内得法者11人:智*4、子昶、善明、子广、德澄、善惠、惠臻、普琼、净端、子源、道忠。所著《升堂语录》、《解道德经》,并诗、颂、杂文,传于诸方。
      11.蒙古国国师克什米尔高僧那摩[10]
      在蒙元佛教史上,元世祖忽必烈于1260年任吐蕃僧八思巴(1235~1280)为“国师”是众所周知的事;但是,元宪宗蒙哥于1252年以克什米尔(乞失迷儿)僧那摩为“国师”,总天下释教,却是极少被人提及。
      那摩或译写为南无、罗麻、兰麻。河北省正定县隆兴寺慈氏阁右侧有《大朝国师南无大士重修真定府大龙兴寺功德记》石碑,由常山居士赵从证撰文,立于大朝已末四月廿八日(1259)。碑云:“国师南无大士,北印土迦湿弥罗国人。厌世喧扰,悉弃所有,遁迹大雪山之下,修头陀行。止绝爱流,扫荡情尘,念念在道,了不间断。日中一食,止宿眆间树下,慎不再矣,于此十有三年。……迄今苦志,胁不沾席。瓦砾金珠,泥途轩冤。尝发大宏誓:‘普令过去、未来、现在一切有情不落迷津,皆令得入诸佛大解脱门。’始酬其愿,每烧坛持咒,凡有所祷,随念即应。诸国僧众,咸取则焉。……天庭诏至阙下,不三数载,种种善事,惟曰不足。劝行宥书,活人甚多,福田不可量也。宗族上下,相府大臣,尊而敬之如泰山、北斗。累蒙蒙哥皇帝眷遇隆厚,宣召不时。常有异恩,讵可胜计。……癸丑春正月(1253),飞诏南下,……首驻锡于燕……大惬都民之望。越明年(1254),亲临赵国,敬礼龙兴大悲观音圣像。即有座元以下,具备疏文,礼请住持本寺,遂许之。”
      按此“南无大士”就是《元史·铁哥传》中铁哥之叔“那摩”。《铁哥传》略云:铁哥,姓伽乃氏,迦叶弥儿人。父斡脱赤与叔那摩俱学浮屠氏,相携北上,入见太宗(窝阔台)。定宗贵由师事那摩,宪宗尊为国师,授玉印,总天下释教。《析津志·延洪寺条》云:“延洪寺,在崇智门内,有阁,起自中唐。至本朝,那摩国师重修之。”著名的宪宗戊午年(1258)的佛道大辩论,那摩是这次大辩论的促成者之一。《佛祖历代通载》卷二十一记述了此事,内称“宾大师兰麻总统”,即是那摩。
      1962年12月,在北京市崇文区法塔寺东,出土了《大元故太傅录军国重事宣徽使领大司农太医院事铁可公墓志铭》。铁可即铁哥(1248~1313),该志称其为“国师罗麻兄子也”,知“那摩”也译作“罗麻”。
      在蒙古太宗至宪宗的30年间,备受帝室尊崇的高僧有海云印简(1203~1257)和雪庭福裕(1203~1275),但二僧皆未得“国师”之号,只有那摩首先获此殊荣。从中可察知蒙古皇帝在用“僧”上也是坚持“色目人”高于“汉人”的。“乞失迷儿”是31种“色目人”之一。
      12.西天佛子大通法王智光
      众所周知,明初先后册封了三位乌斯藏大法王,即“大宝法王”,噶玛噶举派黑帽系五世活佛得银协巴(原名却贝吉布,1383~1415年);“大慈法王”,黄教宗喀巴大弟子绛饮却杰(原名释迦也失,1352~1435年);“大乘法王”,萨迦派贡噶礼西坚赞(原名昆泽思巴,1349~1425年)。
      但是,鲜为人知的是,还有二位非乌斯藏人被册封为“法王”尊号,这就是汉族僧人智光及其印度藉弟子桑谒巴辣。智光号无隐,俗姓王氏,今河北省盐山县人,生于明至正十五年(1355)。15岁(1369)出家于五台山普济寺(今碧山寺),礼中天竺迦维罗国刹帝利种姓的萨诃咱释哩(此言具生)为师,学三密神咒及传声明记论之旨。
      萨诃咱释哩,穷究三藏五明,自谓语言非究竟法,入雪山习定12年,得奢摩他(寂静),证于迦罗室利尊者。1365年启程北上,经西域高昌诸国,四越寒暑,于1369年抵五台山,驻锡普济寺之东山(后改称普恩寺)。恒山之民,翕然从化。洪武七年(1374),明太祖诏征萨诃咱释哩及徒智光等至南京,住蒋山太平兴国禅寺,开法于京师,赐号“国师”。十四年(1381),国师去世。九月,太平兴国禅寺住持仲羲奏请改寺名曰“灵谷寺”,显密兼弘。
      洪武十七年(1384),30岁的智光奉诏出使西域,宣扬圣化。赴藏3年多,广结善缘,并往尼八剌国(今尼泊尔)、地盠塔国(即尼泊尔南部之释迦牟尼诞生地)访问。
      明成祖永乐元年二月(1403),帝命司礼少监侯显、僧智光出使乌斯藏,往征哈立麻。他们先后到了灵藏、馆觉、必力工、烈伍栋、簇尔卜寺、思达藏等地,并再次现访尼八剌国。智光在第二次入藏的3年多时间里,不但顺利地完成了团结乌斯藏各地领袖的使命,而且结识了中印度高僧桑谒巴辣。桑谒巴辣倾心归服智光,礼智光为师。他们迎请哈立麻(即得银协巴)同回南京。明成祖延见于奉天殿,次日宴于华盖殿并厚加赏赐。
      永乐五年三月,帝命得银协巴为亡父朱元璋、亡母马氏于灵谷寺建普度大会,以申追荐。事毕,册封得银协巴为“大宝法王”,桑谒巴辣为“灌顶圆觉妙应大国师”,智光为“国师”。
      永乐十五年(1417),智光及桑谒巴辣奉诏住北京崇国寺[11]、崇恩寺。明仁宗(1425)又册封智光为“圆融妙慧净觉宏济辅国光范衍教灌顶广善大国师”。宣德十年(1435),智光示寂。1436年,明英宗又追封为“西天佛子”,后又加号为“大通法王”(1467年以前)。智光译有显密经义及所传《心经》、《八支了义》、《真实名经》、《仁王护国经》、《大白伞盖经》等等。[12]
      河北省石家庄市西北方有毗卢寺,寺有《重修毗卢禅寺功迹圆满庆赞碑记》,是五台山大显通寺传法比丘无疑定信知幻老人撰文并书丹、篆额,时在弘治十二年(1499)季秋二十日。碑后有追溯其传承曰:“佛祖:西天佛子大通法王智广。少祖威顺。少祖慧葛纳。少祖师清得,亲教师净贵、道住。嘉靖十四年(1535)六月。”
      这里的“佛祖西天佛子大通法王智广”就是智光(1355~1435)。他的弟子(“少祖”)还有威顺、慧葛纳、清得等人。清得——宝峰净贵——无为道住,又传了三代。
      智光的弟子、印度人桑竭巴辣(1377?~1446),俗称“小西天法师”。在北京崇恩寺时,曾重修庄严救度佛母圣像,山门廊庑。正统四年(1439)敕赐“崇恩寺”名额,礼部鯨付其徒乌羂麻为住持。他还赴五台山重修法藏古刹,砌立大通法王智光舍利灵塔,蒙赐额为“普慈寺”(1444),其徒羂尔麻罗乞塔领礼部鯨为住持。十一年(1446),功毕回京途中,卒于定州上升寺。其大徒弟羂室哩迎全身归京,荼毗,收取舍利,起塔于“西竺(域?)之西北隅”,建寺曰“真觉寺[13]”——这就是北京“五塔寺”的缘起。又建一塔于涿州房山县独树里小西天东峪观音寺(《白带山志》卷七《小西天东峪观音寺重开山碑铭》)。又据《清凉山志》“大圆照寺”条,这里也有“印度僧室利沙者”(“沙者”即“桑谒”之别译)的灵塔[14],原名普宁寺。景泰中(1450—1456)沙加被封为“弘慈大善法王”。
      附记:
      中国佛教协会编《中国佛教》第一辑“法眼宗”条称:“法眼宗……到宋代的中叶,法脉就断绝”。1995年11月10日,我在重庆合川县考察该县东北、渠江边的“二佛寺”时,发现该寺北侧有东、西二塔。西塔铭曰:“法眼正宗再学塔墓”(称法眼十七世,法名愿定)。东塔铭曰:“法眼正宗永桂深塔”(称法眼十八世,法名弘深,道光十七年丁酉立,1837)。又依附近僧墓,可知上下六代排字:愿——弘——统——理——大——周。(附图片一:四川省合川县二佛寺“法眼正宗永桂深塔”)
      相传二佛寺创于南宋淳熙年间(1174~1189)。寺的正门外西侧山崖间,有并列的六座南宋塔龛。自西起1号铭“宋故本师闻公和尚之塔”;2号铭“开山俗叔何钦一(?)郎□之塔”;3号铭“圆寂深公山主和尚之塔”;4号铭“圆寂宣公甫岩和尚之塔”,5号及6号塔铭难辩。
      在二佛寺的明万历十五年(1587)的牌坊上,有“住持僧宗锡、成相,度牒僧行朝、行智,寺僧成才、德聪、德顺、德兴、德富、德王、德贤、德堪、了彻”等等题名。
      笔者推测,自南宋闻公以至明、清,二佛寺即世世传续法眼宗。惟内中详情之稽考,有待新材料之发现也。
      另外,耶律楚材(1190~1244)在《西游录序》中指责“毗卢、糠、瓢、白莲、香会之徒,释氏之邪也!”在研究者心目中,此等派别早已绝灭。不料,1995年9月8日我在辽宁省鞍山市千山龙泉寺考察时,请问接待我们的渡航钦海法师属何宗派时,他说:“属毗卢派”。顿时引起我的兴趣。交谈中,他出示了一个“法卷”,内称“*<公金顶毗卢正宗”,列了四段传法字辈,一段40字;二段36字;三段36字;四段28字,总计140字。“*<公”者是金陵宝*<(418~514)?或皏名于他?惟此“法卷”是今人所抄书者,其所依据者尚待深入调查。要之,“毗卢派”今有存于世间者。(附图片二:辽宁省鞍山市千山龙泉寺渡航保存的*<公金顶毗卢正宗”法卷)。
     
     
      注释:
      ①温玉成:《读禅宗大师“法如碑”书后》,载《世界宗教研究》季刊,1981年第1期。
      ②温玉成:《西行的新罗僧慧超——原来是少林弟子》,载《中国文物报》,1992年10月18日。
      ③温玉成:《华严宗三祖法藏大师身世的新资料》,载《法音》双月刊,1984年第2期。
      ④温玉成:《读“风穴七祖千峰白云禅院记”之后》,载《中原文物》季刊,1984年第1期。
      ⑤温玉成:《新中国发现的密教遗存与密教史上的若干问题》,《世界宗教研究》,1990年第4期。
      ⑥温玉成:《龙门十寺考辩》,载《中州今古》双月刊,1983年第2、3期。
      ⑦温玉成:《记新出土的荷泽大师神会塔铭》,《世界宗教研究》,1984年第2期。
      ⑧温玉成:《金元糠禅述略》,《法音》1988年8期。
      ⑨温玉成:《元好问“徽公塔铭”注》,载《山西大学学报》,1986年第3期。
      [10]温玉成:《蒙古国国师克什米尔高僧那摩》,《中国文物报》,1995年3月26日。
      [11]据清人吴长元编《宸垣识略》卷八“崇国寺”条知,该寺元至元间创立,皇庆元年(1312)修之,称北崇国寺。明宣德已酉间(1429),赐名“大隆善寺”。成化壬辰(1472)赐名“大隆善护国寺”。寺内有天顺二年(1458)碑二,其一《西天大喇嘛桑渴巴辣行实碑》;其二《大国师智光功行碑》。足证二大师曾驻锡于此。今北京新街口大街护国寺。
      [12]智光去世后,安葬于阜成门外马家沟的“西域寺”。上引《宸垣识略》卷十三“西域寺”条云:俗呼三塔寺,明宣德年建。“为灌顶广善西天佛子大国师荼毗之所。其大弟子乌巴迪呢雅宝哩等建灰塔立寺,告成之日,赐名西域。”上述之“灌顶广善西天佛子、大国师”就是智光。又据明代沈榜编《宛署杂记》卷十九“西域寺”条称:“我朝僧雅纳使西域还朝,敕赐为西域寺,吏部尚书曹义记。”则“雅纳”可能是智光的字或别号。
      [13]真觉寺,《宛署杂记》卷十九云:“成化年建,在白石桥。”《宸垣识略》卷十四“大真觉寺条”云:“在极乐寺西。明永乐时,西域中印土僧板的达来贡金佛五躯,金刚宝座规式。诏封大国师,建寺居之。成化九年(1473),诏寺中准中印土式建宝座,累石台五丈,藏级于壁,左右蜗旋而上。顶为平台,列塔五,各二丈。塔刻梵字、梵宝、梵华。”乾隆廿六年重修,有御制碑。按:此“中印土僧”即桑竭巴辣。“板的达”非人名,通指博学之高僧也。
      [14]《释氏稽古略续集》卷三记哈立麻时说“其徒孛罗等,皆封为大国师”。“孛罗”即“巴辣”之别译。
    作者:温玉成   来源:佛学研究